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财政维度上的内在危机

西方由中世纪领主国家发展而来的现代国家形态，能够持续发展下去吗？事实上，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而断言它必然灭亡的命运。与马克思同时或者在他之后很长时间，就现代国家的未来这一主题来说，出现了大量的危机论、没落论与崩溃论的预言。基于本书的目的，我们先从财政维度来概括几种有关现代国家发展的危机论，然后再看看奥康纳是怎样从财政视角讨论现代国家不可克服的内在危机的，最后再作一点简单的总结。

已有许多学者从财政维度考察过现代国家的内在危机，这些内容主要基于他们从税收角度、福利支出角度、预算管理角度进行的考察。

西方现代国家在财政上首先表现为税收国家，即以来源于纳税人收入与财产的税收来供养的国家。它自16—17世纪在西方逐渐成形，其中一个表现是，来自非税收的财政收入在比例上逐渐缩小到可有可无的地步，而税收慢慢占据到财政收入的绝对地位。到20世纪上半叶，随着较为公平的直接税制代替了具有累退性质的间接税制，税收国家也达到比较成熟的状态。

可在1917年，葛德雪就从财政方面预言了税收国家的危机。葛德雪认为，从中世纪领主经济中成长起来的现代国家，因为被剥夺了财产而在财政上不得不依靠来自资本主义经济的税收。于是，这样一种没有财产的穷国家很容易被资产阶级操控，以私人资本家与金融寡头集团为首的资产阶级也因此成为“国家中的国家”，利用国家组织来增加自己的利润并扩大手中的权力。在财政上，如果不能把财产还给国家，国家就是最贫困的组织，只能通过间接手段即税收来获取资源，于是国家无力满足甚至最为紧迫的社会需求。这样的国家，事实上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因为它受到普遍性的敌视：“那些掌权的人敌视国家，因为很自然地他们希望国家保持经济上的弱势地位，这样就不会从自己身上过多地征税；那些贫穷的人也敌视国家，因为在自己贫弱之时它无法给予只有共同体才能给的帮助”⁽²⁰⁾。

1918年，受葛德雪上述研究的启发，熊彼特再次阐发了税收国家的危机。在他看来，从中世纪领主国家中逐渐诞生的税收国家，在收入上是受到限制的。这是因为，如果它主要依靠间接税的话，间接税能提供的最大收入是有限度的，越过此限度，间接税收入就会降低；如果它主要依靠向企业利润征税的话也有限度，超出一定的限度，直接税的税收压力将伤害甚至摧毁征税的对象，大大延缓产业发展的进程；国家对个人收入征税也是有限度的，因为此种税收会阻碍资本形成、挫伤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国家靠自己经营取得利润或者借债也是靠不住的，这是由于国家经营能力有限、垄断可能会剥削民众或者其他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财政能力有其界限，它的含义不证自明”⁽²¹⁾。可是，人民的意愿总是要求越来越高的公共支出，“如果有越来越多的权力被用来支持这种意愿，以及最终如果关于私人财产与生活方式的全新思想掌握了所有阶层的人民，那么税收国家就将走完全程”⁽²²⁾，税收国家就会因此崩溃。熊彼特强调说，战争（特别是熊彼特写作时即将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未必会摧毁税收国家，在战争废墟上完全可能重建税收国家；真正摧毁税收国家的，是充满竞争精神的资本主义经济完成其历史使命，那样的话在现实中就会出现不可避免的经济发展放缓。在此时，私人企业失去了存在的社会意义，税收国家也就真正地走向终结。

发端于19世纪下半叶并在20世纪逐渐成长起来的福利国家，也一再受到学者们的警告，认为它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甚至即将要崩溃。

右派学者认为，主要由福利给付构成的财政支出额长期超过已大大提高的税收，从而使国家财政出现了巨额的赤字和长期不可逆的债务。公债的存在推升了市场利率水平、威胁了金融的稳定并造成投资机会的减少；为支持高福利而征收的高税收，抑制了资本投资的动力、阻碍了市场正确有效地发挥作用；高福利还降低了劳动力的流动、放松劳动纪律，促成人的惰性。他们觉得，“福利国家应当为目前的两个危机负责：金融危机放缓甚至逆转了经济增长，并让全世界各经济体深陷泥潭；而债务危机正在影响欧洲、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²³⁾。在他们的眼中，福利国家让福利依赖者掠夺勤劳有创造力的人，同时它“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每一次危机都是一个愚蠢政策的意外结果，这些政策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政客采纳，但他们不用承担自己政策的后果”⁽²⁴⁾。正如在第十二章所揭示的詹姆斯·布坎南的结论，即在大众民主制度下，民众要求更多的福利却不愿意纳税，因福利增加而提升的公共支出只能用公债来弥补，这么做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并最终破坏了社会资本，造成了社会道德的崩溃。因此，如果政府不改弦易辙，放弃福利国家（最多让国家只承担济贫责任），或者至少用宪法规则来约束支出与税收的增长，那么福利国家的危机与现代国家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左派学者也大力批判福利国家，认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弊端的现代福利国家是无法维持的，必须向更高级别的国家类型转化⁽²⁵⁾。

（1）现行福利国家是无效力的和无效率的。虽然使工资收入者生活条件改善，但其制度结构在改变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方面（纵向层面）极少作为（或无所作为），只是在横向层面（在工人阶级内部从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转移收入）发挥作用。它不能消除个体的不幸和产生需要的原因（职业病、失业等），而只是对这些事件的后果进行补偿，如健康服务、培训、救济，但这些措施来得太晚了。

（2）现行福利制度（尤其是美国式福利制度）具有压迫性。为了证明自己有资格获得福利国家的好处和服务，当事人不仅必须表明其“需要”，而且还必须标明他应该得到。这些管制措施，对人造成压迫。

（3）现行福利制度让工人阶级对社会政治现实的理解处于某种虚假状态。由于灌输了一套有关阶级合作的思想，使政治与经济斗争分裂，并使他们持有一种显然越来越没有根据的、有关经济和社会保障持续发展的信念。

日本学者大岛通义从另一个角度即财政管理方面探讨了现代国家的危机。他认为，从中世纪领主国家成长起来的税收国家之所以具有合法性或者说获得人民的认同，是因为采用了严格的预算管理形式，即由民众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机构（议会）对征税行为与支出安排进行严格的管控，这样在制度上可以落实预算责任。可以落实预算责任的国家，他称为“预算国家”。可是在现代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出现了明显的趋势，那就是议会对财政的管控越来越形同虚设。这是因为，随着常任制官僚从事的公共管理活动及掌握的预算技术日益复杂，议会事实上很难发挥真正的管控作用。而且，由于不受议会监控的中央银行活动范围扩大、各种中间组织为政府分担事务与责任、国家主权多元化（对地方分权、向跨国组织转移权力）、代际间负担转移等，预算的责任事实上无法真正地落实。就是说，仅依靠议会的预算管理活动，事实上无法实现民众对政府的真正控制。于是，现代国家原来具有的公共性开始崩溃（或者至少出现了动摇），落实预算责任就成了奢望，预算国家陷入严重的合法性（或认同性）危机之中。大岛先生的原话是，“预算国家的危机的根本在哪里？在于国民对政府行为的‘谅解’发生了动摇，并逐渐地崩溃。我们经常会提到‘财政的可持续性’，而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中最大的威胁正在于这种‘谅解’的动摇”⁽²⁶⁾。

如前所述，奥康纳也从财政维度阐述了现代国家所面临的深刻危机，这种危机源自国家要同时承担资本积累和合法化两大职能：国家既要为资本集中的垄断产业部门的资本家承担大量的社会化成本，如提供基础设施、实施城市改造、治理环境污染、资助科学研究等，以完成资本积累的使命；又要为劳动力集中的竞争产业部门中长期领取低廉工资的劳动力提供福利，以实现政权的合法性。可要承担这样两个职能，国家就要有充足的收入应对必要的支出。按照奥康纳的说法，国家要为此筹措资金，只有三种方法：上调税率、采用通胀性筹款方式（“强行征税”）、发展国有产业并把利润社会化（第40页）。而这三种方法在现代国家实践中都难以实施，因此收支缺口无法弥补，最终造成国家的财政危机。

就是说，现代国家的财政危机在短期看是收支的危机，但它事实上反映了更为深刻的中长期原因，即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第38页）。他指出，这种矛盾就是“从长期看，垄断资本把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本成本和社会费用社会化，但却没有把利润社会化（其实，成本和费用社会化的要害就是增加利润）”（第38页），因此“资本成本的社会化和利润的私人占有会造成财政危机或者国家财政支出与收入之间的‘结构性缺口’，结果就是出现国家财政支出增长快于筹款手段增长的情况”（第8页）。

奥康纳所说的财政危机，显然发生在国家部门这一主体身上。奥康纳概念中的国家部门，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履行日常行政管理任务的国家机构，另一部分是国有企业以及根据与国家签订的合同组织生产的私营企业。前已述及，国家部门之所以扩张，“是因为国家机构和国家签约企业必须向垄断资本提供社会资本，还因为垄断部门的发展回过来又需要国家把更多的资金用于社会费用支出”（第27页）。此外，奥康纳还解释说，还有两个原因让国家部门不断地扩张：（1）国家部门虽然自身生产率增长幅度小，但要服务于生产率增长快的部门，不得不被动扩张；（2）国家部门劳动者的工资由政治决定且与垄断部门的工资挂钩，以致工资水平高、增速相对较快。总体而言，国家部门总是为了服务于资本积累与合法性两大职能而不断增长，“政府的支出难以削减，国家部门的就业也是如此”（第28页）。

奥康纳说，国家部门之所以不断扩大以至于造成财政危机，还应从政治方面加以理解。他认为，在决定国家财政支出与项目的数量、构成、方法和分布等方面，市场机制只发挥很小的作用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国家行政部门根据一系列的政治决策来组织生产”（第61页），而国家机关内部又有多个拥有一定自主权的权力中心，“对于任何税收和财政支出的重大变革，仅在联邦政府这一级也许就有必要考察至少10个机构的反应：众议院的筹款委员会，参议院的财政委员会，国会众参两院的拨款委员会，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联邦预算局，财政部，国内税收局，审计总署，联邦储备委员会”（第62页）。这些机构又分别地受到不同的、相互间难以结成联盟的利益集团的影响，奥康纳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他的意见是，在美国，“国会仍然实际代表着各个不同部门的狭隘的利益”或者说地方和区域或者小资本的利益（第74页），而且“具有阶级觉悟的政客和行政官员影响或者控制着国防部、住房与城市发展部以及卫生、教育与福利部的一些下属机构，还包括商务部、交通部、财政部、国务院、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以及预算局的下属机构”（第64页）。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国家仍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总统和他的重要助手们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必须表达阶级整体（相对于特定经济）利益，并且把这些利益转化为不但是为了满足眼前经济和政治需要，而且还要维系垄断资本与竞争部门资方和劳方之间关系的行动”（第65页）。当然，“全社会的利益”只不过是“垄断资本利益的一种委婉说法”（第76页）。总体而言，为了服务于资本积累、维护社会秩序、赢得民众忠诚，“劳工组织的领导人、企业和国家进行经常性的合作以防范民众社会运动，把集体谈判改造成一种企业计划工具，努力实现高就业和与生产率增长相符的工资水平，并且保持劳动的生产力，以提高私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住房等）水平”（第65页）。换言之，扩大财政支出水平进行社会投资与社会消费几乎是所有各方一致的要求，在财政上就表现为抛弃19世纪的财政原则，“自由国家的预算原则被丢弃：直接税逐渐取代间接税；放弃平衡预算原则；接受不可兑换的纸币本位和借贷融资的新角色；国家财政支出持续增加以及国家经济职能在数量和种类上扩张”（第68页）。这样的财政变化绝非暂时现象，“而是现代经济时代的整体化原则”（第68页）。

在财政上，现代国家的危机首先是因为前文说的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以便以社会资本支出和社会消费支出来服务于资本积累、增强合法性，其次是因为财政收入的增加有限。一般来说，国家获得财政收入至少有以下途径：税收；国有企业利润；公债。“国家可以采用三种通用的方法来为增加预算支出筹款：首先是通过开办国有企业创造利润，然后用利润来支付社会资本和社会费用支出；其次是以未来税收作担保发行债券或者借贷；最后是提高税率或者开征新税”（第169页）。如果以上这些途径都不管用，最后的手段就是通货膨胀。可是，这几种方式都不能有效地增加财政收入以弥补收支缺口，因此这样的财政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无法克服的。

用税收来获取收入是现代国家的主导财政收入形式，在奥康纳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税收财政是（而且历来是）一种经济剥削形式，因而也是一个阶级分析问题”，“税收制度就是特定形式的阶级制度”，“税收斗争是最古老的阶级斗争形式”（第192页）。为了消除（或者说隐瞒）税收结构中不公平的内容以及阶级结构中的剥削性质，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努力构建公平的税收形式。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实现了直接税制对间接税制的替代，其背后的理念是直接税制建立在纳税能力的基础上，而这又体现了公平理念。

奥康纳指出，纳税能力原则隐含的前提是，“国家的财政支出差不多平等地惠及每一个纳税人”（第194页），但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地方、州和联邦预算的重点是由增加生产的社会资本（社会消费资本和社会投资资本）以及社会费用（战争开支和福利）的需要决定”（第194页）。此外，国家又以“改进激励机制”为口号来大量减轻应由资本承担的直接税负，宣称“如果对利润课税太重，那么就会导致资本积累减少，生产和就业增长幅度就会下降；如果危及对有钱家庭和投资者以及他们（垄断货币资本供给）的金融机构的激励，那么可投资金的供给就会枯竭”（第194页）。因此，这样的直接税制往往集中于对流量的收入而非存量的财富征税，“把收入而不是财富使用作为支付能力的一个测量指标明显不利于工人，而是有利于资本”（第194页）。在资本主义世界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没有一个国家对未实现的资本利得课税，尽管它们明显提高了相关个人的纳税能力”（第194页）。所以，现实的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名义上是累进的、理论上基于纳税能力，而实际上是累退的”（第6页）。

奥康纳进一步地指出以下几点：大部分公司所得税由消费者（工人和企业主）而不是公司所有人承担；赠予与遗产税是一个税基极小且相对比较容易规避的税种；商业房地产税也大多转嫁给了承租人或者消费者（或者转嫁给了员工）；工薪税全部转嫁给了员工，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结构提供了很多规避高边际税率的机会，劳动者也不能把个人所得税负担转嫁到利润头上（第195页）。

因此，奥康纳总结说，在现代国家，税收制度实际履行的是两大职能：一是筹集收入以帮助垄断资本获取利润，增加垄断资产阶级的收入和财富，劳动者承受税收负担；二是为社会资本支出和社会费用支出筹款，迫使劳动阶级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并且最终依附于国家（第199页）。他说，“这就是我们现行税收制度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矛盾：一方面，税负大多沉重地压在了劳动阶级身上；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劳动阶级所处的地位，他们需要国家为他们花费越来越多的支出（社会消费和社会费用）。情况也许真是这样：税收剥削越沉重，政府的社会消费和社会费用支出就越多，因而需要进行更加残酷的税收剥削”（第199页）。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是不可能通过增加税收来获得财政收入以缓解财政危机的。

那么，国家可以通过开办国有企业（或者说将利润社会化）来增加财政收入吗？奥康纳的回答也是否定的，“国有企业通常采用国家与垄断资本合伙的方式创建，并且以能加快垄断部门资本积累的方式来管理。因此，国有化和国有企业发展通常既不会产生盈余，也不会导致税收减少和价格下降，而是会导致国家举借新债并加剧财政依赖”（第169页）。

奥康纳承认，虽然从技术上讲，“如果国家在利润率相对较高和稳定的垄断部门创办企业，那么，由此产生的盈余就能用来为一般预算支出筹款”（第170页），但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发展还受制于私人资本以意识形态为由做出的不懈反对”（第171页），它们制造“国家无力管理直接生产性资本的神话”（第170页），美国也因此没有重要的政治力量主张创办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受到垄断资本的坚决反对，垄断资本“抵制国家资本侵犯垄断资本的‘天然领土’”（第169页），只允许国家资本在非盈利性领域存在，“希望国家能保持其财政脆弱性”并“希望国家保持其对税收的依赖”（第169页）。

因此，局限在非盈利领域和国家部门的国家资本，无法产出高于最低“正常”水平的回报率，“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真正的解救国家财政的可能性显然都将不复存在”（第170页）。奥康纳的结论是，“国有企业并没有在财政上解救国家。事实上，创办国有企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加强经济中的私人部门”（第176页）。

在理论上，国家举债是临时性弥补财政收支缺口的手段。在19世纪，国家债务主要产生于战争紧急状态。不过在现代，“国家借贷是为了增加社会资本支出（因此帮助私人资本增加利润）或者社会费用支出”（第177页），“还债的保证就是征税权以及通过增加国民生产总值来扩大税基的可能性”（第177页）。奥康纳承认，国债的增加会赋予国库更多的财政和货币计划权，但“国债的增加通常会加强资本对国家的控制”（第177页）。

奥康纳断言，“无论是地方还是联邦层面的国家债务都会实际增加私人利润，而且还会扩大垄断资本的影响。国债的增加通常不会加剧财政危机，但国家借款也不能缓解财政危机”（第169页）。

通货膨胀是国家获得收入的最后手段，即它放弃真正的借款而通过增发货币来“自我借款”，又可因通货膨胀而致货币贬值来减轻自己的存量债务负担。

不过，奥康纳告诉我们，通货膨胀并不能真正增加政府的收入：一方面，“通胀性预算筹款的一个结果就是推高利率，从而增加联邦债务的还本付息负担”（第180页）；另一方面，因通货膨胀而致垄断部门、竞争部门和国家部门工资上涨，这又进一步带来垄断部门产品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加剧（第180页）。

在美国，虽然“联邦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也曾执行过一种温和、可控通货膨胀的政策，并且利用通货膨胀来抵赖部分联邦债务”（第44页），但固定收入者（国家部门雇员、政府服务对象、小企业主和其他人士）成了通货膨胀的受害者，而且通货膨胀会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而且，在通货膨胀的状态下，国家往往难以发售债券（州和地方政府更难发售债券），事实上加剧了政府筹资的困难。

因此，在奥康纳看来，通货膨胀实在不是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可取方式，反而会进一步加剧财政危机。

奥康纳指出，“财政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社会危机：经济和政治对立不但导致劳资双方剑拔弩张，而且还分化了劳动阶级”（第42页）。作为解决财政危机的最后手段通货膨胀，不但未能缓解财政危机反而加剧了社会危机，因而“今天，通货膨胀和财政危机令垄断资本和国家非常头疼”（第45页）。于是，资本主义国家想方设法改良制度，以克服财政危机。不过，这样的改良是有限度的，在未来只有向新的国家类型升级才能最终克服现代国家的根本危机。

针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危机，奥康纳认为现有的改良措施是有限度的。

奥康纳告诉我们，要缓解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理论上国家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通过策划经济的“管理型衰退”来收缩整个经济；第二种方法是推行工资和价格管制；第三种方法是通过与垄断资本合作的方式来提高私人部门和国家部门的生产率（以便在国家部门降低成本并缓解财政危机）。可是，“要想成功地采用其中任何一种方法，几乎都要求全社会生产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第45页）。

奥康纳指出，这三种方法都有负面效应或者问题，因而难以解决甚至缓解财政危机（第45—49页）。

（1）实施管理型衰退。就是说，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减少总需求、增加失业并削弱垄断部门和国家部门工会的力量。表面看来，这一方法有助于缓解通货膨胀，但它有以下的负面效应：减少总需求和销售收入，导致部分产能闲置，进而降低劳动生产率并提高单位劳动成本，最终导致一种特别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增加失业或导致就业不足（特别是在竞争部门），增加依赖国家预算生活的人的数量；减少总工资和利润、缩小税基并削减税收，从而大大减少预算收入。

（2）进行工资和价格管制。这一措施的效果与管理型衰退相似，可以控制工资成本，降低物价上涨趋势，减轻财政危机，但它会遭到工会的坚决抵制，因而是垄断部门与国家部门难以完成的任务。另外，它还“把生产一线的劳资对立转化为国家与劳动者之间的冲突”（第47页），进而带来国家合法性的危机。

（3）促进垄断部门和国家部门合作以提高生产率。这似乎是唯一可能的选择。不过，奥康纳指出：提高竞争产业的生产率不切实际，因为各竞争产业企业数量多、生产规模小、经济整合度相对较低。除了战争时期，国家在垄断部门进行直接投资的做法也不切实际。而国家能做的，只有致力于提高国家部门（包括国家签约企业拥有的设施）的效率，并且间接帮助垄断部门提高生产率，但这样的“生产效率既难以测量又很难提高”（第49页）。

在奥康纳看来，国家能够通过加快发展前文提及的社会-工业综合体来缓解财政危机。他指出，“社会-工业综合体加速发展的一个预期长期结果是整个经济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应该有助于缓解财政危机，因为从经济产能增加的角度看，政府财政支出的每一分钱应该会变得更加高效，因而会增加总收入、扩大税基和减轻预算筹款负担。换句话说，社会-工业综合体的基本用途就是使得国家部门更加接近垄断部门这个从生产率增长角度看充满活力的部门”（第210页）。不过，奥康纳指出，由于以下原因，社会-工业综合体的发展在美国也是有限度的（第210—215页）。

首先，竞争部门的资本几乎无法得益于社会-工业综合体。这是因为，竞争部门是依靠增加就业而不是大规模投资、资本密集型技术或者尖端技术来扩大生产的。此外，这个部门对于管理人力资源的要求相对较小，因此小企业主通常并不关心高等教育、研发和类似支出，他们甚至敌视教育事业，因为高等教育的发展会减少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低工资、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的供给，可他们还要被迫为此缴税。(www.xing528.com)

其次，劳工组织也反对或者不关心社会-工业综合体的加速发展。竞争部门的工会（首先是建筑业工会）总是付出有份而收获无缘；垄断部门的工会最大的可能是不关心，也有可能反对，因为它们的会员缴纳的税款被用于社会-工业投资和计划，再说非会员剩余劳动力会由此获得大量的新的就业机会。想要使社会-工业综合体能够运转起来，国家就必须对垄断部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起来的“自由”集体谈判制度进行重大的变革（或许干脆就是完全废弃）。

再次，现有的军事-工业综合体会加以反对。一方面，大量从国防承包合同获利的资本家会反对，因其利益受社会-工业综合体发展的影响而受损；另一方面，过去巨额军事开支对经济稳定与社会稳定有作用，减少这方面开支也会因其负面作用出现而受到反对。此外，依托于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大量员工与小企业主，也会表示强烈的反对。

最后，奥康纳认为全面发展社会-工业综合体所需要的政治-经济系统外围的巨大变革也不具备条件。比如说，国会控制于不关心甚至反对社会-工业综合体的利益集团手中，现有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个政党所代表的阶级阵线往往反对现状的任何变化（尤其是隐含在社会-工业综合体中的变化）等。

奥康纳的结论性意见是，“资本主义改良的终极范围和限度将取决于目前正在进行的旨在形塑社会-工业综合体的政治斗争和运动”（第215页），“财政危机是否能够通过社会-工业综合体得到缓解，取决于大资本和联邦行政部门是否能够说服地方政府提供合作或者迫使地方政府接受合作”（第216页）。

那么，国家的财政危机能通过税收的最终增加而解决吗？到《国家的财政危机》一书接近尾声之际，奥康纳再次回到这一问题。他的答案仍然是否定的，不过此次奥康纳主要是从税收斗争的角度来分析的。他说，“反对税收剥削的政治斗争才是今天唯一有意义的抗税斗争形式”（第217页），而所谓的税收斗争就是“通过选举把‘大肆挥霍者’逐出政府，组建政治运动组织，把拒绝纳税作为一种政治觉悟行动”（第217页）。奥康纳举例说，“郊区居民发起的抵制增税、鼓动取消房地产税、市区-郊区冷战的行动以及各地和全美的税改倾向（更不用说避税和逃税行动）”（第218页），都是税收斗争的表现。这样的税收斗争，源自以下两个因素：民众的税收水平和税收结构不公平意识不断提高；对一般财政支出重点的批判（第219页）。

虽然由于开征新税以及个人所得税税率调整等原因，税收水平有可能会提高，但税收的增加也是有限度的，因为在政治上“多数被调查居民并不赞成通过增加税收来扩大任何政府项目”（第222页）。他引用藤田昌久的话说“一旦纳税人的政治和社会抵制严重到政府无法强制增加税负的程度，税收就会实际达到极限”（第221页）。右翼势力向来反对增加税收，而进步的左翼势力“正在打破自己对税收问题的沉默，并且开始把税收剥削和预算支出重点联系起来”（第223页）。正像奥康纳在《国家的财政危机》开篇不久就提到的，“每个经济和社会阶层及群体都希望政府在越来越多的事情上花费越来越多的钱，但就是没人愿意缴纳新税或者按更高的税率缴纳旧税。其实，几乎每个人都希望少缴税，而且很多群体采取行动成功地达到了减税的目的”（第1页）。正因如此，我们不可能指望通过税收的增加来最终解决财政危机。

所以，奥康纳对现代国家的未来前景是悲观的。他一再表示，现代国家的财政危机是“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出现结构性缺口的必然结果”（第210页），“资本主义制度将在国家财政力量耗竭之时寿终正寝”（第247页），“解决这种危机的唯一永久性方法就是社会主义”（第210页）。他的意思是说，目前这种样子的现代国家将因财政危机而无法持续，解决国家财政危机的前景在于让现代国家向更高阶段转型或者说升级。

确实存在着现代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危机吗？应该说，从财政角度概述的现代国家危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但是化解这样的危机，可能仍然脱离不了国家制度的帮助以及对国家制度的进一步构造。正像波兰尼批评自由主义经济学时说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幻想只要摆脱权力干预，市场就能为人类带来自由，但是“没有权力和强制存在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没有强力作用的世界也是不可能”，而且权力及其施加的强制实际上“是扩大和加强自由的唯一手段”，“规制和控制不只是使少数人，而是使所有人获得自由”⁽²⁷⁾。这样的看法，同样可以用来描述财政制度在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的作用，也可依此期许未来财政制度所能发挥的作用。

大致上，在现代国家的未来发展中，财政制度将能够为化解或至少缓解现代国家中存在的危机服务，并为人的生存繁荣与自由扩大发挥作用。至于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最终会产生出什么样的国家制度，目前的国家制度是否会继续存在、在财政上何时会出现现代国家的终结，尚未可知。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都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²⁸⁾。

(1)　詹姆斯·奥康纳著：《国家的财政危机》，沈国华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下文本中凡直接引用自该书的，只以文中夹注形式注明页码。

(2)　伊恩·高夫著：《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古允文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5年版，译序。

(3)　何畏：《国家职能的嬗变与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詹姆斯·奥康纳的国家财政危机理论》，《学术研究》2010年第6期。

(4)　何畏：《国家职能的嬗变与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詹姆斯·奥康纳的国家财政危机理论》，《学术研究》2010年第6期。

(5)　考夫曼著：《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王学东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20页。

(6)　艾斯平-安德森著：《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郑秉文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7)　Francis G.Castles，etc.edit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Welfare St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5.

(8)　巴里著：《福利》，储建国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

(9)　Gertrude Himmelfarb，The Idea of Poverty，Alfred A.，Knope，Inc.，1983，P4.

(10)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3页。

(12)　刘娟凤著：《福利国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13)　刘娟凤著：《福利国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14)　奥菲著：《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页。

(16)　Francis G.Castles etc.edit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welfare St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9.

(17)　Francis G.Castles etc.edit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welfare St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38.

(18)　刘娟凤著：《福利国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19)　刘洁著：《私人资本成本社会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制度演进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20)　马斯格雷夫、皮考克主编：《财政理论史上的经典文献》，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3页。

(21)　熊彼特：《税收国家的危机》，载于格罗夫斯著：《税收哲人：英美税收思想史二百年》附录，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22)　熊彼特：《税收国家的危机》，附录于格罗夫斯著：《税收哲人：英美税收思想史二百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23)　帕尔默编：《福利国家之后》，熊越等译，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序言第23页。

(24)　帕尔默编：《福利国家之后》，熊越等译，海南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25)　奥菲著：《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26)　大岛通义著：《预算国家的危机》，徐一睿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前言第2页。

(27)　波兰尼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217—218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