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学为改革开放提供重要智力支持

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宪法学，在从改革和行宪实践中汲取养分的同时，也以其专业知识和理论内涵，对改革开放进行着积极的思想反哺和智力支持。

改革开放初期，囿于历史和现实的局限，宪法学专业基础相对薄弱，学术研究基本上停留在以解读宪法文本为主的“注释宪法学”阶段，学理论证能力和思想供给能力不足，系统独立、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尚未建立。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一种以宪法文本为基础，注重以宪法的法律性来规范现实政治运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规范宪法学逐渐兴起，学科意义上的宪法学知识体系开始了初步构建。

虽然规范宪法学对增强宪法学的学术性、专业性贡献良多，但因其过于依赖对域外理论的引介与比附，并以基本权利保障和构建合宪性审查制度为主要关切。所以，不可避免地缺乏对中国宪法实践的解释力和行之有效的建设性方案，暴露出其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脱节的缺陷，因而被批评者称为中国宪法学的一次“集体跑题”。这种局面很快引起了学界反思，并带来方法论上的多元发展。政治宪法学、宪法社会学等理论主张纷纷出场，形成了改革时代宪法学研究的争鸣态势，促进了宪法学的日渐成熟和中国主体意识的回归。虽然不同流派的学术立场、学术方法、学术观点存在明显差异，但都为认识和思考中国的宪法现象尤其是改革与宪法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理论贡献。

由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改革举措常常具有先行先试的特征，一些改革举措相对来说缺乏宪法文本的明确依据。这也是1988年到2004年进行四次宪法修改的重要原因，表现出一种宪法对改革进行“事后追认”的特征。这种改革在先、修宪在后的宪法变迁模式，赋予了宪法学进行理论化阐释的任务，宪法学由此承担起将改革共识转化为宪法共识、将改革的政治正当性转化为法律合宪性的学术使命。(www.xing528.com)

在改革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后，改革思路发生相应调整。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将“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结合起来，坚持立法先行，着力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顺利实施。而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无疑首先要求重大改革于宪法有据。这意味着改革与宪法关系随着改革思维和立法模式的变化，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前是宪法确认改革，而现在则要求宪法规范、引领、推动、保障改革，以破除改革阻力、形成改革合力、化解改革风险，确保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这就需要从宪法学的角度对改革进行风险防范和前景预测，对改革决策的必要性、科学性和前瞻性进行讨论审议，以拓宽改革空间，并赋予改革以宪法层面的正当性。关于物权法草案的宪法讨论、关于民法典编纂的宪法基础追问等，都体现了宪法学研究在国家重大立法和改革过程中的积极贡献以及宪法学自身的学术价值。

随着学术意识、问题意识、本土意识在宪法学研究中勃兴，立足中国实际、回应时代需求的宪法学已渐趋成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的理论体系、概念体系、话语体系跃然纸上。这主要表现为：在宪法的本质属性上，强调宪法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在宪法的指导思想上，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在宪法的基本原则上，规定了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等；在宪法的重要内容上，确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领导核心、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奋斗目标，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发展成果；在宪法的制度建构上，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规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等。这些内容塑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的基本轮廓和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