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拥有极其丰富的传世典籍,又拥有大量出土史料,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最大优势。我们既要善于挖掘新史料,也要善于用好已有史料,不断拓展和深化一些领域的研究,使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更为深入。
新史料能带来大量新的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利用新史料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比如,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学者们利用丰富的出土简牍史料,在研究古代事件、官制、赋役、乡里、律令、土地关系、交通、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新成果。利用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以及多种古文书,也收获大量学术成果。同时,学者们对大量传世典籍进行深入阐释,相继拓展和深化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古代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历史文献学、经史关系等领域的研究,成绩斐然,方兴未艾。利用好传世典籍和出土史料,史学还有很多领域可以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比如,公羊学说就是一个可以拓展的研究领域。儒家公羊学说曾经在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扮演过重要角色。公羊学说在西汉时期曾经盛行于世,不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就很难深入理解西汉时期的思想和政治。东汉以后,公羊学说消沉了1000多年,到了晚清民族危机严重之时又再度“复兴”。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更是把它与西方政治学说糅合,变成倡导变法维新的思想纲领。我们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对公羊学说进行系统剖析、总结,发挥其促进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当代价值。类似公羊学说这样值得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研究领域还有很多。我们要大力挖掘新的史料,充分利用已有史料,不断深化对中国历史的认识。(www.xing528.com)
拓展和深化一些领域的研究,离不开研究方法的创新。我国史学界在研究方法上已有不少创新,这是我国史学发展的不竭动力。比如,运用传世文献、出土史料与民族史调查三结合的方法,运用比较研究、历史分析、区域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对于有利于史学研究创新的方法,我们都应当给予大力支持。当然,研究方法的创新又必须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发扬优良学风。惟有如此,研究方法的创新才能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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