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史学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一样，正处在整装再出发、再起航的关键时刻。随着中国不断发展，中国学术正面临一个重要转折点，即依托高度的文化自信开辟出一条本土化的学术道路。对中国史学而言，关键是构建一个本土化的中国史体系。
史学本土化的当务之急是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根据本土的经验和材料，通过大规模的综合概括构建“中国历史理论”“中国史观”，从而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有意识地打破西方中心论，在历史研究中积极贯彻本土化理念。在诸如中国社会形态这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中，从中国本位出发已渐成主流。今天，简单用西方理论框架、西方研究模式来呈现中国整体历史的现象在主流史学界已销声匿迹。这是近年来中国史学给人的深刻感受。把中国历史从西方理论框架中解救出来，脱掉长期穿在中国历史身上的并不合身的“洋装”，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进步。
新时代，中国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我国史学家有着特别的期待，史学家应有更大历史担当，关注和回应现实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文明的一次伟大复兴，那么，即将复兴的文明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内涵、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就是首先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显然，史学家回答这些问题具有特殊优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道路的正确认识，在这方面史学家大有可为。尤其是一些事关国家前途命运重大方略的提出，更为史学家通过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历史课题去深度参与国家发展进程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比如，“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就为史学家提供了参与现实发展的广阔舞台。
中国史学应进一步增强在国际史学界的话语权。作为东亚文化的中心，中国史学曾对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周边国家史学的创立和发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自古以来，中国史籍在周边国家一直广泛流布，《史记》一直被这些国家视为编写史书的范本。中国的史馆制度也不同程度促进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对官方修史的重视。中国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也在中华文明圈内被广泛模仿。这些都说明了中国史学在世界史学史上曾经的辉煌。新时代，中国史学要不断发展，就要在国际史学界增强话语权。近些年，中国史学界为此作出了一些值得赞许的努力，取得一些成效。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中，以往的历史叙述主要是基于美国视角或欧洲视角，其聚焦点都是在欧洲发生的反法西斯战争，没有或很少关注中国在1931年就已经开始的局部抗战，致使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贡献被严重低估甚至完全遮蔽。近年来，中国学者站在中国立场上，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的重大作用等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发出洪亮的中国声音，从而对以欧美为主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体系形成强烈冲击。这可谓中国史学在重大史学问题上冲破西方话语权垄断的一个范例。(www.xing528.com)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发展为中国史学家增强在国际史学界的话语权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对国际学术界来说，研究中国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中国问题正在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中心议题。比如，在第二十二届历史科学大会上，“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就成为四个主题讨论之首。这种情形必将日益促进国际学术与中国学术的对话和交流，也促使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术表现出更多的尊重。中国史学也将在与国际史学界的合作与交流中赢得更大话语权。
《人民日报》（2018年09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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