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经过拨乱反正,广大史学工作者不断开拓创新,中国古代史研究迎来新的春天。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对历史研究的高度重视、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了政治和经济上的保障,中国古代史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对外交流、成果出版等方面都取得了更加骄人的成就。
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更加全面深刻。在社会形态理论上,学者们认识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社会形态作出了更加合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在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理论指导的前提下,中国古代史研究者深入中国历史实际,从具体史料出发研究具有中国特点的历史发展道路,构建自身的史学理论体系。改革开放后,围绕五个重大问题研究,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历史人物评价、民族关系等问题的再探讨,无论是对唯物史观的认识,还是将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都较之前有了明显进步。
研究理论和方法日益完善。改革开放后,中国古代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指导下,在科学汲取古今中外优秀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在新资料大量发现、整理、刊布的情况下,政治史研究、经济史研究、社会史研究、思想史研究、文化史研究、民族史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外关系史研究、历史地理研究、边疆史地研究等都开始形成自身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以甲骨文、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碑刻与图像资料以及众多民间文书为代表的新出文献,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史的史料。环境史、医疗史、疾疫史、社会生活史等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异军突起,让中国古代史学科体系日益完善。(https://www.xing528.com)
学术成果极为丰硕。通史编纂反映着一个时代整体的历史认识水平。郭沫若去世后由尹达主持的《中国史稿》全部出齐,范文澜去世后由蔡美彪主持的《中国通史》顺利完成,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在20世纪末圆满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的面向社会大众的五卷本《中国通史》获得良好反响,曹大为等总主编的《中国大通史》也已面世。这些通史在编纂理念与方法上都有创新之处。此外,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史学史等领域也都有专门性的通史出版。断代史研究反映着历史研究的深度与厚度。自先秦至明清大都有相关著作问世,而且很多是奠基之作,极大丰富了我们对相关断代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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