在中国，女性破局离婚的思考

离婚，到底有什么大不了呢？

如果这个问题在人群中当面问出，一定会遭到很多白眼，所以我选择了在文字中详细论述。从法律层面讲，婚姻是一纸契约，任何契约都面临三种选择：一是无条件履约，二是在双方协商后加以修正或补充，然后继续履约，三是在一定条件下解约。

几乎所有的爱侣在婚礼现场都抱定了厮守一生的决心，但当日子过着过着似乎变成不平等条约时，协商解约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对于离婚这件事，中国女性分成了两个鲜明的阵营，对于生活在大城市、学历层次较高、思维结构和价值观念更加独立的女性而言，不行就离是一个对双方都负责的选择，而另外一些价值观念比较保守的女同胞们则依然苦守着痛苦的婚姻，奉行“一忍再忍，实在不行再离”的婚姻策略。

幸福的婚姻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婚姻却各有各的不幸；离婚的理由各有不同，而坚守不幸婚姻的理由却千篇一律：怎么过都是一辈子，再找一个可能更差；孩子不能没有爸爸，孩子需要完整的家……于是，多少鸡飞狗跳、充满戾气的家庭还在争吵中持续，有多少横眉冷对、剑拔弩张的夫妻还在“相看两厌”中坚持。

我有一位女闺蜜，她婚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是一个颇有才情的文艺女青年。婚后，她的丈夫和婆婆结成了攻守同盟，对她的“小资文艺范儿”联手进行改造，意欲培养出他们心目中的“温良恭俭让”，结果遭遇了闺蜜的坚决抵抗。闺蜜的儿子长到七岁时，突然哭着对父母说：“求求你们离婚吧！我受够了！”闺蜜当时已经把自己变成了一架凶悍的“战斗机”，整日在家中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但当她听到儿子的哭诉时瞬间瘫软。七年的打斗已经把家庭变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无辜的儿子则在战火中成长，已经成了需要被拯救的“大兵瑞恩”。如今，已经离婚的闺蜜争取到了孩子的抚养权，又开始了充满“诗和远方”的生活，而那个整天在“乒乒乓乓”打斗中长大的孩子，脸上终于有了开朗的笑意。

李敖在《透露婚姻潜规则》中说，婚姻就像黑社会，“没加入者不知其黑暗程度，加入之后又不敢坦露实情，侥幸逃出来的尚且来不及保命又何敢多言，所以真相内幕永远只有亲身经历才能真正准确地领悟”。当然，怪才李敖对婚姻的认知自有他的特殊成因和文人的夸大其词，但不得不说，一段错误的婚姻确实有其残酷的一面。

幸福婚姻中的女性，不会因为不堪忍受生产之痛而跳楼；幸福婚姻中的女性，不会因为伴侣和公婆在产后的冷漠而携子自杀；幸福婚姻中的女性，甚至不会知道产后抑郁为何物……在这些悲剧的背后，不幸的婚姻才是罪魁祸首。婚姻不是儿戏，但也早已不再是女性人生的全部。虽然离婚伤心、伤身又伤钱，但对于不幸婚姻中的女性来说，离婚不但是一种自我救赎，也是找回自我的途径，更是让自身重聚能量、重新振作、重新认识世界的一个转折。

我们不鼓励离婚，只是希望女性朋友能从不幸的、痛苦的婚姻中走出来，去勇敢追求更美好的幸福。在婚姻中，女性的惰性体现在懒于用脑思考，男性的惰性体现在懒于动手劳作，所以有些女人在家庭中一边被“大男子”们洗脑，一边拼命操劳。越是视野狭小、不能独立思考的女人，对离婚的反应就越像惊弓之鸟。

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婚相当于一个经济共同体的瓦解，所以离婚会有一定的经济成本。但从财产分割的角度来讲，在通常情况下，都是夫妻财产平均分配，如果一方有赌博、家庭暴力、出轨等过错，财产的划分将会偏向于无过错方。这些离婚成本，基本上不会因性别而有所差异。

数千年来，从离婚无门，到“好人不离婚，离婚没好人”，再到“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公众对于离婚的态度演变，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社会对于离婚的态度，比过去宽容了许多，尤其是对那些遭遇了对方出轨或者家暴的一方，更是给予了很多同情，支持他们挣脱不幸福的婚姻。

几年前的热播电视剧《离婚律师》中，有一句经典台词，折射出当今社会对于离婚女性的理解——离婚是为了离开一个不值得爱的男人，这不是咱们的损失，是他的损失，因为他永远失去了一个爱他的女人。只有离开一个错的人，才能遇到那个对的人。

老人们说：“离婚在过去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不但会被人指指点点，甚至在单位分房、工作升迁及人际关系方面都会受到影响。”而今，随着社会宽容度的增加和公众个人素养的提升，离婚的社会舆论成本和个人名誉成本有了显著降低。与此同时，婚姻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也让人们对于离婚的结果，有了更清晰的预期。

实际上，对于女性来说，离婚确实要白白付出一些隐性成本。《青年周末》曾刊载过一篇文章，题为《成功易婚变，中国男人离婚成本低》。该文章指出，在中国，离婚对女性造成的劣势显而易见。表面上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实质却是“男女共同主外挣钱，女性独自理家主内”，女性在婚姻中的许多付出，在离婚时都难以计量：为哺育孩子而忍受身体病痛、身材走样；为经营家庭而牺牲事业、失去社会竞争力……而离婚时，有些女性得到的可能只是一张离婚证书和“男人隐瞒财产后所分得的一半财产”。(https://www.xing528.com)

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于2011年发布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在72.7%的家庭中，妻子承担的家务劳动更多，三岁以下的孩子基本由家庭承担照顾责任，其中母亲承担日间主要照顾责任的比例为63.2%。家务缠身导致女性的社会竞争力大大减弱，离婚时从事较多家务劳动的女性，又不可能就其劳动得到补偿。虽然我国《婚姻法》对于家务劳动的补偿做出了规定，但有一个前提，即“双方签订了婚内财产约定，且财产约定中明确各自收入归各自所有”。《妇女权益保障法》也规定，“女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男方工作等承担较多义务的，有权在离婚时要求男方予以补偿”。然而，“付出较多义务”是一个模糊概念，难以计算，也无法举证。

女性对婚姻付出得越多，自然对婚姻越难以割舍。然而，多数女性对婚姻难以舍弃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对付出多少的计较。相当一部分女性对离婚最忌惮的，是离婚后的“悲惨下场”。婚姻难道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吗？离婚后会像“孤魂野鬼”一样苟活吗？我的孩子怎么能接受没有父亲的生活呢？我只是一个普通女人，失去婚姻等于失去了一切，我的晚景将会多么凄惨！我会孤独终老吗？我会孤独死去，无人知晓吗？这些杞人忧天的可怕的问题，就像一个个沉重的负担，压在很多女性的心头，让她们在纠结与恐惧中忍受痛苦的婚姻。

在亦舒的小说《我的前半生》中，女主角30多岁的年纪，接受过大学教育，居然会因为要面临离婚而倍感狼狈不堪，整日为后半生无以为继而以泪洗面。由此可见，很多女性对离婚的恐惧，是缘于她们坚信，离婚会摧毁她们的前途，让此生无望。这便是“想象成本”的杀伤力，而这些想象中的离婚成本，是传统、文化、教育、环境和舆论等拧成的一股合力。

曾经有两个客户先后来问我：“如何才能摆脱离婚的痛苦？”此时，其中一位已经离了婚，另一位还在离婚拉锯的过程中纠缠。她们都是独当一面、叱咤商海的精英女性，但遭遇离婚时，都哭得像一个委屈的小孩。我感谢她们信任我，向我展示脆弱，我告诉她们：“离婚的痛，主要源于生活惯性被打破后的兵荒马乱。”

幼年时的我们最怕失去，弄丢一个心爱的玩具时，都会觉得天要塌了。因为那个娃娃，是我们的整个世界，娃娃每天陪伴着我们。最心爱的玩具是常态的存在，会让我们安心。如果突然有一天，娃娃不见了，那么心灵该何处安放？于是，我们痛哭，以哀悼那个失去的世界。

当我们渐渐长大，眼界慢慢拓宽，我们的世界里来往的事物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繁杂，此时的我们，哪还有闲暇为一个失去的娃娃而哭泣？然而，在离婚痛苦中泪眼婆娑的女性，就是那个曾经为丢失娃娃而嚎啕的小女孩。对常态的固守和依恋，是离婚后痛不欲生的主要原因，因为常态被颠覆，新的惯性还没能重建。

在传统文化中，离婚恐惧对女性的影响，于无形之中贯穿其一生。从幼年时代起，社会舆论就开始对女子进行教化。安徒生童话也好，一千零一夜也罢，都在向女孩们娓娓诉说：美丽的女孩被王子拯救，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如果没有王子的垂青，灰姑娘的日子将永远水深火热。

但童话并没有说清楚，结婚后的幸福也会变质，一段开端完美的婚姻也可以完结。于是，结婚被直接等同于女子的幸福人生，而一场盛大的婚礼就成为多数女孩的人生终极梦想。这种言过其实的误导，透露着一句潜台词——没有婚姻，便没有幸福可言。

所以，离婚对于多数女人而言，不止意味着婚姻关系的终止，更是一种信念的溃败，一个从童年到成年一直仰望的虚拟幸福城堡的轰然崩塌。不仅如此，有些社会舆论也一直在齐心协力地宣扬挽留婚姻的观点，让离婚在张家长李家短的街坊议论中变成了惊悚噩梦，让离了婚的女人，变成了最值得同情的悲剧主角。虽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生是夫家人，死是夫家鬼”的年代已成历史云烟，但“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的观念，还在顽固地显示着存在感。

面对婚变，能冷静地计算离婚成本的女性很少；离婚后，能淡定从容、泰然处之的女性，则更少，因为大多数人都把离婚与幸福的逻辑搞反了。离婚，不是不幸的结果，而是逃离不幸婚姻的途径；离婚，也不是错误的后果，而是纠正错误的措施和机制。对于一段无药可救的婚姻，离婚本身就是一件开心的事。这不是故作轻松，而是客观描述。

我对沉浸在离婚痛苦中的客户说：“离婚，就像开车走错了路，调个头就好。在生命长途中，这不过是一件平常事。有不少女性，因为调头找对了方向，离婚反而变成了人生的一次华丽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