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检验假设8，本研究采用Preacher，Rucker&Hayes（2007）和Hayes（2013）所开发的模型7，来进行Bootstrapping检验。将交易型领导风格作为调节变量引入“组织物质激励/组织发展激励→跨部门协作→组织创造力”的中介模型中，从而形成了2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首先，将交易型领导风格变量引入组织物质激励为自变量的“组织物质激励→跨部门协作→组织创造力”的中介模型。通过Bootstrapping检验，结果如表6-8所示，在交易型领导风格（-S.D）的情况下，中介作用的置信区间包括0（LLCI=-0.077，ULCI=0.293），交易型领导风格在中等时，中介作用的置信区间不包括0（LLCI=-0.114，ULCI=0.190），在交易型领导风格（+S.D）时，中介作用的置信区间也包括0（LLCI=-0.292，ULCI=0.108）。从结果看出，交易型领导风格没有调节组织物质激励通过跨部门协作影响组织创造力的间接负效应。
同理，检验将交易型领导风格引入组织发展激励为自变量的“组织发展激励→跨部门协作→组织创造力”的中介模型。通过Bootstrapping检验，结果如表6-9所示，在交易型领导风格选择最低（-1 S.D）、中等及最高（1 S.D）时，其中介作用置信区间为（LLCI=0.124，ULCI=0.633）、（LLCI=0.161，ULCI=0.644）、（LLCI=0.080，ULCI=0.744），中介作用显著，这表明跨部门协作的中介效应受到交易型领导风格的调节。因此假设10得证。
表6-8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1（组织物质激励×交易型领导风格）
注：*p<0.05，**p<0.01，***p<0.001。
表6-9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2（组织发展激励×交易型领导风格）
（续表）
注：*p<0.05，**p<0.01，***p<0.001。
同理，将变革型领导风格引入组织发展激励为自变量的“组织物质激励→跨部门协作→组织创造力”的中介模型。通过Bootstrapping检验，结果如表6-10所示，在变革型领导选择最低（-1 S.D）、中等及最高（1 S.D）时，其中介作用置信区间为（LLCI=0.235，ULCI=0.889）、（LLCI=0.235，ULCI=0.656）、（LLCI=0.164，ULCI=0.654），即在变革型领导风格下，组织物质激励通过跨部门协作负向作用于组织创造力的关系受到变革型领导风格的调节，假设11得到支持。(www.xing528.com)
表6-10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3（组织物质激励×变革型领导风格）
（续表）
注：*p<0.05，**p<0.01，***p<0.001。
最后，本研究采用同样的方法将变革型领导风格变量引入组织发展激励为自变量的“组织发展激励→跨部门协作→组织创造力”的中介模型中。通过Bootstrapping检验，结果如表6-11所示，在分别选择主管非权变奖励最低（-1 S.D）、中等及最高（1 S.D）时，后者的中介作用置信区间为（LLCI=0.078，ULCI=0.468）、（LLCI=0.067，ULCI=0.388）、（LLCI=-0.015，ULCI=0.407），中介作用不显著，这表明跨部门协作的中介效应没有受到变革型领导风格的调节作用。
表6-11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4（组织发展激励×变革型领导风格）
（续表）
注：*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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