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尔与《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的关系

这一节将简单介绍一下巴林顿·摩尔这个人以及他这部名著的基本情况，并简单交代他在书中阐明的“通向现代社会的三条政治道路”的内容。

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Jr.，1913—2005），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政治学中比较历史研究的开创性人物。他出生于华盛顿，大学时代就读于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学院。大学时期他辅修了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俄语等多种语言，并在历史学方法上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为他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正是在大学时期，他确立了社会学与政治学的研究兴趣。1941年从耶鲁大学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后，摩尔供职于美国战略服务处（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司法部等部门从事政策分析。1945年起，他任教于芝加哥大学，1947年转入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不久转入哈佛的俄国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直至1979年退休。

摩尔是一位高产作家，先后出版过《苏联政治》（1950）、《政治权力与社会理论》（论文集，1958）、《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1966）、《人类苦难渊源的反思》（1972）、《非正义：服从与反叛的社会基础》（1978）等著作。

学术界向来视摩尔为社会科学领域内“开山立派”的人物。这不仅是由于他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等书中为社会科学奠定了比较历史分析方法，还在于他培养了众多的杰出弟子与追随者，这些人不断地推进他所开创的研究领域。在这些人中，最为重要的当属第六章提到过的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1929—2008），另外还有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1947—）等人。蒂利更多继承的是摩尔横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敏锐思维与宏大抱负，而斯考切波则继续摩尔比较历史研究的旗帜，并且更进一步地确立了“在偶然性中发现历史因果规律”这一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论。

本章选用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视野开阔、材料丰富、线索众多，是巴林顿·摩尔的成名之作，也是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著作。这本书主要是探讨那些前工业化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他看来这样的转型有三条道路：自由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所以会有不同的道路，根源来自每个国家工业化发生的时机以及转型时的社会结构不同。该书出版后立即风靡欧美文化思想界，作者因为“对人类社会和历史所进行的重大探索”而荣获伍德罗·威尔逊奖（1968）和麦基弗奖（1969）。尽管该书出版已有50多年，但仍居于西方学术经典的位置。有学者将这本书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涂尔干的《论自杀》并列为20世纪社会科学的三大名著。

这本书的英文名为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Beacon Press，1966），中译本将其翻译为《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¹⁾。可以看到，中译者拓夫等人是有意识地将英文书名中“专制”与“民主”两个词原本的顺序颠倒的。本章接下来在使用中文书名时，遵从中译者的用法。全书除了简短的前言和结束语外，主体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共九章：第一部分包含三章专论欧美，分别探讨英国、法国、美国走向现代民主过程中，革命、内战、资产阶级、农民在其中发挥的历史作用；第二部分也包括三章专论亚洲，分别探讨中国、日本、印度在迈向现代世界过程中，革命、改良或和平演变的过程，以及农民在其中发挥的历史作用；第三部分为理论概括，也包括三章，将全书讨论概括为通向现代社会的三条政治道路，分别为资产阶级民主道路、法西斯主义道路与共产主义道路。

前面已经提到，《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所发展出来的方法论取向，分别为摩尔的两个学生继承：蒂利从中继承的是横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敏锐思维与宏大抱负，而斯考切波继承的主要是比较历史研究方法。对于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斯考切波曾概括说，它主要表现为着眼于宏大问题、立足于案例研究、关注在时间中的制度变化等，并认为：“比较历史分析尤其适合用来建立对本身只有少数案例的宏观历史现象的解释”⁽²⁾。

中译者拓夫先生将摩尔这本书对当时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形成的挑战，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³⁾。

（1）那时研究西方现代化的正统理论认为，所谓现代化进程必将是欧风美雨吹拂全球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是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唯一通道和最终归宿。但是摩尔根据大量的历史事实揭示出，西方民主只是特定历史环境的果实，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相适应的整体形态是形形色色的。

（2）那时的西方传统理论往往把和平和民主对举，而把暴力与专制并论。摩尔提出，暴力在历史上有不可低估乃至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未经革命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更大”（第410页）。比如说，德国、日本、意大利在现代化过程中绕开了暴力革命，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工业化，但由此成为法西斯主义国家。(www.xing528.com)

（3）那时大多数理论家认为，关于剥削的各种社会理论无非是一种主观臆造。摩尔坚持剥削关系的客观性，不过他又认为究竟多少报酬算适度而无剥削，很难找出一种衡量标尺。

拓夫先生还告诉我们，摩尔在这本书中力图阐明，他所发现的通向现代社会的三条道路，不但在发展序列上是相互接续的，而且在因果链条上也辗转递进的，“西方民主道路为德日意法西斯主义开启了大门，而法西斯主义在俄国和中国的失败，又直接引爆了社会主义革命”（译者前言，第2页）。拓夫还总结摩尔的说法，认为之所以形成三种不同类型的历史路线，跟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阶级关系组合模式的变异和转换相关，“封建贵族与上层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联姻，是西方民主道路蜕变为法西斯主义道路的转折点”，共产党人集合起农民群众“向反动统治秩序发动摧枯拉朽的攻势，则促成了社会主义的勃兴”（译者前言，第2页）。

摩尔自己在书中的“前言”里，说明了他写作此书的宗旨，那就是，力求阐明在农业社会过渡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进程中，“土地贵族和农民阶级在政治舞台上饰演的种种角色”（前言，第1页）。更准确地说，是要“揭示这个或那个农村阶层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从而影响着议会民主制的诞生、法西斯主义右翼专政的出现和共产主义左翼专政的问世”（前言，第1页）。在这一句话中，已经指出了摩尔在全书中打算讨论的前现代社会实现现代化的三条道路：议会民主制、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需要说明的是，在摩尔书中所说的现代化，显然主要指的是：在经济上，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并实现城市化；在社会中，贵族阶级被消灭而农民阶级向工业无产阶级转化；在行政上，理性官僚制得到建设等等。在这里他并没有把政治上的民主化包括在内，但在书中探讨美国内战的意义时他又说，美国内战是“一场为争取自由的政治上的胜利”（第123页），“关系到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实现其崇高誓言的能力：去做一些其他社会不曾做过的事”（第125页）。很显然，只有经济上的进展而没有政治上或者说道义上的前进，是不配称为现代国家的。

摩尔所说的实现现代化的第一条道路，即议会民主制道路，它是通过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来开辟的。在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历史中，这一条走向现代社会的道路经历了多次暴力革命。在革命中，特别关键的是兴起了一个有着独立经济基础的社会集团，它摧毁了来自过往的对于民主资本主义的种种障碍。摩尔指出，在这些革命中，“虽然城市中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提供了主要动力，但这还远非历史的全部内容”（前言，第4页）。资产阶级还可能分别与土地贵族、农民结盟，当然也可能受到他们的反对。但总的来说，在这条道路上，土地贵族与农民并未成为阻碍资本主义进程的重要力量，最终他们要么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同行，要么只是作为无关紧要的反对力量而遭毁灭，或者像在美国那样的新兴国家里，真正的农民阶层不存在。总之，在这一条道路上，“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联袂而行”（前言，第5页）。

第二条路线同样是资本主义道路，但却经由法西斯主义而达到顶峰，表现在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这些国家。这条道路摩尔称为“资本主义的反动形式”（前言，第5页），同英、美、法的资本主义的革命形式相并列。在德国、日本、意大利这些国家里，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当薄弱，如果采取彻底革命的方式，革命就会夭折。因此，相对软弱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不得不依赖于仍居主宰地位的来自土地的旧统治者，建立起准议会政府，并在政府力量的帮助下，实现现代工业社会所需要的政治经济改革。这种做的结果是，此三国工业发展虽颇为迅速，但在经历了短暂和脆弱的民主时期后便成为法西斯主义国家。

第三条路线是以俄国和中国为典型的共产主义道路。在这两个国家，一直以来强大的农业官僚主义禁锢着商业以及后来的工业发展。可在面对来自西方的现代力量入侵时，农民阶层备遭压迫，戴上新的锁枷。于是农民“在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为推翻旧秩序和推动国家进入新时代提供了毁灭性的革命力量，与此同时，也成了第一批牺牲品”（前言，第5页）。

在这本书的第三部分“理论概括”中，摩尔将他关于通向现代社会的三条道路再次予以概括：“最早的一条……这条路线称之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路线。英美法意味深长地从各不相同的社会起点出发，相继进入了这一路线；第二条路线同样是资本主义的，但由于缺乏革命冲击波强有力的震撼，它经过某种反动的政治形式发展为法西斯主义。德国和日本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终究实现了工业发展与繁荣的目标；第三条路线毋庸置疑是共产主义道路。在俄国和中国，革命的发动以农民为主，但也不排斥其他阶级，从而有可能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转变”（第334页）。不过，摩尔指出，到20世纪60年代中叶进入现代工业社会过渡阶段的印度显然不属于上述任何一条道路却又兼有这三条道路的特征，“这个国家既未经历资产阶级革命，也未经历自上而下的保守革命，而且迄今没有发生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第334页）。

摩尔总结说，在以上三条道路中，土地贵族和农民所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他们对于农业商品经济挑战的响应，成为左右政局的决定性因素”（前言，第6页）。摩尔希望通过他的研究，能够进一步地揭示人类社会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动力。在书的最后，摩尔揭示了他想象中的现代社会的理想型，即自由与理性的社会。他追问，“古代西方的自由、理想社会之梦，会永远栖留在幻想中吗？”（第412页），并断言“假若未来的人民能够冲破今天的锁链，那么，他们一定能够理解是什么力量造就了他们”（第4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