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格雷夫、布坎南与《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研究

《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这本书，是在为期一周的会议文献基础上编排而成的。严格地说，它并不是一本标准的学术著作，称其为经典也有些过誉。可是，参与本次对话的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两人，实在是太经典了。事实上，若排除掉这两位财政学大师，20世纪的财政思想史就不知如何写作了。基于此，两位大师在会议上对自己学术经历与学术思想的介绍，尤其是二人在基本财政问题上的交锋，也不能不变得“经典”起来。而且，对于读者而言，通过阅读二人的对话录来了解他们的思想，也相对容易一些。这是本书最终选择该文本的原因所在。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本书的主要对话者之一，马斯格雷夫教授。

马斯格雷夫（Richard Abel Musgrave，1910—2007），是20世纪最重要的财政学家之一，公共经济学的主要奠基者，也被一些学者称为现代财政学之父。

在《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一书反映的五天会议的第一天，本次会议的主持人介绍了马斯格雷夫这位大师，马斯格雷夫本人也叙述了自己的部分经历。我们这里再简单提一提。马斯格雷夫出生于德国的柯尼希施泰因（Königstein），父亲的职业是药剂师（chemist），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和翻译家，爷爷是语言学教授，母亲的家族从犹太教改信为天主教，因而马斯格雷夫有犹太血统。在慕尼黑大学就读期间，马斯格雷夫从文学领域（他曾梦想成为舞台指导）转到经济学领域，并于1931年转到海德堡大学学习，第二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33年，他交流到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学习，在此获得了第二个硕士学位。1937年，马斯格雷夫从哈佛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941年。后来，马斯格雷夫在华盛顿作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从事研究工作到1947年。在这之后，他先后任教于美国几所著名的大学，像密歇根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与此同时，马斯格雷夫还多次担任美国政府的顾问，并担任了玻利维亚、韩国等很多国家的经济顾问。他是美国人文和科学院院士、美国经济学会成员、财政学国际学会荣誉主席，还获得了包括“弗兰克·塞德曼（Frank E.Seidman）政治经济学奖”在内的多项荣誉，以及多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财政学国际学会”还以他和他夫人的名字，于2003年创设了一项奖项，以表彰他的贡献。1981年马斯格雷夫退休，并于2007年去世。

马斯格雷夫教学与研究的领域，集中于财政学基础理论、税收政策与经济发展、税制改革等。马斯格雷夫的一生，为财政学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著作《财政学理论》（1959）为财政学奠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在过去的几十年内已成为财政学领域的里程碑式的经典名著”（第4页）。与他的妻子佩吉·马斯格雷夫合作编写的教材《财政理论与实践》（1973），多年来在美国高校中广泛使用。著名财政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在2007年1月20日《纽约时报》的评论中，将马斯格雷夫的主要贡献概括为，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将财政学从描述性和制度性的研究转化为使用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工具来理解税收效果的第一人。马斯格雷夫的论文《财政自愿交换论》（1939）是财政学公共产品理论的奠基作，也是财政职能三分的起源处。他的论文《预算决定的多重理论》（1957）奠定了财政学中优值品理论的基础，该理论至今仍在财政学中被广泛讨论，当然也激起了很多批评，包括在此次会议上布坎南当面的批评。他与多玛（Evsey Domar）合作发表的论文《比例税与风险承担》（1944），可能是经济思想史上被引用得最为频繁的文章。马斯格雷夫也是倡导政府积极干预主义的主要学者，在我们选择的文本中，大家可以看到他始终认为政府应该是实现社会正义和有效经济增长的工具。

马斯格雷夫为何如此杰出？在《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文本中，马斯格雷夫是这样形容自己的学术背景的，那就是“我的思想深深扎根于一种丰富多彩的思想体系……这种混合的学术体系对我而言大有裨益，并且使我多少有点与众不同”（第22页）。他的思想中混合了德奥学派、意大利学派和瑞典学派的学术思想，而且德国魏玛共和国理想与德国历史上表现良好的财政当局的经验对他也有深刻的影响。

接下来再看看本书的另一位主要对话者，布坎南教授。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Jr.，1919—2013），生于美国田纳西州默弗里斯伯勒（Murfreesboro），是20世纪美国最主要的财政学家之一，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他也因此获得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研究和著作集中于公共财政，并在公债、投票、宪政经济学和自由理论方面贡献颇多。

布坎南出生于美国内战中战败的南方，祖父辈对于战争刻骨铭心的痛苦感受深深影响了他，这是他对政府权力终身保持怀疑和警惕的成长背景。虽然出身名门（他的祖父曾任民选的田纳西州州长），布坎南却家境贫困，负担不起更高的学费，只能就读本州的师范学院。1940年布坎南大学毕业，获得数学、英语文学和社会科学（含经济学）三个学位。一年后，他从田纳西大学获得科学硕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坎南从军服务。战后他回归学术，在弗兰克·奈特指导下，于1948年从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为《联邦国家中的财政公平》）。布坎南先后任教于弗吉尼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弗吉尼亚综合理工学院，1983年后受聘为乔治·梅森大学的教授。他是前面提到过的哈耶克所组建的“朝圣山学社”成员（一度担任过主席）、卡图研究所的资深成员，并获得过无数的荣誉（当然最有名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布坎南成长的环境中，平民主义思想的氛围一直非常浓厚。这种思想痛恨东部（以首都华盛顿为中心）的当权派，反对强盗般的工业巨头和金融寡头（以纽约为中心），因而布坎南鄙视东海岸知识精英的情绪来自于此。他坚信针对个人自由的政治约束应该降到最低限度（但不能降到无），在奈特的市场运行自发协调原理、维克塞尔对假设政府为仁慈君主的批评以及对集体决策规则的强调等思想影响下，布坎南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特别是在1955—1956年期间，布坎南作为富布莱特学者访问了意大利，奠定了他关注财政决策的政治结构、政治学模型化的终身学术取向。布坎南一生著述颇丰，有20多本著作、300多篇文章，主题集中于财政学领域，但涉及许多方面。他的主要著作几乎都已翻译成中文，如《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文本中提到的《同意的计算》《征税的权力》《规则的理由》《自由的界限》《赤字中的民主》《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等（其中《征税的权力》《规则的理由》二书合集在中文版《宪政经济学》中），另外文本中未提及的如《民主过程中的财政》《宪政秩序的经济学与伦理学》《宪政的经济学阐释》《成本与选择》等也已出版中译本。他的自传性文集《胜过耕田》（1992），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他的生平与著作的进一步信息，此处不再多说。

布坎南是以“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创始人而闻名于世的，而公共选择理论又被进一步地理解为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的一个派别，或者说是“政治经济学的弗吉尼亚学派”。在经济学（特别是财政学）领域，过去通常将政府假定为坐等经济学家提供政策建议的仁慈君主，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天然追求者。这样一种假设虽然受到维克塞尔和一些意大利学者的批评，但布坎南发现，直到他的时代，该假设仍占主流地位。于是，他在学术上呼吁摒弃将政府假设为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追求者，坚持将经济人分析方法贯彻到研究政治家和官僚的行为中去，他认为是这些人行为的合力才构成政府的行为。在他的影响下，经济学广泛兴起了对投票、选举、官僚政治等行为的研究，探索在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基础上，政府行为（或集体行为）是如何从个人行为合力中产生的。在科斯影响下，企业理论也取得了进展（即企业也非天然的利润最大化追求者，企业行为是企业内主体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合力结果）。于是，经济人假定这一分析工具统一了对市场、企业和政府三方行为的研究。不过，对公共选择理论集中于探讨制度内的选择行为，布坎南在后期越来越不满意。在他看来，投票人、政治家或官僚的行为最终决定于制度，而制度本身是可以选择的。只研究制度内的选择而不研究对制度的选择，忽视了规则或程序在政治中的意义。“对制度的选择”事实上是一种立宪行为，因而后来布坎南对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更多地侧重于探讨规则和制度得以选择或者产生的过程，他将这样的研究取向称为“宪政经济学”或者“财政立宪主义”。在他的影响下，加利福尼亚州和美国其他地方的公民，兴起了平衡预算宪法修正案的运动（即在宪法中加入强制性预算平衡的条款，以约束政府行为）。

这场讨论会的主持人，强调了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二人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都受到了用德语写作的瑞典学者维克塞尔的影响，“威克塞尔⁽²⁾是联系两位大师的桥梁，如果我们将他称为这棵不断演进的公共经济学大树的共同先驱也绝非过誉之辞”（第5页）。为什么说维克塞尔是联系两位大师的桥梁呢？这是因为，从维克塞尔1896年发表的《财政理论考察》那篇论文中，“布坎南发现了个人主义方法论、经济人的原理以及他一生的著作都充满了的最具特色的将政治视为交易的观点”，而马斯格雷夫在维克塞尔和他的学生林达尔那里发现了自愿交换的观点和政府职能的划分（第5页）。在结束为期五天的讨论时，主持人再次强调了维克塞尔给二位大师理论体系上造成的影响，只不过又强调二人分别继承了维克塞尔思想的不同方面：布坎南继承的是“作为交易过程的政治”这种思想，认为它“体现了独立存在的个人走到一起只是为了做那些互惠互利的事情”，而马斯格雷夫更多继承的是维克塞尔“对公共产品的研究方法以及根据这种研究方法维克塞尔推导出来的公共产品应该免费供应的结果”（第193页）。这两种区分，反映的就是本章开始说的规则至上和结果至上的不同方面。(www.xing528.com)

大致可以说，从这两位大师的成长背景看，欧陆国家的政治实践与学术思想的影响他们成长过程的共同因素。布坎南学习了德语和意大利语，曾在意大利访学，可以直接阅读欧洲学者的原著，并将维克塞尔的德语论文翻译为英语⁽³⁾。他是这样来描述自己的知识背景的，“奈特对于经济秩序结构特征的强调，威克塞尔对于集体决策规则能被调整以产生没有剥削的普遍偏好的结果的论证以及对经济学家们含糊不清的政府模型的批评，意大利经济学家对政治家动机的实事求是的研究——这些因素与我自己对自由主义的支持，对经济学家对政治现实的视而不见的反对以及我对阿罗不可能定理的观点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我研究和探索的知识背景”（第15页）。特别是维克塞尔的观点，对布坎南的影响颇深，正如他强调说，“威克塞尔的异议对我的思想就像真正的音乐一样，在我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形成的几个影响因素中，威克塞尔占有重要的地位”（第14页）。与布坎南相比，马斯格雷夫受欧陆财政学的影响就更明显了。他本人就是德国人，在德国成长并在海德堡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在成长过程中，马斯格雷夫深受魏玛共和国政治理想的影响，他评价曾用最美好的政治设计来建立的魏玛共和国说，这“是人类历史中的一次创举”，并追问“如果没有魏玛共和国，德国的历史将会怎样”（第23页）。而且，他一直浸染在德国财政学的传统中，特别是阿道夫·瓦格纳“一贯赞成的政府部门的职能对社会有益”（第4页）的观点始终是马斯格雷夫著作中的特色。在德国国家现代化历程中，“高效和运行良好的财政当局的形象一直保持着”并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在19世纪最后十年（即在德国财政学的全盛时期）。这一历史印象，深深影响了马斯格雷夫对政府形象和财政职能的设定。所以，他竭力反对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学者给政府设定的另一种形象，认为“在懒散的官僚、追求自我权力膨胀以及腐败的官员的假设下建立的政府模型却描绘了一幅充满偏见的景象”，并抱怨说“这种模型的传播对于民主社会中的好政府具有破坏性”（第27页）。

《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一书的英文名为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Choice：Two Contrasting Visions of the State，英文版出版于1999年，中译本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译者为类承曜。将英文版副标题所用的“Contrasting”一词译为“截然不同的”，可能不太准确，因为马斯格雷夫与布坎南在国家问题上看法差异虽然较大，但并没有大到“截然不同”的地步。所以，此处若将该英文单词译为“对比鲜明的”或者译为“差异极大的”，可能更为准确。

1998年3月23至27日，在德国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即慕尼黑大学）的经济研究中心（该中心由马斯格雷夫帮助创建），举办了一场为期五天的讨论会。在本次讨论会上，布坎南和马斯格雷夫分别提交论文，然后二人针对对方论文进行评论，最后再与其他参会者一起共同讨论。在整理论文稿件与讨论录音的基础上，整理人再将稿件送交原作者和录音当事人核对，由此形成的文字最后结集出版，得到《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这一文本。

《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一书在文本的编排上，按五天的时间顺序进行。在第一天，先由主持人汉斯—沃纳·新（Hans-Werner Sinn）对两位对话者进行介绍，这形成了该书的导论；然后两位大师分别介绍自己的思想渊源与学术经历，并特别地跟大家一起分享对财政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尤其应注意布坎南对普遍性规则的强调和马斯格雷夫对公共品供应两种模型的说明）；最后是有部分听众一起共同参与的讨论。除了这第一天的内容外，其他四天，有两天是马斯格雷夫宣读论文、布坎南答复，另外两天则换成布坎南宣读论文、马斯格雷夫答复，每天的最后环节都是有听众参与的讨论。注意，会议参与者大多也是著名的财政学者，如佩吉·马斯格雷夫、尼斯卡宁等人。听众参与时各自讲述的内容，也基本上被收录到文本中来。

在第二天至第五天，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探讨的主题有以下几个。

（1）“财政的任务”，即财政职能问题。这一天由马斯格雷夫来宣读论文，重点探讨财政在公共品提供、转移支付、宏观调控等方面可以发挥的职能。这几方面，对应了他一直以来提倡的财政职能三分框架（效率、公平、稳定）。另外，他还顺带谈论了公共部门规模和税收改革等问题。布坎南在答复时提到，他与马斯格雷夫在财政职能方面分歧的根源在于“马斯格雷夫信任政治家，我们不信任政治家”（第68页），而这又与前述二人成长的环境有关。

（2）“对政治行动的约束”，即财政宪法问题。这一天由布坎南来宣读论文，其内容主要集中于如何运用恰当的规则来约束政府的行动（尤其是关于公共品或预算规模的决策），其最终结论是应该在宪法层次上用普遍性规则来规定集体行动的范围。马斯格雷夫在答复中强调规则的约束作用不仅针对国家行动也应约束个人行动、布坎南已经从只重视规则而轻视结果变成开始重视部分结果，他还强调在民主社会中行动的主体是由个人组成的集体。

（3）“财政联邦制”，即财政事务的空间布局。这一天由马斯格雷夫宣读论文，他分别阐述了单一制国家和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如何在公共品供应、收入分配和宏观稳定方面展开分工和合作，以及地方政府间的相互作用问题。布坎南在答复中强调自己是从政治哲学而非财政学家的视角来研究联邦制问题，更多地重视联邦制下政府竞争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作用。

（4）“道德、政治和制度改革：诊断和处方”，即财政学中的道德问题。这一天由布坎南宣读论文，他主要是构建道德三个模型（道德无政府状态、道德共同体、道德秩序），重点强调道德秩序（实际内容指的就是哈耶克说的扩展秩序中的道德状态），认为目前过于扩张的公共部门伤害了道德（或者说社会资本）。马斯格雷夫在答复中批评布坎南夸大了公共部门对道德的伤害，并强调说公民个人履行共同的义务这一必不可少的道德要求被布坎南的模型忽略了。

以上主题都是财政学中极为重要的问题，也是两位学者终身关注的话题。当然，这些话题在现在的财政学特别是在中国财政学中关注得极为不够。二位大师在阐述与反驳过程中，也为我们展现了他们的逻辑力量及其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洞察。在讨论环节中，听众的参与也颇有看点，许多时候可以激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接下来对《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一书的解读，将打破上面的顺序，主要按本章设定的两个主题逐一地进行，部分内容事实上散布在全书的范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