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尼《大转型》与双重运动的关系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有关《大转型》一书的作者及这部作品的有关情况，再介绍一下“双重运动”这一重要概念。

本书作者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1886—1964），中文版封底文字将其称为“20世纪公认的最彻底、最有辨识力的经济史学家”。

波兰尼是犹太人，1886年出生于奥匈帝国时期的匈牙利，在布达佩斯度过青年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奥匈帝国的军队中服役。战争结束后，波兰尼从俄罗斯前线返回，然后生活在维也纳，并作为资深编辑为《奥地利国民经济》杂志工作。由于法西斯运动日益猖獗，1933年波兰尼就被迫从周刊编辑的位置上辞职，流亡到英国，在工人教育协会（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校外部）做讲师。1940年他在美国本尼顿（Benniton）学院做访问学者时，开始写作《大转型》一书。1944年，这本不朽之作在英国出版。1947年，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波兰尼作为客座教授主持研究制度演进的经济侧面，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至退休。1957年，波兰尼出版了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他的重要著作还有《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和《达荷美和奴隶贸易》（与A.罗特施泰因合作），而《原人与现代经济》《人的经济》这两本著作，分别由他的两位学生乔治·多尔顿和皮尔逊在他逝世后编辑出版。

在西方世界，孕育卡尔·波兰尼的波兰尼家族被誉为最成功的家族之一。这是因为，他的父亲以及包括卡尔在内的五名子女，都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浓厚的色彩。父亲老波兰尼，不到25岁就成为匈牙利游击队的指挥官，参加过1848年匈牙利起义。在革命失败后，他流亡在欧洲各地从事机械制造和铁路修建，并成为欧洲赫赫有名的铁路建造工程师。19世纪50年代末，老波兰尼被特赦回国，很快就成为匈牙利的铁路大王（后来破产）。本书作者卡尔是老波兰尼五名子女中的老四。老大奥托，是一位著名的工程师和成功的商人，坚定而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在瑞士和德国工作。他还出资在意大利创办了一份名为《前进》的报纸，报社中一位深得奥托宠信和提携的年轻编辑，便是后来的意大利法西斯运动领袖墨索里尼。老二阿道夫，子承父业，是巴西顶尖的工程顾问，在巴西修建铁路、港口、发电厂和基础工业设施。之所以在巴西开展自己的事业，是因为阿道夫认为在这里可以形成一个多种族融合的新社会，这将是一种现代化却又不失种族色彩、自由却又不失个人主义的新文明，它不同于欧洲那种“堕落的资本主义”。老三穆希，是五人中唯一的女性，在她25岁结婚前，是匈牙利民族运动中的重要人物，19岁就创办了一份极有影响力的杂志。她还推动了“绿色前线”运动的形成，这一运动提倡农业合作社和民主运动。后来的南斯拉夫民族独立英雄铁托，就曾是穆希这一运动的忠实信徒。嫁为人妇后，穆希专注于生儿育女，不再从事学术活动与社会运动。老五迈克尔，在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就成了爱因斯坦在德国柏林时的研究助手，并在物理和化学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他的儿子约翰后来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希特勒掌权后，迈克尔逃到英国，将自己的研究从科学转向哲学，成为著名的怀抱人道主义的哲学家。

毋庸置疑的是，卡尔·波兰尼对经济和社会的研究，也怀有极为强烈的人道主义倾向。他对人性与人类命运的同情，洋溢于他的文字之中。他跟中国也有一些渊源。早在1927年，当他还是《奥地利国民经济》的编辑时，就曾经对当时中国的风云人物如张作霖、冯玉祥、蒋介石、毛泽东等人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期待。他希望中国能够再出现一位当代孔子，引领世界步入一个健全的社会。当然，卡尔的希望未能实现。在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1956年）后，卡尔有一次跟好友、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感慨说：“原先我希望现代中国产生另一个孔子。但现在看来似乎不大可能了。”

卡尔·波兰尼，与我们第十章要说到的另一位学者哈耶克，早在1920年代的维也纳就彼此熟悉。后来两人都逃亡到英国，并都成为英国公民。与此同时，他俩也几乎是终身的论敌。卡尔·波兰尼一直就不同意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的市场自由主义论点，因而对该论点的批判一直是他的理论核心。在他看来，市场能够“自我调节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第3页）。随着他对于史前经济史、原始经济学和古典遗产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得到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自发运转的市场经济从来就不存在，工业时代的来临使个人越来越不能全部负担照看自己的责任。所以，波兰尼反复强调，没有权力和强制存在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市场的神话应该寿终正寝了。

《大转型》这本书，正是他就上述观点长期思考的结果。晚年在写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卡尔是这样形容这本书的：“我的著作是为亚洲，为非洲，为新生民族而写的。”波兰尼试图告诉新生民族的是，对权力或强制不应采取妖魔化的态度，“只要他是真诚地试图为所有人创造更多的自由，他就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会转而与他作对，并毁坏他以它们为工具正在建立的自由”（第220页）。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曾指出过这本书的价值所在，那就是波兰尼对当今最为重要的教诲，“波兰尼所提出的问题和视野并没有丧失它的卓越性。他的中心主题包括：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它们的缺陷——不仅仅就它们的内在运转而言，也包括它们的后果——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政府干预成为必须；以及，所产生的这些后果是否严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变迁的速度”（前言）。当然，对权力或强制仍需要用民主的制度来进行约束，用民主治理的工具来控制和指导经济去满足我们的个体和集体需求。(www.xing528.com)

《大转型》自1944年出版以来，已被翻译成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匈牙利文、中文、日文及巴西文等多种文字，具有十分广泛的国际影响。波兰尼的研究，也构成国外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十分重视的研究领域。这本书的中文译本，目前至少有三个，一个是台湾远流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1989），另一个就是本章选用的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2007年版），还有一个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2016年版）。

翻开《大转型》一书，可以发现它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即本书“第一篇”）标题为国际组织，实际上是交代该书写作的时代背景，即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于19世纪，可是为什么19世纪的文明在20世纪上半叶突然崩溃了？波兰尼告诉我们支持19世纪文明的四个制度基础（国际均衡体系、金本位制、自我调节的市场和自由主义国家），其关键是自我调节的市场，而这种理念却是乌托邦。第二部分（即该书“第二篇”）是书的主体部分，共有两卷，分别题为“撒旦的磨坊”和“自我保护的社会”的，内容是解释市场原则的扩张和社会的自我保护这两种力量，是如何共同造就今天的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的。第三部分（即该书“第三篇”）是基于前两部分的内容，概括在我们这个时代支配社会及国家变迁的一些机制，并进一步探讨过去的历史对于今天的意义。在这本书的附录，还有译成中文长达四十页的资料来源说明，交代相关概念和历史资料。

总体而言，言辞雄辩、资料丰富和洞察力深刻是这本书的最大特色，从历史事实总结出来的格言警句随处可见。在阅读过程中，我们除了可以获得历史知识与理论训练外，也可将其视为一次心灵的旅程和灵魂的升华。

此处需要事先交代一下“双重运动”这一概念，因为它是理解本书全部内容的关键。

波兰尼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是要说给那些信奉市场自由主义的学者听的。在他们的眼中，人类现代化是自由原则从经济领域不断向社会政治领域扩张的结果，即在自利动机的驱使下，所有的经济主体都积极投身到自由交易活动中，并因此推动形成一个自由的市场、自由的社会和自由的国家。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成长史观，符合“历史的辉格解释”（最早由英国辉格党人用来解释英国历史的发展）。可是，卡尔·波兰尼对此表示反对。在他看来，真实的图景远为复杂。他说，今天的政治经济，实际上起源于一个“双重运动”：一重是市场原则不断扩张的运动，另一重运动是在虚拟商品（即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等要素）领域中，各种反对市场的力量不断地对市场原则的扩张进行抵抗或限制。波兰尼的原话是，“一方面，市场扩展至全球各地，牵涉其中的物品数量增加至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另一方面，各种措施和政策所织成的网络与各种强有力的制度配合，目的是抑制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相关的市场行为……在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所固有的威胁面前，社会奋起保护自己”（第66页）。在书中有些地方，中译本又将这一双重运动译为“双向运动”（“就近百年而言，现代社会由一种双向运动支配着”，第112页）。后面将说到，用“双重运动”可能更为准确。

要注意的是，此处波兰尼用“货币”一词表述的生产要素，在今天的经济学中一般用“资本”这个词。不过在书中，波兰尼侧重于讨论货币本位与货币发行，而没有更多地涉及资本市场，因此用“货币”一词更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