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长与扩展秩序的关系

《致命的自负》一书第一至第六章的内容，主要从人类理性的局限来评价高度集权的政经体系，认为主张推翻市场秩序源于理性的过度自负。运用上述分析的结果，哈耶克在该书第七、八、九章分别对社会科学中的语言、人口计划及宗教传统进行了探讨。鉴于人口计划在中国的重要性，我接下来忽略其他问题，只看看哈耶克从扩展秩序的理论出发对限制人口增长的看法。

近300年来，西方世界的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人口密度越来越高。这一现象被哈耶克当作进化论的证据，来证明西方世界所遵循的市场秩序的优越性（尽管它受到了来自本能和理性两方面的反对）。但是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知识分子，从他们的理性出发，却认为这样的人口膨胀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人口增长是人类现在和未来幸福的首要威胁”，第140页）。

对这样的论断，哈耶克不以为然。在他看来，“人口增长会让全球陷入贫困，这一近代观念完全是错误的”（第140页）。哈耶克得出这一结论，至少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人口增长源于扩展秩序的成功，而扩展秩序“很可能是宇宙间最复杂的结构”（第146页），人类理性事实上没有能力加以全部理解或掌握（“人类并非能力无限”，要“承认自己力量的局限性”，第144页）。因此，要信任扩展秩序带来的人口增长这一结果，而不要运用理性去遏制人口增长，或者“凭着本能的冲动去消除遥远的不幸”（第144页）。哈耶克还特别提出，西方人口一直处于增长中，这种成功在于遵循了传统，而传统中最为重要的是一神教，因此应该重视宗教（哪怕理性无法理解）。他说，“有益的传统被保留下来并至少传递了足够长的时间，使遵循它们的群体的人口得以增加并有机会在自然或文化选择中扩张，我们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神秘主义和宗教信仰，而且我相信，尤其应归因于一神教信仰”（第158页）。进一步地，哈耶克认为，人口增长的问题已趋于消失，因为在市场秩序比较成功的地方，“人口增长率正在接近或已经达到顶点，不会继续提高，而是会下降”（第147页）。

第二，要看到人口扩张带来的益处，它能够扩大市场范围并加强专业化分工，从而引发市场秩序的进一步扩展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哈耶克说，“人口的增长呈现某种连锁反应的方式，土地居住密度越大，就越能给专业化提供新的机会，从而导致个人生产率的提高，这反过来又引起人口的进一步增长”（第145页）。当然，哈耶克也强调，要能达到这样的目的，还需要和平的条件和差异化的人类（马尔萨斯等人的一个错误是将劳动力假定为“同质的生产要素”，第140页）。“与更多的人和平相处经常交往，即使仅有这样一个事实，也能够使可获得的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带来生产率提高的，不仅仅是更多的人，而且是更加不同的人”（第140页）。所以，哈耶克引用西蒙的话说，“不管现在还是过去，没有任何经验资料表明，人口的增长、规模或密度对生活水平造成了负面影响”（第145页）。

不过，哈耶克也清晰认识到，对人口增长的支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人口增长必须源于本地区市场秩序扩展的结果而不是来源于外界的援助（“我们没有义务援助这种增长”，第143页）。在他看来，不能从全球范围考虑人口增长，“人口问题必须被看做是区域性的，在不同的地区呈现不同的态势”（第143页）。对一个特定地区而言，“只要人口的增长是由于该地区人口生产力的提高，或是更有效地利用了他们的资源，而不是因为外部对这种增长的人为支持，就不必为此感到担心”（第143页）。哈耶克认为，许多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来自于发达国家外援的无意间刺激，这是不可取的；全球人口的增长，有很大的原因源于此。事实上，在发达国家，人口已呈现出不断减少的趋势。

基于上述原因，哈耶克非常反对那些对理性过度自信的知识分子，他们竟然劝告人类放弃发展的计划。哈耶克举出的例子就是曾经以《增长的极限》一书而在中国闻名的“罗马俱乐部”，认为他们劝告不发达国家减少人口，“不仅显得自以为是，道德上也难以成立”（第144页），而他们反对发达国家人口增长更加没有道理。也有些天真的知识分子提议限制人口，是想把不发达民族居住地变为某种自然公园。哈耶克认为，这种提议是蛮不讲理的，同时也是纯粹的幻想。“以为享受着乡村贫困生活的幸福的原始人，会愉快地放弃发展，不在乎它能给他们许多人带来的那些他们已经意识到的文明的好处，这种田园诗般的景象，纯粹是建立在幻觉之上”（第145页）。(www.xing528.com)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是有利于人口生育的，尽管也有如徐光启、洪亮吉等知识分子对人口增长感到过担忧。中国的人口规模，事实上是中国迄今为止一直是世界有影响力大国的重要原因。在这方面，重视传宗接代的中国传统文化居功至伟，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哈耶克的断言，“只有那些习惯于努力为子女和有可能根本见不到的后代提供需要的群体，才做到了日益扩展和兴旺发达”（第95页）。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兴起了人口计划，力图遏制人口的增长，甚至不惜采用最为强硬也最为有效的行政控制措施。不过，从哈耶克扩展秩序理论来看，这样的人口计划是出于对计划者的理性过度自信的结果。此外，这样的人口计划在学理上看基本上属于经济学性质，那就是认为在人多资源少的经济条件下，新增人口会给资源和环境造成过大的压力，因此需要控制人口增长。

在经济学上，这样的依据实际上是拥挤成本理论。就是说，有一类产品是“拥挤产品”，在达到消费临界点之前，这种产品具有公共品的性质，即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会影响另一个消费者）；但在达到消费临界点之后，该产品在消费时就失去了非竞争性，此时对该产品的消费会产生外部产本，就是说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会给另一个消费者的消费带来额外的成本。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在有拥挤成本存在的情况下，有效率的产品提供方式是，对消费者征收拥挤费，让消费者承担自己行为造成的外部成本，从而将拥挤成本内部化，即承担因自己的拥挤行为而带来的成本。拥挤成本内部化之后，消费者再综合考虑个人的成本及收益，然后做出消费决策。显然，那些认为成本高于收益的人，将不再消费拥挤产品，也不再制造拥挤成本。

可见，人口计划的主要依据就是拥挤成本理论，由于人多资源少，因而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似乎也可用纯经济方法，通过征收拥挤费（比如社会抚养费）来限制生育。不得不指出的是，人口计划制度事实上是对拥挤成本理论的误用。这是因为，该制度忽略了人本身就是资源，是劳力资源与智力资源。就现代世界而言，智力资源才是最为重要的资源，因此“人多资源少”的理由根本不成立。当然，这一制度还有一个错误，那就是以为人的生育意愿不会改变，这也是当年制定人口计划的重要依据。纵观中外人口增长规律就会发现，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生育意愿有大幅降低的趋势（当然还需有避孕工具的配合）。

所以，用哈耶克的眼光看，限制人口增长的人口计划是理性过度自信地运用拥挤成本理论的结果。这一政策想象的“人口爆炸会使大多数人陷入贫穷的恐怖景象看来毫无根据”（第155页），而且该政策严重违背了哈耶克提倡的“生命只以本身为目的”的发展目标。政策设计也好，制度建构也好，其最为重要的目标应该是“在特定条件下能保障遵循它们的群体的生命并使其人口增长”（第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