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五个失败者不敢面对存在的真相

《墙》是萨特在1939年出版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墙》、《房间》、《艾罗斯特拉特》、《亲密》、《一个工厂主的童年》五篇小说、萨特要揭示五个不敢正视存在的失败者。

《墙》

这篇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其简要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西班牙内战期间，共和党人巴勃洛·依皮叶达与汤姆，若望被法西斯分子逮捕，在监狱里受到审讯。法西斯分子首先审讯伊皮叶达，企图逼他供出他的朋友拉蒙·格里藏身之处。依皮叶达知道格里躲藏在他表兄家里，但他不愿出卖朋友，始终守口如瓶，拒不招供。经过简短的审讯后，他们三人被草草地判处死刑。

夜晚，一个法西斯医生来到牢房，观察这三个被判死刑的人的精神状态。年幼的若望对死亡深感恐惧。汤姆虽然也内心忐忑不安，但仍强作镇定，唠叨不休。依皮叶达则感到万念俱灰，对他的两个难友抱有一腔无名之火，内心感到厌倦。医生表示愿意把他们的遗言捎给他们的亲人，依皮叶达不愿多说一句话，甚至不愿给他的女友留下任何遗言。医生的到来加深了他们的恐惧感与孤独感。死神已经把他们与过去和人世隔绝了。

第二日清晨，法西斯分子把汤姆和若望带出牢房枪决。依皮叶达一人留在牢房里，惶恐不安地听着有规律的枪声。一小时后，他又被带进审讯室，法西斯分子继续审讯他，逼他供出格里。但依皮叶达仍然守口如瓶。审讯官拗不过他，只得命人把他带走，临走时，他们又给他一刻钟的思考，如果到时仍不回答，他们就要立即处死他。

伊皮叶达觉得，对西班牙的事业来说，格里比他重要得多，他宁可自己去死也不愿出卖格里。但在这时候，他已不在乎西班牙或格里的命运，他拒不招供只是出于一种固执。

一刻钟后，敌人又来审问他。他打算在临死之前捉弄一下敌人，便信口说格里躲在墓地。敌人则深信不疑。敌人走后，伊皮叶达为自己能戏弄法西斯分子而暗自得意。半小时后，他被送往大院子，免受处决。傍晚时分，依皮叶达从一批新来的犯人中打听到，格里为了不连累别人，真的跑到墓地藏了起来，结果法西斯分子在掘墓人的窝棚里逮捕了他，并立即处死。

伊破叶达听了这个消息。心中不知是何滋味，不禁放声大笑，泪流满面。

《墙》这篇小说，体现了存在主义的基本原则一：世界是荒谬的，存在是偶然的。小说的结尾是一个高峰，正是通过这个高峰揭示了小说的思想主题。小说的结尾告诉我们：生与死不可捉摸，纯系偶然。主人公伊皮叶达本来已经判处死刑，死亡已定，只是等待着死神的来临。但是法西斯分子又突发奇想，提出以命换命的办法，企图诱使伊皮叶达供出格里。但伊皮叶达决心已定，宁死不肯招供。但在临死之前却又灵机一动，心生一念，要戏弄一下敌人，谎称格里藏在墓地。殊不知，竟然弄假成真。格里果真躲到墓地去了，结果被敌人搜出而枪决。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啊。小说以伊皮叶达哈哈大笑而结束，他笑什么呢？他在嘲笑世界的荒谬，嘲笑人生的荒谬，嘲笑生死的偶然。

“墙”是一种象征，它象征着死亡之墙，它把人与世界隔离，人越过这道墙就死去，留在墙内就生存。墙内与墙外，生还是死，都是偶然的。格里本来可以留在“墙”内而生，却阴差阳错，偶然越“墙”而死。伊皮叶达本来死亡已定，同样出于偶然而生。这正体现了存在主义的观点，人生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总和。偶然即是荒诞，不可理喻的，不可捉摸的，死亡不过是荒诞戏中最后一幕而已。

死亡是这篇小说的主题，人的生命是从荒谬开始的，生命的结束，死亡，也是荒谬的。萨指在《存在与虚无》里有一段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萨特的死亡意识：“我们处在类似囚犯的处境中，这些囚犯不知他们赴型的日期，但他们每天都看到他们的同伴被处死。但这种说法还是不完全准确；应该说我们类似一个死刑犯，他勇敢地准备迎接最后的刑罚，全力要在绞刑架前显出无畏的神情，但就在这期间，他突然被流行的西班牙感冒夺去了生命……。”萨特所要揭示的正是死亡的荒谬性、偶然性，“对于死亡，我不是自由的，但我是一个自由的‘要死的人’。”《墙》这篇小说要说明的是：人就是被判处了死刑而又不知何时赴刑的存在，他没有任何希望逃避死亡。这正是死亡的荒谬性和偶然性。

《墙》用了较多的篇幅来描写主人公伊皮叶达等几名死囚临刑前的心理状态。通过他们面临死亡的恐惧，烦躁和孤独来表现生与死的偶然与荒诞。伊皮叶达并不害怕死亡，小说写道，“我突然清醒过来，光圈消失了，我觉得自己被一个极其沉重的东西碾碎了。我并不是因为想到死，也不是害怕，而是被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扯住了，我的面颊发烧，脑袋疼痛”。但是他始终强烈地意识到死亡，“只消看看板凳，电灯、煤堆，我就感到自己马上要去死了。”

小说《墙》中的伊皮叶达与《恶心》中的洛根丁，都体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观点：存在是偶然的，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但这两个人物还有所不同。洛根丁一直在探求人的价值，追求存在的意义，尽管最后的结论是虚无和荒谬。但是伊皮叶达却只是看到生与死的偶然与荒诞，感到莫名其妙，不可理喻。却不敢正视它，不能积极选择，勇于承担责任，依皮叶达说：“这时，我觉得自己的一生都呈现在面前了，我想：这是一个神圣的谎言。既然生命完结了，那它就一钱不值。”伊皮叶达还算不上反法西斯英雄，在他看来，“任何生命都是没有价值的”。这篇小说，与其说是揭露法西斯分子的残暴，毋宁说是揭示死亡的荒诞。萨特自己就曾经说过，他创作《墙》的时候，“只是简单地站在与西班牙法西斯存在完全对立的位置上。自从当时西班牙战败之后，我对这种死亡的荒诞，比一种反法西斯战斗的纯粹意义还要敏感。”

《墙》发表后，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1967年被改编成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演。

《房间》

《房间》的故事情节大约如下：

达尔佩达夫妇的女儿夏娃与皮埃尔结了婚。彼埃尔是个精神病患者，婚后长期闭门不出。夏娃终日守护在皮埃尔身边，寸步不离。达尔佩达夫妇为女儿感到忧虑，担心女儿的情绪会受到病态的皮埃尔的影响，他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从医生那儿打听到，如果皮埃尔的病情继续发展，三年后必将完全精神错乱。他们深为女儿担忧，千方百计说服夏娃，把皮埃尔送进医院治疗。

有一天，达尔佩达先生去看望皮埃尔，看见房内烟雾弥漫，空气污浊，经盘问才知固执的皮埃尔连窗户也不愿意打开。达尔佩达先生见此情况，再次竭力劝导女儿过正常人的生活，要以正常人的眼光来看待皮埃尔的疾病，建议女儿送皮埃尔去医院治疗。但夏娃拒绝了。

夏娃有她自己的想法，她想方设法了解彼埃尔的思想，竭力仿效他的思维逻辑，但又苦于无法完全深入到他的精神世界中去。她暗自寻思：正常人还以为我与他们毫无不同，但我在他们中间却连一小时也待不住。我需要生活在这堵墙的另一头，但那儿，人家又并不要我。

彼埃尔一步也不肯离开自己的房间，他已经陷入幻觉之中。他把夏娃称作阿伽莎，常常对她叙述自己假想的历史，而且认为自己是某个阴谋的受害者，而夏娃则是这个阴谋事件的同谋，因此他对夏娃充满敌意。他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幻觉，觉得房间里有一群冰冷的塑像在飞舞着，发出低沉的嗡嗡声。每当这一幻觉出现时，他就脸色惨白，汗流如柱，显出万分痛苦的神情。夏娃也逐渐被他那恐惧的心理所感染，似乎也能感觉到正在飞动的塑像。但是她心里明白，这只是一种病态的幻觉。

皮埃尔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夏娃一想到他的病情照此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不禁感到万分惧怕。但她绝不愿亲眼看见丈夫变成一个痴呆，便决心在他变成痴呆之前，亲手杀死皮埃尔。

主人公夏娃实际上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一方面她拒绝了“正常”世界，不过“正常人的生活”，她认为，“正常”世界里是虚伪的，冷酷的，丑恶的。她不能忍受父母所遵循的那个世界的生活。实际上，她母亲的境况在实质上也无异于皮埃尔。因此夏娃拒绝了医生和父亲的建议，宁可与疯子生活在一起。另一方面，她又不能真正进入“疯狂”的世界，她不能化入皮埃尔的错乱的、颠倒的、虚幻的世界。于是夏娃漂浮于看似对立实则互补的两个世界之间，这正是她的悲剧所在。

《艾罗斯特拉特》

这是一篇哲理性极强的小说，从它的题目就看得出来。艾罗斯特拉特是传说中的人物，他是古希腊的一个无赖，为了使自己的名字永垂青史，他放火焚烧狄安娜神殿。于是艾罗斯特拉特就成了“以无赖的行为使自己出名”的代名词了。萨特以这个名字称呼他小说的主人公，显然是寓有深意的，小说的故事情节大致是这样的：

一个心理变态的无名青年，居住在大楼的六层，他常常居高临下注视着街上的行人，对行人怀有莫名其妙的敌视和畏惧。

有一天，他买了一支手枪，从此，他每次出门，口袋里总是放着这支手枪，他觉得自己身强力壮，威风凛凛。

他还是个性心理变态的人，他用手枪逼着一个妓女赤身裸体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以满足他变态的性欲。(www.xing528.com)

他向朋友宣称，他喜欢“黑色英雄”，所谓黑色英雄是指精神错乱的英雄。他的同伴告诉他，这类“英雄”与希腊传说中的艾罗斯特拉特相类似，是会受人诅咒、遗臭万年的。他听了同伴的一番话后，心想：艾罗斯特拉特死去已有两千多年，而他纵火烧毁神庙的举动却至今流传。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是短暂而可悲的，却又不甘心于默默无闻。为了能够名垂青史，他整天沉溺于遐想之中，一连旷工几个星期，终于被解雇了。

他草拟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宣称要用六颗子弹杀死六个人，并表示对人类怀有极度的轻蔑与仇恨。信拟就后，他誊写了一百多份，并按一百多个法国作家的地址写好信封，把信装好，放在抽屉里。然后，他大肆挥霍，过着阔绰的生活。等身无分文时，就把这一百多封信寄出去，转身来到大街上，寻找射击的对象。他犹豫再三，终于选中了一个过路行人，向这位无辜者开了枪。行人见他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无辜，高呼捉拿凶手。他在惊慌失措之中，连连向人群开枪，想趁混乱之机逃之夭夭。但终于在厕所里被人抓住。

这篇小说所要表现的仍然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原则：自由选择。不过这里所描写的是丑恶的自由选择，主人公对人类极端蔑视和仇恨。作者通过这个人物表现了对那些以反人道来标榜自己的恶棍的否定，表现了萨特对恶的自由选择的否定。

《亲密》

这篇小说的内容大约如下：

吕吕的丈夫亨利因有生理缺陷，不能与她过正常的夫妻生活。她的好友利莱特劝她离开亨利，与彼埃尔同居。对此，吕吕一直犹豫不决，因为她已习惯于生活中的一切日常事务，而且心里依然爱着亨利。

利莱特为吕吕不肯离开亨利感到迷惑不解。在她看来，一个女子追求幸福生活是理所当然的。她认为吕吕只是为了不使亨利伤心才仍和他厮守在一起，这未免过于感情用事。她甚至对吕吕的犹豫有些恼火。

一天，利莱特与吕吕相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但她等了很久，仍不见吕吕前来。正当利莱特不耐烦之时，吕吕带着行李神色匆匆地赶来。吕吕宣称她已离开亨利，并对利莱特叙述她与亨利决裂的经过：吕吕认为亨利对她不体贴，对她家里的人粗野无礼。那天上午，吕吕的弟弟罗伯特到他们家来探望，不知何故竟被亨利揍了一记耳光。吕吕见亨利平白无故打人，十分恼怒，一气之下收拾了行李出走。

利莱特听后十分高兴，竭力劝说吕吕同彼埃尔去尼斯旅游。吕吕虽然离开了亨利，但并没有真正忘怀于他。她故意拉了利莱特到亨利每天必定经过的那条大街上的商店去购买日用品，希望能在路上遇见亨利。果然，她们在街上与亨利相遇。亨利见了吕吕，执意要她回家，利莱特也坚持己见，非要吕吕离开亨利不可。吕吕左右为难，不知所措。利莱特深恐吕吕临时改变主意，便一把抓住吕吕，不容分说，拉了就走。这时，刚巧有一辆出租车路过，她们上了车，急驰而去。

吕吕来到旅馆，心中无限惆怅。晚上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对自己这样背离丈夫深感不安。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终于披衣起床，决定离开旅馆去找亨利。夫妻两人相见，十分感慨。

第二天清晨，优柔寡断的吕吕却又不顾亨利的挽留回到旅馆。后来吕吕经过冷静的思考，感到自己有责任回到亨利身边。但她要求亨利和蔼地对待她的家人，并要求给予她更多的自由。她虽然仍想与彼埃尔继续保持暧昧关系，但又不得不写信告诉彼埃尔，说明自己再不能与他一起去尼斯旅游。彼埃尔对此倒深感欣慰，因为他明白，他母亲绝不会允许他随意带了女友去尼斯的别墅度假。可是，作为局外人的利莱特却对此感到十分遗憾。

“亲密”这个题目带有的反讽的意味，就是说，表面看来是亲密，实际则是与亲密相反。主人公吕吕与她丈夫亨利之间的亲密关系不是相互的。吕吕因为亨利的生理缺陷对夫妻生活不能满意，又因日常生活单一死板而厌烦，她实际并不存在亲密。

这篇小说里的男主人公都是被动的附属人物。亨利让步于妻子，皮埃尔让步于母亲，而女人则把男人改造成雄性物，同时女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异化，就是说自己丧失了自己，成为自己的敌人。小说揭示的实际上是一种掩盖真实，囿于日常平庸生活的自我欺骗。

《一个工厂主的童年》

据萨特自己讲，他在1924年认识了一个出身优越的年轻人，在父亲死后成了一个工厂主，这位年轻人便是这篇小说主人公的原型。这篇小说的故事大约是这样的：

吕西安出生在费洛尔的一个工厂主家庭。他从小受到父母的宠爱。由于深受信奉宗教的家庭影响，他总是竭力装得十分听话，亲切，惹人喜爱。但实际上，他生性懒惰，对任何事都抱着冷淡的态度。常常独自沉溺于幻想之中。平庸的生活使他感到异常烦闷。日子一久，他的精神状态起了极大变化。整天懵懵懂懂，甚至还自认为是个梦游病者。

不久，吕西安举家迁居巴黎。到了巴黎，吕西安依然萎靡不振，精神颓唐，他一度打算自杀。后来，他班上来了一个叫贝尔里雅克的新生。贝尔里雅克建议他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吕西安很快和他成了知心朋友。两人经常互相倾吐心中最隐秘的想法。但隔不多久，吕西安就发现他们之间的思想并不完全相同。吕西安生性敏感，他虽与贝尔里雅克一样具有恋母情结，但他要把这种亵渎的感情引起向正路。而贝尔里雅克则以此为乐，自暴自弃，不求上进。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吕西安认识了一位名叫贝尔瑞尔的超现实主义者。贝尔瑞尔有一套所谓“精神紊乱”理论。吕西安很快被他的理论所迷惑，并把他视为知己。不料贝尔瑞尔是个同性恋者，玩异男性，道德堕落。在一次度假旅行中，贝尔瑞尔强迫吕西安搞同性恋。事后，吕西安为自己的丑行深感痛苦。同时又深恐自己从此不能自拔。他不甘心自己堕落成同性恋者。决心与贝尔雅里克和贝尔瑞尔断绝交往，一心读书，准备入学考试。不久他们全家又迁回费洛尔居住。

吕西安在费洛尔生活得十分安静。后来通过好友吉伽尔结识了一位名叫莫德的风尘的女子。同时，他开始与几位反犹太分子频繁来往，成为一个积极的反犹太分子。吕西安对莫德虽怀欲念，但内心又向往一位理想的纯洁的姑娘。可是他终究无法克制自己的情俗，终于使莫德成了他的情妇。

吕西安的反犹太情绪越来越强烈，他和他的伙伴把一个素不相识的犹太人痛打一顿。有一天，他应邀去吉伽尔家赴宴，当吉伽尔把一位犹太青年介绍给他时，他出于骄傲，拒绝与这位犹太青年握手，掉头就走。事后他又感到后悔。第二天，吉伽尔不但不为吕西安的无礼而生气，反而主动向他道歉，说是应该尊重吕西安的信仰。

这样，吕西安不禁有些飘飘然起来，感到自己真正为长为一个人。他踌躇满志，遐想联翩，决意要离开莫德，另寻一个理想的伴侣。同时又盼望着父亲早日归天，幻想继承父亲的事业，奔向锦绣前程。

作者在这篇小说里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个未来工厂主的童年的生活和心理活动。吕西安性格敏感，容易冲动，充满好奇心，然而身心并不健康，他很不安分，常常胡思乱想，他结识恶少爷，打架、或与女人厮混。但他一直在观察、思考、体验自己的存在。他常常陷于困惑之中而不能自拔。他的“顾虑重重”，“困惑不安”和“自我分析”，都是为了寻找存在的价值。他想：“我并不存在。”“他闭上眼睛，听之任之：存在是一种幻觉，既然我知道我不存在，我就只要堵上耳朵，什么也不去想，那么我就会自然消失。可是幻觉是顽强的。”他甚至感到他的父亲也不存在。正是体悟到了存在的虚无，吕西安烦躁不安，想到了自杀。他觉得，“单凭一篇哲学论文是不能说服人们：他们并不存在。需要做的是，要有行动，真正绝望的行动，能够剥去外表，充分显露出世界的虚无的行动。一声枪响，一个年轻的身躯浴血躺在地毯上，一页纸上涂着这几个字：我自杀是因为我并不存在。我的兄弟们，你们也一样，你们都是虚无。”

如果把这篇小说与《恶心》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这两篇小说虽然都体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但吕西安不同于洛根丁，吕西安虽然也与洛根丁一样在思考着存在的问题，在追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他并不能勇敢地正视自己的存在，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要试图观察自己，没有比这更危险的错误。萨特认为，人应该正视存在，而吕西安却自我逃避。萨特写作这篇小说，目的在于告诉我们：如果你感到自己不存在，甚至是一片虚无，那是很自然的，因为人生本来是荒诞的，充满偶然的。但是存在是确定无疑的，是不可逃避的，人应该正视它。

值得注意的是，萨特这篇小说明显地受到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弗洛伊德是奥地利精神病学专家，心理学家，他的理论颇为复杂，但有两条最基本的原则：一是潜意识论，二是泛性欲论。

萨特在这篇小说里，生动地描写了吕西安对外界事物的感受、联想、梦境、幻觉；描写了他的性心理，变态癖好、潜意识、恋母情结等精神分析学上的内容。这说明萨特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弗洛伊德某些理论的实际意义。小说描写了吕西安与有恋母情结的贝尔瑞尔厮混，他向贝尔瑞尔承认自己也有同样的情绪。因此吕西安感到忐忑不定，后来他读了弗洛伊德的著作，感到茅塞顿开，恍然大悟。吕西安“贪婪地沉迷于精神分析之中，因为他明白，这个很适合他，眼下感到踏实了。他再不用心里烦躁不安，总要在自我意识里找寻自己性格可以感触到的表现。”

《墙》这本小说集中的五篇小说，主要着力于对存在的体验和内在情感的描写，并不涉及外部世界的重大事件。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文字的优美。主要是展示人物真实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不敢正视存在，力图躲避存在，这是作者所不能赞同的。实际上他们的逃避总是被无形的墙所阻止，因为存在是不能逃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