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公共图书馆法,规定公共图书馆由地方税收支持并对所有社会公众免费开放。随后免费开放服务传入美国,近现代西方图书馆思想影响着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创办与发展,加快了我国公共图书馆平等开放的免费服务进程。晚清时期,洋务派、维新派已初步接触了公共图书馆免费服务的理念。1892年,郑观应在《藏书》中提议“宜饬各省督、抚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
戊戌变法时期,新式藏书楼开始向社会免费开放,其中影响较大者,当属校经书院藏书楼、强学会藏书楼以及南学会书藏等。湖南校经书院藏书楼“不论何人,皆准上楼游观”,且看书凭单。新式藏书楼已初步具有近代图书馆性质。1897年,张元济、陈昭堂等人在北京开办通艺学堂,附有图书馆一所,并且规定:“凡在堂同学及在外同志均可入馆纵览。在外同志愿来馆读书者,应请同学作保再由本馆赠一凭单,凡得凭单者,本馆一律优待。”不过,由于清末民主意识薄弱,国人对公共图书馆认知尚浅,并未认识到它是一种社会公平制度,强调图书馆“保存国粹”的职能。所以,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的理念并未成为社会共识,只是在不违碍清朝专制政治的条件下小心翼翼地发展。
五四运动后,诸多学者对图书馆免费服务的认识更加透彻。1912年,出版学家章锡琛批驳收费服务问题,他认为图书馆属公共性质,其费用应来源于地方税收,故馆内图书,自当免费供公众阅览,已经认识到公共图书馆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随着留美一代图书馆学者相继回国,“免费、开放、平等”的公共图书馆精神得以宣扬和传播。1918年,沈祖荣在《中国全国图书馆调查表》中倡导:“应持开放主义,不取分文以资提倡。”刘国钧进一步深入探讨免费服务,提出“图书馆既要大多数人都能入览,最好莫如完全免费”。他意识到图书馆倘若采取收费服务,阅览人数就相对较少,他认为收费服务不利于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随后,关于公共图书馆的认识从现实需要上升至制度层面,正如1934年《图书馆学旨》中所提及的“现代图书馆的特征”之一是“自由阅览不限任何的资格,不纳任何的使费”。1924年,马宗荣从公共图书馆经费保障的角度论述了免费服务的运行机制,他认为图书馆多以公立为本,其费用概由公家设法筹出供给,对于阅者概不收费。故无论贵贱,只要有阅读能力,无不能到图书馆阅书的,揭露了免费服务的平等性原则。1925年,李小缘深受美国图书馆协会会长鲍士伟来华演讲影响,积极推广图书馆免费服务理念,认为“图书馆为人民之自由学校免费学校,或者叫他人民大学也可以的”。此后,他揭示了公共图书馆免费服务的理论基础,从社会职能角度阐述了免费服务的必要性。(www.xing528.com)
1949年以后,我国图书馆事业发生重大转折,1950年2月,文化部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组织条例(草案)》,从此,我国公共图书馆不再隶属于教育部,而是由国家文化主管部门管理,短短几年间,各类公共图书馆都有了很大发展,图书馆数量也大幅增加。1955年,文化部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图书馆工作的指示》,1957年国务院召开第57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此方案的颁布促进了全国性和地区性的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的建立,使不同系统、不同种类公共图书馆之间的协调与协作变得更为便利。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图书馆成为阶级斗争与思想教育的工具,知识的自由与平等利用受到限制。在封闭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中国图书馆学家无法接触国外的公共图书馆理论,直接造成了公共图书馆服务免费却不平等的怪象。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议达成“目前很多图书馆停止借阅的状态应当改变,要积极整理藏书,恢复借阅”,部分图书馆工作得以恢复,但服务对象、内容、时间等方面的限制并未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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