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历史学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在各个方面都实现了迅速发展,可谓根深叶茂、史苑繁荣。
改革开放后,我国历史学的各个领域,无论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还是世界史、史学理论研究,都呈现繁花似锦的局面,各个领域都有代表性著作问世。至于各具体领域的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更是不胜枚举。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对外关系、法律、军事、民族、生态环境、灾害与救灾等领域,都有大量论著问世。以中国通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为例,就有范文澜、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十卷,郭沫若曾任主编后由编写组完成的《中国史稿》七卷,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十二卷,林甘泉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九卷,龚书铎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八卷,郑师渠总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十卷等。
这一时期我国历史学的发展成就,还体现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了新突破。比如,改革开放后学者们根据大量考古发掘成果,并结合文献史料研究,推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取得亮眼成绩。一些学者根据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辽河流域的考古发现,把中华文明起源概括为“多元起源,中原核心,一体结构”,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再如,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的学科概念发生重要变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现代史。还如,我国学者在创建世界历史研究的学科体系方面有了明显进展。吴于廑提出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这一观点产生了重要影响。(www.xing528.com)
改革开放使我国历史研究工作者与其他国家历史学者有了广泛接触,各种国际性学术讨论对于我国历史学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出席了1980年及以后历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2015年还在山东济南成功举办了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改革开放后国家建立学位制度和博士后研究制度,培养了大量具有相当学术基础的历史学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满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史学人才的需求,也为历史学研究队伍补充了新鲜血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学之所以能取得丰硕研究成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和国家事业的快速发展为历史学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使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从中受益。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基金总额逐年扩大,历史学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项目获得资助。国家还实施了一系列支持历史学发展的重大工程,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等。这些工程的启动和推进,对于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例如,2002年国家启动清史纂修工程,集中政治史、军事史、边疆史、民族史、经济史、科技史、文学史、文化史等领域的老、中、青三代清史专家共襄盛举。在清史纂修过程中,还整理了数量庞大的档案史料和文献资料,编纂出版了“档案丛刊”“文献丛刊”“研究丛刊”“编译丛刊”“图录丛刊”等丛刊。大量档案史料和文献资料整理出版,为学者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对于培养青年历史研究工作者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国家强大实力的支撑,这些重大工程是很难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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