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现代国家的民主之路：优化的探索与演进

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动力蕴含于每一个国家自身；但是转型的路径，各国的表现自然不同。英国、法国、美国这三个国家，一般被认为是实现现代国家转型的典型国家，它们的转型道路又常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道路。不过，摩尔告诉我们，这样的道路以及西方民主政体的实现，在相当程度上是特殊的，“只是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第126页），其中共同的特征是革命和内战“这一进程的重要环节”（第126页）。与此同时，虽然英国、法国和美国在实现现代国家转型方面走的是同一条发展道路，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本节将概括摩尔对这三个走向现代国家道路的描述，以此作为参照对象，可以思考通向现代国家的其他道路。

需要交代的是，摩尔在描述英、法、美三国走向现代国家的道路时，并没有单独地强调经济因素或地理条件因素或政治传统因素，没有简单地将其中一种要素作为决定性的原因来概括。在描述这三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时，他强调的因素各不相同。

在全世界，英国率先成为现代国家，并在相当程度上定义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国家的特征：在经济上实现工业化，在政治上实现民主化，在社会方面实现平等宽容等等。尤其在实现现代国家的道路方面，许多人认为英国是通过和平、公正和民主程序来解决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矛盾的。对此，摩尔说这里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因素，因为“这种观念与其说完全说是一种神话，毋宁说具有部分的真理”（第2页）。在他看来，英国18、19世纪的和平与民主进程，与17世纪的清教徒革命和国内战争是不能分开的；而在学术上更为重要的是，要探讨英国在从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向现代工业技术为基础的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究竟是什么东西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阶段衔接了起来？”（第2页）他的回答是，重点在于农村中的阶级尤其土地贵族起到了“特殊的和极其重大的作用”（第1页）。

为什么这么说呢？摩尔的主要观点是，英国农村中的土地贵族比较早地卷入到商业化潮流中，这样的商业氛围有利于农村土地的商品化经营，也有利于土地贵族与城市中的市民阶级、工业资产阶级的共存与转化，还有利于土地贵族形成的国会不断吸纳资产阶级的力量，最终英国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建成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和最早现代化的国家。摩尔的说法，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别地加以概括。

为什么商业贸易在英国会成为强大的推动力量？在书中不同的地方，摩尔陆续提出了几个方面的理由。

（1）地理环境方面的理由。“中世纪晚期英国成为最大和最重要的优质羊毛产地”（第2页），而羊毛交易不仅影响了城市，而且波及到了农村，对农村的影响更大，最终还影响到了政治。

（2）政治方面的理由。英国的王室专制主义比较软弱，“英国王权始终没有建立一个自己的强有力的行政管理制度和法律结构，并通过它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农村”（第8页）。

（3）观念方面的理由。“在亚当·斯密以前很久，散居于英国乡间的某些村民团体，已经开始接受如下这种观念：维护自身利益和经济自由是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第5页）。这样的观念，后来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通行原则，“个人运用私人财产来发财致富应不受任何限制，这样就必然会通过市场的这一途经不断地为整体社会积累财富和带来福利”（第14页）。

对此，摩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一方面，这样的变化体现为，在农产品商品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土地商品化的进程。就是说，随着粮食与羊毛成为日益重要的商品，土地也日益地从具有社会功能与统治义务的载体变成能产生利润的资本品，“资本主义势力在内战之前就已经长时间地渗透和大大地改造了农村”（第15页）。于是，土地市场繁荣，表现为土地买卖频繁、地租费用上涨。尤其是随着圈地运动不断地深入，大批原先受传统惯例支配但名义上属于领主的土地，转化为私人可以全权处理的土地。在第八章我们已经看到，波兰尼对此过程也强调过。

另一方面，是农村土地贵族与自由民的变化。摩尔说，“原来无法无天、专制暴虐的封建领主向地主转化，后者接近于机灵狡诈的商人，他们掠夺资源，看重功利和效益”（第6页）。换言之，原来的封建贵族逐渐变成了农业资产阶级。事实上，不仅是封建领主在变化，农民中经营牧羊业、出售粮食商品的自由民（上层绅士和不甚富裕的农民），也抛弃了封建义务、摆脱传统农业的常规。他们参与圈地（通过蚕食方式侵吞荒地和公地），敢冒风险，善用新技术，努力提高土地经营效益。摩尔称赞说，“这些自由民是英国历史上的英雄”（第7页）。

摩尔强调，由于上述商品化进程的发展，英国的土地贵族具有强烈的商品化色彩，因此不但不会成为“反对工业进步的贵族阵营”（第21页），而且最有影响的土地贵族，要么自己成为资本主义商品化和工业化的先驱，要么跟城市中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结盟，共同反对王权侵犯财产权（内战就是这样爆发的），并获得了相对于王权的胜利。哪怕是到了19世纪，政治权力仍掌握在贵族和乡绅、尤其是世袭的大财产拥有者手中（“核心人物恐怕不超过1 200人”，第24页），但这样的土地贵族本来就与商业原则相容，“金钱重于血统已成为新的基石”（第13页），而且到了后来“很大部分已经不再从事农业了，经济基础已经转向工业和贸易方面”（第28页）。总之，工商业资本家在已获得的成就基础上，形成了强大的力量，并通过1832年及后来的历次议会改革，获得了权力。于是，“19世纪英国资本家扫除了内部阻碍贸易的障碍，确立了统一的法律制度，以及现代货币制度和其他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政治秩序开始合理化，现代型国家在不长的时间里诞生了”（第23页）。摩尔对英国现代国家诞生过程的描述，可以跟第八章所述《大转型》一书的相关内容，相互地印证。

由此摩尔断言，17世纪的英国内战与18—19世纪的和平成长，都与土地贵族的转化相关，“上层土地贵族并没有遭受灾难性的打击，但他们懂得了必须限制自己的权利”（第24页）。摩尔强调，英国的土地贵族与城市上层居民成为携手合作的典型，由此形成的“联盟产生于现代化进程的前期阶段”（第343页）。这一联盟至关重要，“英国有利于自由事业的土地贵族和城市上层阶级联盟，对多数国家而言，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只能发生一次”（第344页）。

英国国会的出现，是中世纪贵族阶级、自由农民、城市市民与王权斗争的结果。摩尔强调，由于“缺乏一种建立在陆军和官僚机构上的强有力的君主政体”（第24页），英国议会民主制的发展相对于其他国家更为容易，由于“蔷薇战争（1455—1485），给土地贵族带来了人为的而非自然的浩劫”（第3页），国会中代表平民的下议院逐渐取得了相对于贵族院的优势地位。

在推翻了反对圈地运动的国王之后，掌握真正权力的“国会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地主委员会”（第15页），并为沉浸在商业化原则中的地主服务，“国会基本上控制着圈地运动的进程，那些地主依靠国会的力量完成了圈地运动的进程”（第15页）。摩尔反复强调，虽然直至19世纪中叶，“国会本身则成为土地资本家的工具”（第13页），但“国会的存在这个事实意味着一套新的可变通的制度建立了起来，它为新生的社会力量提供了发表议论和提出要求的活动场所。同时，它也是代表不同利益的各种党派组织和平地解决争论和冲突的政治机构”（第21页）。因为有这样的机构存在并在法律和秩序的范围内，再加上工业化过程的迅速发展（吸收失地农民与失业工人），出现了“改善穷人处境的种种法规和经济形势的有利转变”（第25页），最终英国消解了圈地运动中农民的反抗，以及工业无产阶级发起的宪章运动，赢得了和平民主的发展。

当然，在此过程中除了国会外，还有一些其他有利的因素：（1）舆论的赞成，“普遍舆论赞成减缓民众苦难而不赞成使用武力”（第25页）；（2）上层的主动让步，“上层土地所有者通过适当让步避免惨重失败”（第29页）；（3）领袖的作用，“有影响的领袖人物能够准确及时地理解并把握问题的实质”（第29页）等。

摩尔在总结有哪些因素促进了英国的民主化进程时，列出了以下几项：“一个相对强大并且独立的国会；建立在自身经济基础之上的商业和工业的利益；没有严重的农民问题”（第29页）。显然，在这其中国会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摩尔也强调小农的消灭虽然结局悲惨，但“这一结果对和平民主的发展过程有重大贡献，其意义不亚于国会力量的加强”（第22页），它使“现代化能在英国顺利进行，而不受巨大的反动保守势力的干扰”（第22页）。摩尔强调说，英国的这一情况区别于德国（软弱的资产阶级依靠土地贵族的保护）、俄国与中国，它是英国避免法西斯主义和农民革命的重要原因。

法国是摩尔所说的既实现现代国家又成为民主国家的另一个例子，但法国的道路与英国的明显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差别是法国经历了大革命及革命恐怖时期。为什么会这样？摩尔追问的是：“造成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些使法国革命表现出重大特点的人们是否成了教条幻想的牺牲品呢？”（第43页）在第七章我们借助于《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已经探讨过法国大革命，此处简述一下摩尔用对比的方法对法国通向现代国家之路的讨论。

应该说朝向商品化和工业化的迈进，在16—17世纪的法国也在进行中，特别是到“18世纪后20年中，法国大工业突然兴盛起来”（第53页）。摩尔说，在此基础上民众对现代国家的要求也在酝酿中，“商业和相对规模较小的工业正在扩展着一种社会基础，要求摆脱那种控制贸易和生产的陈旧束缚”（第53页）。与英国相比，法国在这一过程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不同。

摩尔认为，在农村商业化进程中，法国的土地贵族更多地采取榨取租金的方式，而不是英国土地贵族采用的获取利润的方式。在第十二章我将借助于布坎南的概念区分出破坏市场的寻租行为和创造市场的分利行为，可以和这里英法两国农村商业化的不同形成对照。摩尔首先比较了英国羊毛业与法国葡萄酒业在农村商业化进程中的不同作用。他分析说，英国羊毛业在商品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类似于羊毛业，法国的葡萄酒也推进了法国社会的商品化进程，特别是对土地贵族来说，“发现商业和计算实利这样一种比武力、赐赠的方式更为适宜的经营统治方式”（第35页）。但是，葡萄酒业以及葡萄种植对于法国商品化进程的拉动作用，远远不如羊毛业对英国商品化进程发挥的拉动作用。在英国，羊毛业促进了英国纺织工业发展并进而带来圈地运动，席卷了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推动了对土地与设备更多的投资。可是，“葡萄酒生产的增长并没有在农民中引起类似圈地运动这样的变化，葡萄栽培劳动要求有大量的熟练农民劳动力，但对土地资本和设备资本的需求相对要小”（第36页）。

以此为前提，摩尔认为，英国在农村商业化进程中，土地贵族通过圈地运动将传统公地或荒地转化为养羊业或粮食种植业，进而从土地经营中获取利润。但是，“法国上层土地阶级并没有按英国方式向商品化农业转化”（第39页），“贵族缺乏象羊毛贸易这样的经济基础，从而不可能推行英国那样的政策”（第30页），在粮食商品化前提下，法国的土地贵族更多地依靠从土地中用租金的形式榨取农业剩余，即通过向农民征税或收租来获取收益。因此，跟英国土地贵族逐渐转化为农业资本家甚至成为工业资本家不同，法国贵族在农村的统治逐渐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摩尔说，法国那些在城市中赚了大钱的资产者并没有进一步地从工商业中获取利润，反而从贫困贵族手中购买土地，并进而获得贵族爵位。他们获取收益的方式也偏离了商品化的方向，“获得的利益并不是来自市场上出售产品，而来自农民缴纳的租金”（第32页）。虽然在法国农村商业化过程中也有通过商品粮获益的群体，但“主要的受益者是一些富裕的农民而不是土地贵族”（第34页）。到了18世纪，在法国“文化和法律方面对商业造成的障碍逐渐减弱”（第39页），在有些地方“旧贵族的生活习俗已变得彻底商业化了”（第39页）。但总体而言，土地贵族总是凭借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或权威来用租金的方式“试图从农民身上榨取更多的东西”（第40页），由此带来了“把农民作为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的体系”（第42页），而不是像英国农村商业化那样，农民逐渐成为自由劳动力而进入城市，成为工业无产阶级。

因此，“与英国相比，发生在法国农村的商品化影响并没有削弱封建统治的基础，也没有摧毁封建统治的结构，他们只起到了把新的生命注入到老朽的社会躯壳之中的作用”（第42页）。法国的土地贵族没有成为农业资本家，他们榨取租金依靠的是所有权而非经营活动，“这种权利使他们能通过国家镇压机构来占有经济盈余中的一个特殊份额”（第43页）。正因如此，摩尔强调，像圈地运动这样一种更为公开的农业资本主义形式，在法国从未取得过像英国那样的普遍性，它更多来自政府的推动或知识分子的赞成，“而不像在英国那样是从乡绅中自发产生的运动”（第50页）。

摩尔强调，英国王权一直比较弱势，土地贵族才是现代化的真正推动者。可在法国不是，“法国的贵族特别是它的领导阶层没有冲破束缚获得独立性，反成了国王的附属物”（第30页），甚至贵族在经济上要仰赖国王的支持，而国王基本上靠税收来压榨农民。在此期间，有一些历史上的偶然因素在发挥影响，比如16世纪来自美洲的金银数量增长以至于推高了商品价格时，封建领主的收入出现危机，尤其“那些军功显赫的老贵族大部分都遭到了惨重的损失”，而“他们经济基础的丧失使得君王和他们大臣能较容易地提高王室的权威”（第31页）。到了17世纪以及接下来的时间里，“国王剥夺了许多贵族的司法职务，提高对他们所拥有的土地的税收和征兵人数，干涉他们的日常事务”（第33页），总之把贵族赶出了政府核心（但把军队和教会让给了贵族）。

在跟贵族的斗争中获取胜利的王权，大力促进“农村和城市融合”（第43页），在理性、进步的旗帜下发起了圈地运动（第50页），并通过向城市资产阶级下达武器和奢侈品的生产订单，在促进城市工商业发展的同时也控制了资产阶级和市镇。由此在法国形成的城市工商业发展，跟英国相比“造成了根本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结果”（第43页）。在法国，君主政体的发展，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建立了一个高效率的统治机构；税收工作更有效；能够清除国内阻碍贸易的强大障碍；更新法律体系等。最终，君主“为在这个时期已经显示出某些独立生命力的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道路”。因此，摩尔断言，“直到18世纪中叶左右，法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主要是靠王权推动的”（第86页）。摩尔说，甚至那些有利于现代社会的文化或生活习惯，也往往是由君主推动形成的，“那种奠定近代社会基础的推动力，甚至某些讲究精确与顺从的习惯，也更多地来自王权官僚体系而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然而这绝不是王权有意促成的结果。当时它在法国政策中的真实作用在于维持秩序、监督经济，并从法国社会中榨取能支持王室的战争和炫耀豪奢政策的各种资源”（第44页）。

摩尔还特别分析了法国的官职买卖问题，认为这种结合了国王封建特权与市场交易原则的收入方式，“集中体现了商品化和前商品化制度的混合特征，并且显示出企图把它们调和起来的倾向”（第44页），它“造成了良好的政治意识观念，给了资产阶级接近王室行政机关的机会，在这个阶级中培养出了同盟者。在法国当时的条件下，这也许是树立国王权威并因此而抛弃旧贵族的必要手段，同时也为奠定近代国家的基础扫清了障碍”（第44页）。当然官职买卖也有不利后果，摩尔说，“官职的出卖意味着官职成为一种可以继承的私有财产，国王慢慢地开始失去对部属的控制”（第44页）。而且，官位出售还有一个深刻的悖论：它既体现了国王对贵族的独立性，让官职不再属于贵族；但它又削弱了国王的独立性（第46页），取得了官职的资产者使自己摆脱了王权的影响，并以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名义抵制国王的干预。另外，正如1665年科尔伯特（中文又译为科尔贝尔）所认为的，“官职买卖耗占了大量本来可以用于发展贸易和工业的人力和资源”（第46页）。官职出售在相当程度上就是通过君主政体的力量让贵族和资产阶级相融合，融合的结果使相当大一部分资产阶级封建化了。这一方式与结果跟英国都不同，英国是通过让土地贵族变成资产阶级的方式实现融合，二者进而成为反君主政体的力量。

与英国相比，在法国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以及法国革命中，农民具有特殊的地位，也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前面说过，由于法国农村商品化进程中的特殊性，法国并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农民也没有大规模地转化为城市工人，所以在法国既存在大的土地所有者（土地贵族），也存在大量自由农民，这些自由农对土地贵族主导的租金猛烈上涨（在王权专制帮助下贵族剥削加深）怨声载道。

跟英国王权努力抵制圈地运动不同，法国的王权政府往往对农村商业化进程与圈地运动持有欣赏态度，这“促使农民转而反对君主政体”（第51页）。这些自由农或者上层农民，他们的不满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的身份不彻底，即“他们占有着土地，但这些土地并不真正属于他们”（第57页）。在封建关系下，这些土地仍属于大大小小的领主，领主也因此能够强加给占有土地的农民各种封建义务。于是这些农民对王权与贵族的旧统治强烈不满，表现在1789年革命发生后，多数富裕农民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试图打碎（而不是改善）这些国家机器。

与此同时，贫困的或者无地的农民也有普遍的不满，“法国的贫苦农民是蓬勃发展的现代化力量在摆脱古代的农村社会束缚过程中所造成的主要牺牲者”（第56页）。摩尔估计说，在法国的许多地方，完全没有土地的家庭可能要占法国人口总数的20%到70%（第55页）。无地农民和贫苦农民都想得到一小块土地，还希望维护对他们自身有益的那些农村公社的特殊风俗和习惯（第56页）。当这样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就开始信仰激进的平均主义理论，并与城市中持有激进想法的无套裤汉合作，带来了法国大革命的激进特征，“在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城市和农村的激进主义者能够携手联合，这一情况有助于解释与其英国先驱比较法国革命暴力猛烈的程度”（第57页）。所以摩尔说，“认为农民是（法国）革命的主宰者这一看法是合理的，尽管他们不是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量，但它对于持续革命的成功，对于摧毁封建主义起着重大的作用”（第60页）。

摩尔之所以概括在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法国与英国存在的种种不同之处，是想要解释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与恐怖。不过，与托克维尔相似，摩尔虽然也指出了大革命的恐怖与荒谬之处，但仍肯定大革命的积极意义。

在摩尔看来，推动法国大革命的力量有哪些呢？除了上面说到的农民（富裕农民与贫苦农民）外，自然还有（痛恨贵族社会地位及特权的）资产阶级、富有贵族（特别是那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贵族，他们愿意放弃那些沉重的没有保障的封建特权）、城市贫民（他们要求仁慈的权威出面来保障合理分配，尤其在食品方面）等基本力量（第57—58页）。此外还有一些偶然的力量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产生，比如因放任英国工业品进口造成许多人失业、1787年取消谷物贸易的限制、1788年自然灾害（第58页）等。

当然，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走向激进，是因为无套裤汉和农民一起提供了力量（第54页）。无套裤汉若能够争取到农村力量的支持，就会走向激进，而“一旦这种支持不复存在，或者无套裤汉的愿望同农村那些拥有财产的农民的要求相抵触时，这种激进的动力就会枯竭”（第60页）。一些偶然事件也推动了法国革命走向激进化，摩尔举例说，1791年6月20日至25日，国王试图逃跑，这一事件“就使任何想把革命停留在君主立宪阶段，或者像英国那样由上层阶级来统治的打算都彻底成为不可能了”（第61—62页）。后来的五月起义标志着法国革命向激进转向的过程，温和的革命再也“不可能走英国18、19世纪所走过的和平变革的道路”（第82页）。

因此，摩尔说，总体而言“把法国大革命说成是资产阶级革命是错误的”（第87页），“法国大革命并不是掌握经济大权的资产阶级领导夺取政治权力的斗争”（第87页），因为革命力量主要来自农民与无套裤汉，“无套裤汉是革命的动力，而农民则成了决定革命能走多远的缰绳”（第87页）。(www.xing528.com)

法国大革命虽然主体力量并非来自资产阶级，但并不意味着法国大革命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意义，“否认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冲击和主要后果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无谓的诡辩”（第83页）。摩尔强调，“资本主义是从每一条可能裂缝中渗透进法国农村社会的”（第50页），但“更大的渗透则有待于通过革命的方式甚至革命以后的行动来完成”（第50页）。

为了说明大革命的成就及对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意义，摩尔列举出大革命期间成立的制宪会议所取得的下述立法成就：公开选举、废除个人的封建租金义务、公正惩罚、承认公共设施、废除官职出售、禁止什一税等（第61页）。另外，“大革命致命地打击了盘根错节的贵族特权体系，这包括君主制、土地贵族和封建领主特权等”（第83页）。他说大革命建立了“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和基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西方议会民主制的胜利”，在此过程大革命起到的关键性的作用，“不仅为我们熟知，而且是无可否认的真理”（第83页）。甚至被后世许多学者谴责的激进革命乃至恐怖行为，摩尔也给予了肯定，“因其能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而成为执行政策的有效手段”（第80页）。他强调，“如果没有来自激进分子方面的压力，资产阶级革命显然不可能走得比真实发生的更远”（第82页），因此“法国想通过民主的大门步入近代世界，那她就必须亲历革命的战火，穿越充满暴力和激进运动的长廊，这一点是万难否认的”（第83页）。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相关论述与摩尔的叙述进行印证与对照。

在法国大革命中，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被摩尔特别注意到，那就是大量农民后来对大革命发起反抗运动，尤其是旺代省的农民发起了针对共和国的叛乱。农民为什么反对大革命？摩尔对此提出了多个方面的原因解释，可以列举如下：1790年宪法和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反教会的法令与言行，让宗教信仰虔诚的农民感到忧虑；为保证城市和军队的食品供应，革命政府采取了限制食品价格、在农村强制收购粮食等措施，伤害到农民的利益等等。旺代省的叛乱或者说反革命动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有些农村，商品化或者说资本主义进程尚未渗透但却已伤害了农民利益，农民出于对资本主义的反对而反对大革命，“旺代省反革命动乱中所表现出来的许多特征，预示了资本主义力量冲击尚未进入现代化的农业社会的过程中将要发生的那些情况”（第79页）。此外，旺代省的农民特别受教区牧师的影响，而革命政府要求牧师宣誓向政府效忠，可旺代的牧师几乎全都拒绝宣誓，这成为影响农民发动反革命叛乱的重要原因。对旺代省为代表的反革命的镇压，“造成了法国革命长剧中最惨重的流血的一幕”（第79页）。

虽然农民表现出保守性，甚至像旺代省那样发动叛乱，但法国仍然走上了民主道路。摩尔强调，在这方面主要的原因是，法国大革命完成了专制王权消灭土地贵族势力的过程，“土地贵族政治势力的崩溃在法国现代化过程中构成了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第84页），从而使得法国农村能够持续商品化的进程，资本主义力量不断成长，避免了德国那样的法西斯主义势力的成长。他引用托克维尔的观点说，“革命完成了波旁王朝的使命，其结果是右翼独裁统治所必需的社会基础之一被消灭了”（第84页）。

摩尔强调，与英、法两国不同，美国并不存在封建社会，没有“庞大而又牢固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问题。他将美国内战或者说南北战争称为“城市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最后一次攻势”或者“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第89页），并认为正是经由内战，美国才走上现代国家之路，它是“美国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它标志着农业时代的结束，工业时代的开始”（第88页），“导致政治民主体制的建立，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与清教徒革命及法兰西革命媲美”（第88页）。

接下来本章集中于两个问题，来重述摩尔所讲述的美国内战，即发生在南方与北方之间的战争。按照摩尔的说法，这“两个地区在完全相悖的原则基础上共同建立了一个经济体系，同受一个中央政府的管辖，而且该政府在两个地区说话都算数”（第112页）。这样的局面，确实有些奇怪，但并不注定要有战争。

为什么会发生内战？摩尔检验了对内战成因的三种传统看法（第108页）：第一，内战主要是由于在奴隶制问题上不同的道德观冲突引起的；第二，由于政治家们的过错才导致了这场南北方大多数人都不愿发生的战争；第三，本可促使美国社会统一的政治机器停止了运转，才导致了战争的爆发。摩尔认为，这三种看法以及从南北方经济差异（使用自由劳动力的北方工业资本主义与使用奴隶劳动的南方种植园经济）都“触及到了事实真相的一部分”（第108页），但都不完全正确。

在专论美国的第三章一开始，摩尔就探讨南北方经济差异是否导致内战不可避免这一问题。后来，他又对传统从资本需求、劳力需求、市场需求三方面所做的解释进行了检验，认为在经济上南北双方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第106—107页）。

摩尔明确说明，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南方种植园经济也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它“根本不是生在工业资本主义体上的过时的毒瘤，而是美国工业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之一”（第92页），它不但“不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桎梏”，而且“促进了早期工业的发展”（第89页）。例如，在1815年至1860年期间，棉花贸易对美国经济发展速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直到1830年左右，它仍是国家工业制造业发展的最重要原因（第92页）。摩尔还举例说，就像19世纪德国先进的工业可以和劳动强制型的农业和平共处一样，美国南北双方在经济上也是如此，这样的结合唯一伤害的是民主。因此，“把纯粹的经济因素说成是内战的起因，也是难以令人置信的”（第98页）。

那么，南北战争是由战争前双方对关税问题的激烈争议引起的吗？在当时，北方因工业品滞销而要求提高关税，以保护国内市场。而南方，因为棉花大多销往国际市场（从1840年到美国内战，英国4/5的进口棉花来自美国南部各州），所以要求低关税政策，以免引起别的国家的关税报复。摩尔认为，虽然双方因关税问题争论激烈，但并不会因此而发生战争，事实上在1857年之后，关税已经按南方的意见降低，在北方工业界也没有引起强烈的不满。

摩尔还检验，南北战争是不是因北方工业界跟南方种植园之间就劳动力的争夺引起的呢？他回答说也不是，因为北方劳动力来自西部农民的转化，而不是对南方奴隶劳动力的争夺。

不过，话又说回来，对南北方的战争而言，这些经济问题并不是没有发挥作用。摩尔强调，“即使单个的问题可以协商解决，但从整体上来说，这些争端几乎没有协商的余地”（第109页）。就是说，太多经济上的争端结合在一起，引发后果的能量远远超过单个问题。

摩尔从北方（美国东北部）、南方与西部三方的关系出发，仍主要基于经济因素提出了自己有关美国内战的解释。

在他看来，到1860年时，三种大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在美国不同地区发展起来了，那就是在南方兴起了建立在种植园奴隶制基础上的农业社会，在北方确立了工业资本主义制度，在西部形成了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内战的爆发，正是由南、北方两种社会经济形态对西部的争夺引起的。用摩尔的话来说就是，对南北战争影响深远的反奴隶制情绪“传播和高涨，这也许可溯源到植根于西部土壤的家庭农庄这一成功的商业冒险”（第103页）。他认为，“北方资本主义与西部农业社会的不断接触，在一段时间内使北方城市特权阶层和南方土地特权阶层之间的反动联合显得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第113页）。

对于南方而言，蓄奴制种植园尤其是棉花种植园是有利可图的。为了扩大赢利，就需要向具有广阔未开垦处女地的西部扩张，将奴隶制种植园带到西部去。所以在很长时期尤其在19世纪前叶，南方种植园主“曾经把西部农场主视为自己反对北方富豪统治的同盟力量”（第103页）。但他们越来越注意到，“具有独立性的西部农场的发展对奴隶制和他们的种植园体系所造成的威胁”（第103页），“在种植园之外成长起来的、主要依靠家庭成员耕作的西部农场体系对来自奴隶制的竞争产生了很大的恐惧”（第103页）。

摩尔说，无论在经济联系方面还是在政治态度方面，西部跟北方其实更为接近。一方面，西部地区在内战之前就已经从一片荒原变成了商品化农业基地，农产品通过运河与铁路这一革命性交通方式大量运到东海岸，在经济上“西部的农民脱离南方，而依附于北方，为北方服务”（第101页）。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西部农民支持提高关税，北方工业界也要求提高关税并因此支持西部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形成了类似于德国的“钢铁和黑麦”的联盟（北方工业界与西部家庭农场主的联盟）。此外，东北部典型的早期个人主义及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这时已传入西部农场统治阶层，双方精神气质上也更接近，“北方联合西部，创造了一个价值观日益与南方相冲突的社会和文化，两者差异的焦点是奴隶制”（第109页）。

相对于欧洲激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在一些国家反动政策的出台，摩尔还说，美国可以用给北方感到受压迫的劳工在西部提供自由农庄的方案来缓解他们的压迫感、消除他们的反抗行为，“西部土地的存在哪怕是间接的，也减弱了潜伏着的起义可能性”（第113页）。这么做，就进一步地加强了北方与西部的联系，“北部工业和西部农民的联系似乎来得有些突然，其实酝酿已久了。这种联系在当时有利于克服在解决代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阶层的国家政治、经济问题上所采取的简单的反动办法。正是这一原因，把国家引向了内战的边缘”（第105页）。

总之，南北双方对西部的争夺，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南北方的战争。

（1）就西部来说。“种植园奴隶制从南部扩延到西部，确实造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第95页），“奴隶制的扩大严重危害到西部的自由农民”（第107页）。于是，西部自由农反对奴隶制的引进。

（2）就北方来说。北方其实并不真正反对奴隶制，“北方劳动者对反奴隶制问题持冷淡甚至敌视态度”（第106页）。但北方担心，南北方之间“如果奴隶制扩大了，奴隶制州与各自由州之间的平衡就会打破”（第95页），而且北方也无法再用西部土地来缓解自己工人的反抗。

（3）就南方而言。南方始终将北方宣扬的自由观看作是具有颠覆性危险的学说，“因为资产阶级自由观正触及到了南方体制的要害处——奴隶所有权问题”（第97页）。于是，他们在自己的社会中寻找并强调那些具有封建贵族和前资本主义的特征（礼貌、风度、教养以及与北方那种只顾捞钱的短见形成鲜明对照的远大的眼光），来反抗北方。

就这样，南北双方就西部那些新加入联邦的各州是否实行奴隶制问题的争论，成了内战的导火索，因为这影响到“双方能否获得均等权利的关键”，“不论承认哪一个州为蓄奴州或废奴州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打破平衡”（第110页）。摩尔的结论是，“南方企图阻止北方不断发展的论点毫无疑问是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第110页）。

英国革命、法国革命，都是通向现代国家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及原因。那么美国内战的意义何在？它是不是美国工业资本主义民主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摩尔说，内战跟后来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大发展之间并没有真正的联系（第122页），并不是推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那么内战在美国现代国家发展中的意义何在？摩尔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统一了现代国家所必须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在他看来，只有经济上的进展而没有政治上或者说道义上的前进，是不配称为现代国家的。

摩尔说，在南部社会，人（奴隶和奴隶主）的价值是牢固建立在世袭地位之上的，但在西部和北部，仍然主张机会均等。这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存在于两种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摩尔认为，“在同一政治体制中，不可能建立使二者都满意的政治经济制度”（第123页）。因此，内战的意义主要是消灭了奴隶制，“如果奴隶制必然要从美国社会中消失，武力便是促使其消失的必要条件”（第94页），单靠美国经济自身的发展是不可能消灭奴隶制的。在南方种植园存在的这种奴隶制被消灭后，才有美国民主制的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势头才会加速。因此，美国内战是“一场为争取自由的政治上的胜利”（第123页），“关系到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实现其崇高誓言的能力：去做一些其他社会不曾做过的事”（第125页）。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的第三部分即理论概括部分，摩尔再次强调，奴隶制种植园是以强制手段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极端形式，它对民主的妨害有三点：首先，上层地主阶级会倾向于要求一个拥有暴力镇压机构的国家，这种机构将产生出危及人类自由的整个政治气氛和社会舆论；其次，这将使农村起支配和压倒城市的作用，使城市成为仅只是向远方市场提供出口商品的航运中转站；最后，上层阶级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会变得野蛮粗暴，特别是在劳动者隶属于不同种族的种植园经济中（第341页）。

摩尔在这里说的非常重要，就是说奴隶制的存在并不影响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能明确证实种植园奴隶制是工业资本主义的障碍”（第122页），但奴隶制却会阻碍民主的进展，“奴隶制的存在对于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建立，是一道障碍”（第89页）。他正是从这个意义肯定美国内战的价值所在，“如果美国南、北方之间不发动战争，而是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矛盾，就不会有战后的民主制的发展”（第91页）。

内战本身消灭了南方叛乱州的奴隶制，满足了北方激进的共和党团体融合了工业生产利益的废奴主义理想，“由此摆脱了腐朽的泥沼”（第114页）。摩尔还特别注意到，一些最重要的南北斗争实际上发生在内战之后，它们也都是由激进共和党人造成的，“这些人严格来说代表了资产阶级革命火花的最后闪烁，是中世纪市民发动反对封建领主暴动的最后继承者”（第114页）。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摩尔将第三章的标题命名为：“美国内战：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些继承资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激进分子，将内战看作是这样一次机会：“铲除和摧毁没落的压迫势力，以民主和进步的北方为榜样，重建南方，让民主扎根于‘言论自由，劳动自由，学校教育和选举投票自由’的土壤里”（第114页）。在参与者及对社会的影响而言，这些激进分子的努力“并不代表北方资本家联合起来反对种植园制度的进攻”，在力量上是“联合了工人、工业家以及蓬勃发展的铁路部门”（第115页）。

英国、法国、美国走向现代国家，最终都形成了自由民主政体。这是一条资本主义和议会民主携手并进的道路，它“是经过清教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内战等一系列革命问世的”（第334页）。摩尔认为，在这样的进程中有三项密切相关的事情必须加以处理：（1）对专制统治者加以控制；（2）以公正合理的统治取代专制统治；（3）使基本民众在进行统治时能分享统治权（第335页）。在他看来，处决国王属于最富于戏剧性但决非无关紧要的第一项内容，而努力建立法制、确立立法权力，以及运用国家力量促进社会福利，是众所周知的其余两项内容。

摩尔在这本书最后的理论概括部分提出，英国和法国这样的国家之所以成为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跟西欧封建主义中包含了某些有利于民主的惯例有关，这些是中世纪欧洲社会向现代西方自由社会观念过渡具有重大意义的遗产（第336页）。上述这些观念与实践的结合，仅仅产生于西欧，因为“只是在这里，才发生了王权过强或过弱的微妙平衡”（第336页）。摩尔强调，并不是封建王权力量越弱越有利于民主制的诞生。相反，强大的王权执行了一项不可替代的功能，即在初期阶段抑制暴戾的贵族，因为“在贵族们巧取豪夺的阴影笼罩下，民主是不可能取得发展与繁荣的”（第338页）。正因如此，摩尔才说，“在现代社会发轫之初，王权与贵族之间建立起一定的平衡，对现代民主来说曾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王权左右全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留给贵族以真正的独立地位。以多元论的观点看，独立的贵族是民主发展进程中的基本要素”（第338页）。当然，除了王权与贵族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力量是“人数众多和充满政治活力的城市居民”（第338页），没有生机勃勃的城市居民或者说资产阶级，就没有后来议会民主的发展。当然，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也有很大的意义，“居住于农村的专制主义恶棍，与城市的民主英雄却曾结成过意义重大的联盟”（第339页）。尽管存在以上因素，但“土地贵族是否转向农业商品经济，是决定政治进程的最关键的因素，如果他们能够实现这种转化，商品经济化就大功告成”（第339页）。

不过，摩尔一再告诫我们，“非民主政体，甚至反民主政体，同样有可能是现代化的产物”（第126页）。而且英、法、美三国对第一条道路的选择，可能会在下一阶段上改变另一国家观察问题的角度。他甚至断言，“没有英国较早的民主式的现代化，很可能不会出现德国和日本所采用的反动方式。没有这两种反动的资本主义经验，共产主义纵然出现，其具体形式也会截然不同”（第335页）。在书中，虽然没有开辟专章讨论德国和俄国的情况，但摩尔一再强调，像德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上层地主阶级以种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手段，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农业的商品化”（第340页），这样的状况与工业的实际成长齐头并进，于是就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在俄国，商品经济在上层土地贵族中引起的反响十分微弱，由此产生的后果是积聚起大批农民群众，这可能会对民主构成严重问题，搞不好会爆发农民为主力的共产主义革命。

总而言之，摩尔特别强调的是欧洲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与农民，他认为“农业商品化所采取的形式与这种商品化本身同等重要”（第341页），“（农民的命运）构成了民主成长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第345页），甚至资产阶级革命中“不可悉数的暴力行动，以及这种暴力的最重要的特征，都起源于通向西方民主道路上的农民问题”（第345页）。在英国，农业商品化充分改变了农村社会并将农民转化为工人，于是通向议会民主制道路就比较顺利。在法国，农村社会未受商品经济触动或者说聚集了大量的农民，就带来革命力量的成长。农民革命力量的增长，在法国通过“重创了贵族阶级，开放了通向议会民主的道路”（第341页）。而由于殖民地特殊的历史与地理环境，“美国幸免于农民灾难”（第345页）。而在德国、俄国等国家，显然并未处理好农业与农民问题。摩尔注意到，在斯堪的纳维亚和瑞士等民主小国，在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民问题得到解决，农民为城市市场提供日用产品，对于民主来说这是个好兆头，于是在这些国家中“农民已成为民主制度的一部分”（第342页）。

与此同时，摩尔再次强调暴力的重要性。他说，“暴力在整个自由发展或资产阶级民主进程中是重要一环。因此，当我们把这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或称之为自由革命，历史事实为此提供了充分的根据”（第346页）。他强调，英国的暴力革命战胜了君主专制制度，使带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大地主腾出手来，在18—19世纪一举消灭了农民阶级。法国的暴力革命打破了尚未进入商品经济领域的土地贵族的权力，但在一定意义上，又反过来开始要求新的强制力量，以约束和控制自己的劳动力。因此法国革命建立了另一条路线，开创了一个渐趋民主的社会。美国充满暴力的内战，消灭了种植园主的力量，这种力量曾一度作为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兴起，到这时却成为民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不过，摩尔注意到，到了20世纪下半叶，暴力革命似乎又成了时代的错误（第346页）。这一点，我在第七章第一节也曾经讲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