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与封建社会在欧洲的影响

众所周知，欧洲现代国家成长的基础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西方现代国家的物质与精神基础。可是，这样的封建社会是怎么诞生的？目前已经有无数的历史著作描述了这一过程，如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名篇《封建社会》。维克多·伯克也用他的分析模式，为我们重述了欧洲封建社会的诞生与运行情况。

在经过早期的城邦国家之后，世界各地普遍性的国家类型都是帝国，而欧洲并不例外。欧洲人不仅在公元4世纪之前就已构建出成功的罗马帝国，而且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也在不断地尝试构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包括罗马帝国的遗留物，即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原东罗马帝国（后来称为拜占庭帝国），以及日耳曼人的一支法兰克人所构建的加洛林帝国。

罗马帝国的崩溃是历史学家们探讨不尽的话题。鉴于研究的目的，伯克并没有展开讨论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而将罗马帝国的崩溃置于他的文明冲突模式下来表述，即文明之间的相互冲突导致了西方国家体制的起源，如“罗马帝国与日耳曼诸部落之间的斗争是发生在普世层面之上的和文明之间的冲突”（第29页），“罗马帝国的衰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集权化的罗马国家政权已无力有效地控制这些帝国境内和境外的日耳曼武士”（第31页）。他还引用了历史学家对日耳曼军事力量与政治结构关系的结论（“日耳曼部落政治结构发展出西欧历史上最具军事力量性质的政治组织形式”，第29页），事实上，军事力量与政治结构的关系，一直是伯克这本书讨论的话题。

伯克在书中提到，公元568年伦巴德人对意大利半岛发动了潮水般的进攻，并在很长时期内有效地控制着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不过此时东罗马帝国仍然存在，还曾努力地尝试收复意大利地区。在诸日耳曼部落中，法兰克人逐渐兴起，致力于建立帝国。先是克洛维统一法兰克诸部，建立起墨洛温王朝；后来墨洛温王朝的宫相丕平逐渐掌握了实际的政治权力，丕平的儿子查理·马特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加洛林王朝。伯克的意思是说，到此时西欧并没有成为封建社会。事实上，加洛林王朝逐渐发展而成的仍是帝国，表现在它一方面建立起中央集权化的国家制度，另一方面它的领土范围不断地扩张（从塞纳河扩张到莱茵河）。

为什么加洛林王朝可以相对成功地构建起帝国呢？伯克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描述。

一个方面的原因是文明之间的斗争。这就是法兰克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在普世层面上的冲突，具体地说是公元8世纪在比利牛斯山两侧法兰克军队与伊斯兰军队多次爆发战争，这样的战争遏制了伊斯兰军队的入侵，并让法兰克人赢得日耳曼部落军事力量之外的宗教力量（教皇与天主教会）的支持（“罗马教皇权力在整个中世纪都发挥着作用，即通过传统的宗教权威使世俗王权的权力合法化；与此相应，法兰克国家则成为教皇手中与其他日耳曼部落进行斗争的一件锐利武器”，第38页）。当然，罗马教廷与法兰克国家的联盟，也为一直持续到中世纪鼎盛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的王权-教权关系确定了文化模式。从更大的范围看，伊斯兰文明对在西南方西班牙的西哥特人的征服以及对东南方拜占庭帝国的不断进攻，大大削弱了西哥特人和拜占庭人在超宏观层面上对法兰克人的威胁。这样的行动虽属无意，但仍对法兰克人构建自己的帝国大为有利。

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则是作为帝国理念化身的查理大帝自身所做的努力。他运用自己的军事才能、政治技巧、技术力量，不断地扩充军事力量、完善官僚体制（比如给一些大贵族封以伯爵的官衔，让他们作为朝廷的公共臣仆统治广袤的地域），还发展商业贸易与文学艺术，从而持续地扩张帝国。对于查理大帝的努力，作者伯克是在宏观和超宏观层面的斗争视角来叙述的。在宏观层面上，查理大帝所属的加洛林家族的上层阶级取得了对墨洛温家族的胜利；在超宏观层面上，他所代表的法兰克人不断地跟日耳曼其他部落展开斗争，并将他们纳入统治体系中。当然，说到底，查理大帝所构建的帝国虽然权力稳固，但在那个时代仍属于疆域非常有限的小帝国，处于一种被其他更为强大的军事敌人包围的形势中。

总之，在伯克看来，公元8—9世纪的欧洲还不是封建社会。在公元800年，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大帝加冕，这标志着融合了三种文明（罗马帝国、法兰克的日耳曼传统、基督教-犹太教文化）的法兰克帝国达到了某种高峰。在公元750年至871年间，法兰克帝国与拜占庭帝国都是中央集权化的帝国。不过，伯克强调，“加洛林帝国一直处在被外部诸多挑战性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威胁的阴影笼罩之下“（第43页）。正是由于这些文明的挑战尤其是维金人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才使得加洛林帝国覆灭、西欧封建社会来临。

在世界主要文明纷纷走向帝国之际，西欧却形成了一种非集权化的封建主义政治经济秩序。伯克告诉我们，原因来自以下几个方面：在普世性层面法兰克帝国所代表的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战争加剧；在超宏观层面上法兰克人与维金人不断地冲突；在宏观层面上法兰克帝国内部诸王子争权带来战乱。正是这几个方面的冲突，“锁定了法兰克社会结构的发展轨迹和变迁转型”（第45页）。当然，伯克也注意到，日耳曼早期社会松散的制度以及法兰克土地贵族在农耕生产上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能力，对封建主义秩序的形成也有影响。

在上述诸原因中，伯克重点探讨的是法兰克人与维金人的冲突。来自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金人，不断地入侵法兰克帝国以及英格兰等西欧国家。与此同时，由于法兰克帝国内部存在的争权夺利的活动，中央政府无力抵御维金人的入侵与掠夺。于是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两个行动：一个是从公元864年起允许各地贵族构筑城堡和要塞以抵抗维金人，这些由高大厚重城墙护卫的城堡、要塞确实可以起到有效的防御作用，但也因此让地方贵族获得有效抵抗中央权力的手段，于是地方分权化的政治组织形式兴起；另一个是，法兰克人给入侵的维金人封赐爵衔、馈赠土地甚至行贿，从而将维金武士作为贵族纳入国家体系内，由此造成更为普遍的地方分权的政治组织形式。此外，在德意志地区，马扎尔人持续不断的侵略，也是促成封建主义的动力之一。于是，往昔曾趋向中央集权的加洛林帝国国家体制逐渐衰败，地方贵族依托于对城镇、桥梁、修道院和城堡构成的军事要塞的控制，不断建立分权化的军事结构，并进而形成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基础结构。在这一新体制下，贵族们构建起彼此竞争与对抗的采邑制度，甚至有能力选举君王，将王冠戴在那些软弱无能之辈的头上。

就是说，封建主义在法兰克的兴起，主要原因是9—10世纪法兰克人把封臣制度作为一种防御性结构，来抵御维金人和马扎尔人的进攻，其标志是君主赐予封臣地产（即“封地”），以换取各种军事和民政的服务。而获得封地的封臣们，承担的主要责任是在王室或上级领主的军队中服役，此外还必须作为陪审员出席法庭、给领主赞助礼金等等，而封君则需要保护封臣免受敌人的侵害。伯克告诉我们，这样的封建制在整个欧洲并非十分普遍，只在德国、法国和英国（即原加洛林帝国部分）和欧洲东部等地区成为较为普遍的形式，而在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和拜占庭等地，情况并不相同。

维金人对法兰克帝国的进攻是欧洲封建主义兴起的主要动力，另外还有其他的推动力量。伯克说，就整个欧洲而言，它在英国受到丹麦维金人的入侵，在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受到伊斯兰国家的进攻，在东欧受到马扎尔人或斯蒂匹武士的攻击与疯狂劫掠，再加上查理大帝之子虔诚者路易的三位王子为争夺领地爆发了国际性或半国际性内战，所有这些摧毁了法兰克帝国，也消灭了欧洲发展为统一帝国的可能。由此形成的封建主义，带来了政治上的高度分权化，但仍有三种力量将欧洲（尤其是西欧）凝结为文明统一体：一是罗马天主教文化（起着一体化结构的功用）；二是庄园的军事及经济制度；三是罗马教廷，这是一种集世俗与宗教权力于一身的历史力量（第50页）。伯克特别肯定王权与教权之间的联盟，认为它对王权特别有益，因为“它给予中世纪时代各个王朝制度以宗教合法性的保护，同时也起到一种遏制企图推翻王权的贵族反叛的功用”（第50页）。

可见，西欧封建主义因军事斗争的需要而兴起，但这样的制度结构是否足以保障西欧的安全呢？在伯克看来，西欧的安全并非必然，在相当程度上这是偶然的结果。一方面，爆发在东欧诸王国（如马扎尔人、斯蒂匹武士所建立的王国）彼此间展开的残酷厮杀，实际上隔开并缓冲了原加洛林帝国与拜占庭文明之间的斗争或冲突。另一方面，拜占庭帝国长期以来抵御着以中东、北非为中心的伊斯兰文明对欧洲的入侵，事实上也保护了西欧文明的生长。除了这两个原因，在伯克看来，拜占庭帝国之所以没有入侵西欧并将其统一在拜占庭版图内，在相当程度上不是因为西欧的强大，反而是因为它过于弱小以至于不值得侵占，“在拜占庭人的眼中，西欧那些分散零碎的地产与其他文明的富庶程度相比，只不过是一颗小小的珍珠而已”（第70页）。(www.xing528.com)

可见，在伯克的眼中，欧洲封建主义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源自历史的偶然，更准确地说是基于西欧这样的有限地理区域及诸种文明冲突的背景下的偶然。接下来，我们看看伯克对封建主义所作的描述，以及对封建社会中国家制度发展的说明。西欧的现代国家，正是在封建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维金人持续不断的攻击下，在周边其他文明的影响下，加洛林帝国瓦解，封建主义在西欧形成。于是在原法兰克人的土地上以及在其他一些地区，产生了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庄园。庄园是拥有城堡保护的村落，对于这些庄园的经济运行状况与社会功能发挥，伯克没有多说，只是简单地交代，庄园内的农奴“向领主们缴纳各种谷物、地租、税赋和劳役”，当然还经营市集（第72页）。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告诉我们，西欧庄园在经济方面是按自给自足模式运行的，这是在现代市场经济诞生前的三种经济模式之一⁽⁵⁾。在社会功能方面，庄园要为庄园主提供物质资源，以使他有能力给自己的上级领主服军役或者彼此之间从事恃强凌弱的战争。庄园主是武士也是贵族，贵族身份地位的确立主要基于血统和庄园土地所代表的财富。正因如此，伯克说，这些贵族武士们对土地和财富充满渴求，一开始可能通过彼此间的兼并来满足，并由此造成从封建主义初期的高度分权向一定程度的集权转变。不过，当这样的集权达到一定规模后，贵族武士们就只能通过向其他外部文明的扩张来满足对土地财富的渴求了，其中包括对伊斯兰文明的进攻（即下文将说到的十字军东征）以及在欧洲东部地区发动的战争（第68页）。在这一方面，条顿骑士尤为成功，他们征服了东欧地区的大片土地，建立起一个普鲁士王国。土地贵族的地位与权力，说到底源于国王初始的分封；而国王能够支配境内人力与资源的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又来自土地贵族的合作。伯克告诉我们，在13至14世纪期间，整个欧洲议会制度普及开来，它为王权和贵族提供了合作的机会：在贵族精英看来，议会可以阻止君王未经他们同意就任意征税或没收土地；在君主们看来，议会是征收税赋的有效制度组织，可以借此把贵族们召集起来征税，尤其在战争年代出现财政急需之时（第78页）。

在封建主义时期的西欧，除了大大小小无数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庄园以外，还有上千个居住着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城市。伯克强调，城市的发展最为重要的是“为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第72页）。伯克说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市民财富的积累。这样的资本主义，带来了王权与市民的合作：城市居民特别是其中的富商大贾向国王提供金钱（税收与贷款），帮助王权壮大；王权则授予市民（商人）各种各样的自主权利，让他们摆脱贵族和教会的干扰。当然，二者除了合作之外，也常常有争吵与冲突。城市市民对于王权特别是分布于各地的封建贵族，不断发出抗议的声音（第72页）。对于中世纪城市发挥的作用，伯克表示出高度的肯定。他说，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城市富商巨贾与世俗王朝的合作，“欧洲才第一次感受到封建社会死亡的颤抖”（第73页）。

在封建主义时期的西欧，伯克还反复提到了教会势力的存在。一方面，教会作为罗马文明的继承者，与源自日耳曼文明的各国政权展开合作，从宗教角度为王权提供合法性证明，并为他们的统治提供文化支持。另一方面，在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会作为跨国性组织，为各国政权提供了国际联系。此外，由于教会掌握了大量地产，因此在许多国家，各级教会组织的领袖在地位上相当于封建主，承担着与土地贵族相似的社会功能。尤其在下文将说到的组织十字军东征方面，教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十字军东征及其最终失败，按伯克的说法，是欧洲现代国家兴起的重要原因。

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土地贵族、城市、教会等势力与王权力量的冲突并不相同，他们受到蒙古人、奥斯曼土耳其人等外部文明的冲击也不同，因此在封建主义时期西欧各国的国家制度建设自然情况不同。在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成功入侵英格兰后，英国20%左右的地产为王室所有，原来的诺曼旧臣被任命为地方郡守，税收体制得以合理化，法庭制度结构也受到改革。这样，英国就建立起比较成功的统治机构，带来了国王相对于贵族的优势。特别是在爱德华一世时期，凭借军队武力和行政管理的力量，英国国家机构进一步中央集权化。相对而言，在11世纪，法国王权在遏制贵族权势方面取得的成就远逊于英国。不过，到了13世纪早期，法国王权为强有力的法国政治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法国王权之所以得以增强，除了国王自己的努力外，重要的原因还有：罗马天主教会给予了支持（不服从国王的贵族受到开除教籍的威胁）；比较成功地解决了王位继承的难题（第75页）。但是，在德国却发展起一种更为分权的系统。德意志皇帝依靠选举产生，虽然有崇高的名号，但权势强大的贵族们成功地阻止了一个强大王权的形成。在匈牙利、波兰、瑞典和丹麦等地区，王权更加软弱，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君主缺乏可以征税的富裕臣民（第102页），而贵族势力相对于王权来说又过分强大。意大利根本没有发展起君主统治体制，原因在于：第一，位于意大利的教皇，不但拥有教权，而且拥有十分强大的世俗权力；第二，北方各大势力不断地干涉意大利，阻断其统一的进程；第三，在意大利由贵族精英掌权的城市之间，展开了相互的混战。

除了上文说到的武士贵族、城市、教会、王权之间发生的宏观及超宏观层面的冲突外，伯克更为重视的是在封建时代发生于普世层面的冲突，即作为统一文明体的欧洲与伊斯兰人以及来自亚洲草原的蒙古人之间的战争。

前面说过，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在西班牙那个地方欧洲长期受到伊斯兰文明入侵的威胁，在东南部伊斯兰文明也严重威胁到欧洲文明。因此，欧洲人发动的十字军战争实际上分布在两条战线上：一条是欧洲东南部即在中东地区；另一条在欧洲的西部即由伊斯兰教所控制的伊比利亚半岛。不过今天我们说的十字军战争一般指的是十字军东征，即十字军出东南方前往中东地区发动战争。一开始，欧洲在东南地区受到的威胁是由拜占庭帝国承受的。在拜占庭帝国向欧洲国家求救后，欧洲宗教与世俗力量组成十字军加入到两种文明冲突形成的战争中。在奥斯曼人兴起后，两种文明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不仅教会、各国君主与贵族，还有朝圣香客、修道院、穷人甚至孩童也积极响应并参与圣战。伯克反复强调，主要是因为这一文明冲突，欧洲才经历了从封建主义向以君主为首的中央集权化国家的演变或者说转型。

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伯克叙述了十字军的历次东征，并相对详细地介绍了前六次十字军东征。在这六次十字军东征中，有几个关键性事件值得我们关注：1071年，代表伊斯兰文明的塞尔柱突厥人大败拜占庭帝国，使其地位一落千丈，于是拜占庭皇帝向欧洲求救（科穆宁王朝皇帝阿历克塞一世向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提出请求）；罗马教会积极协调各国武士组织十字军东征，以收复失落的宗教圣地（耶路撒冷），而骑士们为了获取战利品、土地和荣誉，当然还有完成宗教使命，发起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并建立起不少十字军国家；此后欧洲人又多次发起十字军战争，不过总体来说面对伊斯兰文明的扩张，欧洲势力不断地失败，奥斯曼帝国势力延伸至东欧地区，开启了一个西欧不断退却的时代。欧洲文明不但失去了原来占据的土地，还在1453年最终丢掉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灭亡的标志）。

伯克强调，十字军运动符合教皇的利益，它使得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国际神权结构得以定型，而大肆鼓吹圣战的罗马教皇也因此被奉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首脑（第87页）。同时它也符合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的君王的利益，因为它让骑士们远离故乡，留在国内的王权实力趋于壮大，各国君王们还能因此向贵族们征收税赋。十字军战争还有一个副产品，那就是给各国强大的王权赋予了合法性。这是因为，欧洲各国王权都渐渐地承担起责任，协调配合由罗马教皇和其他宗教领袖拟定的军事计划。承担这样的责任，让君王们有权在战场上进一步地控制贵族；而当这些贵族返回欧洲故土后，就不得不承担起服务于王权的责任（第86页）。此外，十字军战争还带动了意大利的发展，伯克说，“意大利城市国家的财富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十字军战争的产物。到14世纪时，威尼斯由于同十字军基督教国家进行商贸活动而获利甚丰，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中心”（第94页）。

伯克重点强调的是，历次十字军战争对国家制度发展具有特别的影响。他说，连绵不断的战争把整个欧洲社会变成了一种防御体系，它既可用来防备内部的敌人，又可用以抵御外部文明的入侵。在他看来，由于十字军战争的媒介作用，13世纪成为西欧各国君主制度发展进程的一个分水岭；君主们加强了对不在领地的贵族的控制，同时运用其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逐渐地从罗马教皇手中接管控制十字军的大权（第101页）。基于此，伯克将十字军战争最初的成功和最后的失败称为“促发欧洲国家建设的发动机”：一方面，逐渐获得对十字军领导支配权的各国君主，通过征收赋税的行为和十字军的组织结构（十字军的结构有助于控制贵族），不断地加强自身的权力；另一方面，在宗教权力领域，历次十字军战争的失败大大削弱了罗马教廷的权威，以贵族权势和罗马教廷权势削弱为代价，世俗王权不断得以强固，这就为即将到来的宗教改革搭建好了舞台。与此同时，议会制度的形成，也使各国王权受到了某种限制（第115页）。

除了国家制度建设方面外，伯克还强调了十字军战争以及其他一些文明间战争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并进而对欧洲国家制度建设产生了影响。他说，在11至13世纪期间，从直接或间接的文明冲突中获利的市民阶级越来越富，他们为现代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到14世纪时，西欧在文化和宗教方面都发展起一种自我意识，这种意识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种产物。富有的商人阶级已经能够供养各种军队以抵御来自贵族和教会的威胁，这通常是以王权为中介的。由于城镇居民愈来愈富，罗马天主教会就想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财富。这就让教会与城镇居民处于一种更为敌对的关系之中，于是进一步推动了宗教改革的爆发。十字军战争的最终失败，也影响了欧洲社会的变迁。伯克强调，那些资助十字军战争并且与东方建立贸易往来而牟取巨额暴利的意大利银行家族，因十字军战败而一家接着一家破产衰败。这种内聚性爆裂辐射到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造成了一场普遍的社会危机，进而动摇了封建主义社会的根基。它也激化了农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冲突，激起了把城市与庄园都裹卷在内的厮杀搏斗，也对修道院资本主义形成了巨大的压力（第116页）。这一切，导致地主、王室以及处于上升状态的商人阶级之间关系紧张，并在欧洲的某些精英人士当中激发出对天主教和罗马教廷越来越大的不满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