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植新人，推动《追忆似水年华》的出版

1913年，普鲁斯特写出了《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三部，即《在斯万家那边》、《盖尔芒特家那边》和《重现的时光》，虽然那时没有现在七部本中的第二部《在少女们身旁》、第四部《索多姆与戈摩尔》、第五部《女囚》、第六部《女逃亡者》但大致内容、主要线索已经具备了。

作为一个作家，不论他出于何种目的——价值实现或成就期望，或被理解、被印证和认同的心愿——都希望他的作品能出版和能受欢迎。但是，没有一个出版商愿意接受普鲁斯特的作品，而且即使出版，它也不大可能受到广泛欢迎。首先，由于它的表现手法的新异——伟大的创造力总是难以一下子为人理解和接受。人们似乎更习惯巴尔扎克式的对外部世界的一丝不苟、明白晓畅的描写，而不习惯普鲁斯特式的对内部世界的委婉曲折、详致入微的探索，他们由于身陷生活洪流，着眼于人事的表面，用心于相互的关系，忽略隐藏于表面之下的本源，看不到构成相互关系的个体心理衷曲，从而厌烦普鲁斯特这样的病孩子的喋喋不休——事实上，在今天，带有上述欣赏心理和欣赏习惯的人仍然占了大多数。其次，即使出版商与读者接受了这部作品，可由于他们与作者的心理层次及频度不一致——普鲁斯特是在绝无干扰、心平如镜的情形下写出来的，人们却很少能够有这样的心境和环境。至今，几乎每个《追忆似水年华》的读者都慨叹说，这部小说最好在早上，空气新鲜，头脑清醒，无人干扰，心情平静的情形下缓缓阅读。何况，其中倾注了大量哲学思考和精神分析内容，岂是轻易理解、发现得了的？尤其这种思考、分析由于它的过于深入细致，而无法达到确定、晓畅，它不能带给人们结论，只能依靠人们用自己的思维去迎接、去延续——这又不知增加了多少阅读难度。他甚至为了表达那些前所未有的内容而不得不创造一些前所未有的词语。这当然会被定势化了的编辑们一路圈点过去，并最后认定这位作家的肤浅。读者们又何能根据旧概念及语境来判断出这不是错别字？还有一点就是，当时的三部本确实不如现在的七部本完美，有些东西还需经过理性的提炼，人间气息，也就是生活气息还不是那么浓。尤其，最容易为人理解，也最容易引发人们理解欲愿的爱情描写还不充分。象《在少女们身旁》原只是第二卷的一部分，而爱人变成“《女囚》”又变成“《女逃亡者》”这段奇特的、最能显示病孩子心理隐秘和情爱与性爱的激烈冲突的经历，以及围绕这些展示异常恋情（同性恋）的第四部《索多姆与戈勒尔》，都没有象后来一样淋漓尽致地写出来，而这些比首卷开头的“意识流”，比末卷中的大段内心独白和散布全书的许多“自由联想”要更引人入胜得多，有了它们，人们还不一定去仔细琢磨那些高深、玄奥的文字，没有它们，就更是不屑一顾了。这是没办法的事，地道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还因为不被理解而反遭灭顶之灾呢，文学家如果分析议论太深太多，遭到冷落又算什么？时至今日，《追忆似水年华》与其他许多名著相比，不还是“门前冷落鞍马稀”吗？

话又说回来，真理毕竟是真理，苏格拉底死了，他的思想还保存在全人类的头脑里；布鲁诺成了灰，地球还是围绕太阳转；伟大的作品毕竟是伟大的作品，不管它是否完美，它的光芒总如高墙遮不住的春色，要隐隐显示或豁然展开在人们眼前。《追忆似水年华》不仅在今天和将来，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深地理解与喜爱，就是在当时，也有人感觉到了它的异彩。具有远见卓识以扶植新人为己任的出版商贝尔纳·格拉塞，在所有其他出版商拒普鲁斯特于门外的情况下，决定将《追忆似水年华》推向读者，只是要由作者本人出资，且先只出第一部。作为一个精明的出版商，这是无可厚非的，对普鲁斯特而言也不是太为难。出版之前报上发了消息，没有说明这是自费出版物——否则读者心理上的认同程度将大打折扣。出版后，报上又发表了几篇评介文章，使《在斯万家那边》逐渐走向读者，走向知音。1914年，人们已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了普氏文笔的特殊魅力——如同他在小说中多次提到的，习惯常给人带来痛苦，因为不适应违反习惯的情形；也给人带来慰藉，因为适应于新情况的新习惯的形成。文学欣赏也常受习惯制约，人们习惯了某种文风，某种文法，就可能排斥另一类文风、文法的作品；可是一部具有“挡不住的诱惑”的新型佳作，反过来又会改变人们的欣赏习惯。雨果的浪漫主义戏剧《欧那尼》战胜了人们的古典主义欣赏习惯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普鲁斯特的文笔是那样从容、细腻而又切近人情与事理，使读者不得不一反追求情节的常态，去慢慢阅读，细细领会，不时为他的机智、幽默而微笑，为他的深邃、绵密而惊叹，又为自己的领悟而欣喜，为自己的联想而满足。《追忆似水年华》来到人间不久就为人间所接受，相比《呼啸山庄》的多年寂寞可真是幸运多了。究其缘由，正是因为它写的是人与人性，展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理互动，表达的是人的感觉与情绪，让人从多个角度，去体会人间滋味的缘故。

很能说明普氏作品得到社会承认的一个例子是，以介绍新人新作和扶植文学新风为宗旨的、在当时法国文坛影响颇大的文学期刊《新法兰西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有关《在斯万家那边》的评论文章，充分肯定了该书的艺术成就，并为先前拒绝发表该作表示公开的歉意！

6月份，《新法兰西评论》发表了《盖尔芒特家那边》的摘录，7月份接着连载，这些选载章节属于后来的《在少女们身旁》一书。

8月，贝尔纳·格拉塞应征入伍，《追忆似水年华》的出版工作中断。一战即将爆发，人们的注意力都转向时事，此时出版小说也没什么意思了。同时，身体与世隔绝的普鲁斯特思想没有与世隔绝，他仍然自觉地关注人间之事，一战如同当年的德雷福斯案一样使他不能无动于衷。于是，他的小说又多了一项可以充实进去的内容。

从1915年起，普鲁斯特开始对作品的第二部和第三部进行修改、调整和增补。1916年，他与格拉塞断绝了联系，其作品改由新法兰西评论社出版。1918年11月，一战结束不久，《在少女们身旁》出版。一年后，该书以6∶4票击败小说家罗朗·多热莱斯的《木十字架》而获龚古尔文学奖。1920年8月，《盖尔芒特家那边》的第一卷出版；次年4月，第二卷及《索多姆与戈摩尔》第一卷出版，再一年后，《索多摩与戈摩尔》第二卷亦出版。这期间，普鲁斯特有感时日不多，争分夺秒地整理、充实着他的作品。1921年5月，当他在网球场博物馆参观荷兰画展时，突然发病，几乎死亡——这次体验后被用作描述贝戈特临终时的情景。这次死里逃生后，他不顾虚弱的体质和几乎失明的双眼，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创作是他一生情感所寄和事业所在，他已经没有别的幸福感了，只有创作，只有看到过去的时光在笔下重现，他才感到舒适和欣慰。在去世前几星期，他给友人写了一封信，充分指明了创作对于他的意义：

除我以外，大家都在享受大自然带来的欢乐（为此，我也很快活）。我现在老朽不堪，行动不便，说话不清，头脑也麻木，甚至连痛苦消失后的快感也没有了。可以说，我已经失去了自身，我躲到作品中，虽然无法阅读，但还可以用手抚摸它们，就像一只钻营不息的胡蜂。……我现在就像一只胡蜂，蜷曲着，只能在精神世界中，向逝去的时光吐露情感。

由此可见，如果死亡不将他带入另一个世界的话，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创作才能给他乐趣，只有作品才能给他慰藉。也许他的病体需要休养，可那样他的精神就会死去，肉体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作家已失去自我，只有一个充满人类智慧的大脑在运转，只有一支不屈生命之笔在挥动。其实，自母亲带走他的全部欢乐与抚慰后，他早已不是自己了。他的精神和肉体早已分离，一个静止在三维空间，一个飘游进四维世界。当他完成写作，带着他的找回了的时间回到现实时，他终于感到了满足。他抚摸着自己创造的世界，这个真实可感的世界，忘却了一生的痛苦与缺憾，体验到了完全的幸福。对于他来说，客观世界，包括肉体，都已没有意义了。他的精神已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中获得了永恒。

1922年11月18日，普鲁斯特与世长辞。

病孩子的病躯永远消亡了，但他的病态精神，却最终开出了美丽的花朵。人类文明的精华，进入他那聪慧和善于感悟的头脑，借助他那因为病态而异于常人和超于常人的眼光，从人所不能至的角度，以人所不能及的深度，既矫治了他的病态，又使人们隐隐看到了自身的另一面，已经有或可能有的病态。这种病态使得人生幸福超越常态而走向极致，使美走向极致——因为常态的美和幸福不足以弥补病态心灵的缺失，普鲁斯特才为自己创造了至为完美的人生境界。艺术对于人类的意义也就在此：提供非凡的、极致的美和幸福。艺术之花永远在人间，普鲁斯特的精神世界永恒。

1923年，《女囚》（1、2卷）出版。普鲁斯特的弟弟罗贝教授负责出版他的全部作品。(www.xing528.com)

1925年，《女逃亡者》出版。

1927年，《重现的时光》出版。

1928年，普氏《文集》出版。

1930年，《普通书信集》出版。

1952年，《让·桑德伊》出版。

1950年起，“马塞尔·普鲁斯特与贡布雷之友协会”通讯出版。

至于有关的研究文章和专著则就多不胜数，列举不尽了——因为至今还在源源不断地发表、出版。

不论人们的人生经验和理解力与普鲁斯特的独特和非凡的悟性有多大差距，不论这个从身心到生活与常人太不一样的病孩子的世界中有多少秘密，人们都能够从他的作品中看到许多人所共有和人所共求的东西，或者是许多人们可能会有和能够求得的东西，诸如美、爱、幸福，与有关它的误区、缺憾，以及自救与复归。

一部伟大的作品，不论它究竟表现了什么、表现了多少，只要它是关于人的，即使是纯粹只关于个人，它都将揭示或暗示许多人心共同的主题，展现或隐含许多人心共通的秘密。它的艺术魅力将在人间不朽。

病孩子普鲁斯特找回了失去的时间并将它纳入自己的现实世界，化为自己的永恒幸福。虽然他不曾拥有一个完整的人生，不曾拥有一个正常的客观世界，但他创建了一个完美的精神世界，并将它永远留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