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伯克与《文明的冲突》对话

我们先来简单看看《文明的冲突》一书的作者与大概内容，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运用的主要概念与分析模型。

在本书所选择的阅读文本中，《文明的冲突》⁽³⁾作者维克多·伯克（Victor Lee Burke）的介绍材料是最少的。在这本著作中文版前言中，作者介绍说自己本科毕业于佛罗里达大学，博士毕业于密歇根大学（1989年），师从两位社会学理论大师查尔斯·梯利（也译为蒂利）和梅耶·扎尔德。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美国新政的起源，该论文后来以“权力与社会”为名出版。

《文明的冲突》一书，是伯克与一位社会学领域的大师级人物安东尼·吉登斯合作研究的成果，出版于1997年。它尝试回答的问题是：从公元8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现代国家是怎么诞生的？对这样的问题，伯克总结说，传统或主流的看法（就是本章导语中列举的那些），是从内生型或原发性核心假设出发，认为是欧洲（或者至少西欧）内部的某种或某几种特质带来了欧洲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现代化，以至于形成了现代国家。但伯克认为，这样的核心假设是错误的，因为它“忽略了对其他伟大的文明在现代世界起源上所发挥出的核心作用进行科学的认知”（中文版前言）。在他看来，有许多外来的文明在欧洲现代国家体制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样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外来文明通过军事、文化、经济等冲突，影响甚至塑造了欧洲的现代国家。特别地，他强调，欧洲文明与外来文明之间的战争活动及战争能力塑造了现代国家的结构。虽然《文明的冲突》这本书并未直接涉及财政方面的内容，但它仍对我们理解包括财政制度在内的西方国家转型有很大的价值，因此我选择它作为解读文本之一。

《文明的冲突》这本书涉及的文明或国家众多（欧洲人、维金人、伊斯兰人、拜占庭人、土耳其人、蒙古人等）、史料丰富（自罗马帝国以来的欧洲政治社会史），可作者本人在当今社会理论（汤因比、梯利、吉登斯、迈克尔·曼、索罗金等人的理论）基础上所发展出来用于分析的框架又相当简洁有力。因史料与理论结合巧妙、富有启发，自出版以来这本书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于2006年被翻译为中文。此书的中译者认为，“作者的用心更在于创建理论”，这本书是“由理论驱动的史著”（译者序，第1页）。

由于此书极符合本书的主题（认识迄今以来的中国国家转型），因此本章特别加以解读。全书的结构划分比较简单，除了导论外有五章正文和一章结论。

导论是对全书写作目的作一个交代：首先是理论的目的，即发展一个能解释欧洲从8世纪日耳曼部落发展到17世纪统治、支配全世界的国家体制的理论；其次是历史经验性的目的，即运用上述理论对历史上欧洲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互动尤其是战争冲突，如何促进国家制度的发展进行经验考察。在导论中，作者还交代了有关这一主题的现有社会理论的名称。

在第一章“现代欧洲国家体制的理论”中，作者在概括现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即“文明斗争模式”或者称为文明斗争冲突模式。其具体内容下文再介绍。

从第二章至第五章，作者利用第一章发展出来的理论框架，对从罗马帝国到17世纪这一历史期间欧洲国家制度结构的发展变化进行翔实的历史考察。

在第二章“西欧文明的最初基石”中，作者考察了古罗马文明之外的日耳曼、匈奴等诸多野蛮文明对罗马帝国大厦的摧毁性作用，强调伊斯兰-阿拉伯文明在8世纪的扩张对法兰克国家的体制变革及查理帝国形成产生的客观促进作用。

第三章“早期封建主义与诸文明的竞争”，考察了加洛林帝国的崩溃和封建主义的起源，作者着力凸显维金（中文又译为维京）人、马扎尔人等外部文明对西欧文明内部封建主义的形成发挥的巨大外在影响。

第四章“庄园与教会：内部与外部的冲突”，作者对西欧内部封建庄园主之间恃强凌弱的兼并战争、罗马天主教势力的兴起、城市的逐步发展等各种历史现象进行了分析与梳理，并将其同伊斯兰-阿拉伯、拜占庭、突厥、蒙古、奥斯曼等各种非西欧文明之间的历史关系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第五章“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欧洲国家体制”，侧重于描述欧洲社会内部大量社会运动的爆发对欧洲现代国家形成的影响，并特别提示当时西欧社会内部的冲突与国家制度结构的变化，都与西方以外的诸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www.xing528.com)

第六章是全书的结论，作者基于欧洲国家兴起的历史来重新阐述自己的理论框架，并将自己的理论与别人的学说进行了比较。

接下来集中介绍一下维克多·伯克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运用的主要概念与理论，以便为接下来解读这本书的内容奠定基础。这里的“文明”一词，伯克采用的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用法，把它当作历史研究与比较的对象。对这个概念的具体含义，伯克引用了亨廷顿所下的定义，即“文明是一种人们所具有的文化认同感在最广泛层面上的最高文化集群”（第4页）。至少在今天西方的语境中，文明概念的外延超越国家，西欧与北美往往被视为同一个文明。

伯克的结论是，“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一台驱动西方现代国家体制兴起的发动机”（第161页）。换言之，费正清用来分析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冲击—回应”模式，在伯克看来同样表现在西欧向现代发展的过程中。更准确地说，它可能具有某种普遍性，广泛存在于各文明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正像汤因比强调的，来自外来的压力（外部环境的挑战或外来敌国的威胁）可能会刺激内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发展。不过汤因比又说，这种外来的压力要能促进内部发展，就有一个适度性的问题。就是说，这样的压力既不能太大（太大的话可能会压碎文明共同体），又不能太小（太小的话内部可能缺乏变革的动力）。汤因比将其归结为一个法则，“足以发挥最大刺激能力的挑战是在中间的一个点上，这一点是在强度不足和强度过分之间的某一个地方”⁽⁴⁾。

在《文明的冲突》一书的导论与第一章中，伯克对于当前解释欧洲国家成长的理论都既有批评也有借鉴。总体上，他并不赞成孔德、斯宾塞、马克思等人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在他看来，“在人类历史过程中，既不存在着什么演化的阶梯，也没有什么每个社会都必须经历的不可变动的绝对的发展模式，更没有什么整齐划一的发展阶段”（第1页）。他也反对英雄史观，不认为历史事件“是什么伟大人物在一种社会空间活动的结果”，因为“那些国家的缔造者只不过是时代精神的产物”（第9页）。他对单纯从内因来解释欧洲的兴起同样不以为然，“坚决反对这样的观念，即欧洲的兴起是欧洲领袖们、欧洲文化或欧洲文明伟大性的产物”（第9页），在他看来欧洲文明兴起的原因在外而不在内，“正是那些非欧洲文明的伟大，才导致了欧洲的兴起”（第9页）。此外，他还分别批评了索罗金、斯宾格勒两位学者，以及现代化理论、生产方式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理论。不过，伯克也肯定，在各理论中都有合理的成分，他打算在自己的理论分析过程中加以吸收。

伯克强调指出，他的理论分析模式更多地借鉴梯利和吉登斯二人的理论成果，在他俩倡导的国家理论中，特别关注各种外部事件在国家内部结构形成上施加的影响，尤其肯定战争在国家转型中的重大支配作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将国家和战争置于社会变革的中心位置来加以探讨的做法是一个具有令人崇敬的古老传统，但本人则力求以一种崭新的活力来承继这种传统”（第8页）。在此理论基础上，伯克在书中创造了一个分析模式，在不同的场合他分别称为文明斗争模式（第15、16页）、文明冲突模式（第29、30页）或者文明斗争冲突模式（第23、29、44、48、160页）。他是在近乎同义词的角度上，分别使用这三个词汇的。他所提分析模式（即文明斗争模式）的核心观念是，“欧洲国家体制的起源是诸多伟大文明之间各种冲突碰撞的产物；这些冲突的影响向下施加作用并塑造出了各类的政治结构”（第15页）。这一模式的大体观点是，从8世纪至17世纪，欧洲（以西欧为主）在境内与境外存在着与各种文明的竞争斗争，在此斗争过程中国家制度伴随着中央集权化的运动而发展，最终这样的文明冲突带来了西欧现代国家制度的诞生。文明冲突的原因，并非单一的，既可能源于经济、政治，也可能源于宗教、地理、军事等各种因素，还可能源自历史人物的个性。比如，在他看来，西欧与拜占庭帝国两大文明最后走向冲突，就是由于相互之间存在的严重误解和各自厄运发生作用的缘故；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王朝这两大文明之间的冲突，相当程度上是由奥斯曼苏丹与哈布斯堡皇帝二者间的自尊自大的冲撞导致的。

在这种文明斗争模式中，伯克又区分出普世、超宏观、宏观、微观四个层面，分别阐明不同层面的冲突或战争对欧洲国家体制的影响或者说塑造：普世层面或者说“文明际层面”，是指世界范围内的各个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斗争；超宏观层面指的是处于同一个文明之中各个不同国家、民族、社会之间的矛盾、斗争；宏观层面是指同一个国家或社会之中的各个不同阶级、集团、人群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微观层面则指作为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四个层面的斗争或冲突又是相互影响的，普世层面的或者说各大文明之间的冲突碰撞会有向下的作用，塑造出不同国家的各种政治结构；发生在超宏观、宏观和微观等层面上的战争，又会向上作用于普世层面，并影响着各文明的命运。《文明的冲突》一书，着重描述了欧洲文明经受的普世层面与超宏观层面的斗争，而描述宏观层面的斗争所花篇幅不大，对于微观层面的斗争所用笔墨更少。

《文明的冲突》一书，就是要从普世层面的文明斗争出发，来解释欧洲现代国家的兴起。这样的解释模式，伯克的描述是，“将一根纤细的单一的因果线索，从多彩斑斓的地毯中抽取出来，并加以考察、研究”（第7页）。由于伯克这本书以建构因果关系理论为主要目的，因此他“常常无情地将历史过程加以压缩，毫无疑问，这一做法将会遗漏许多重要的因素，会忽略掉一些重要的联系和事件”（第7页）。

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伯克叙述的因果线索是，战争是国家制度变化持续不变的动力源，欧洲国家的兴起是欧洲向东方军事扩张严重失利带来的，东方是导致西方兴起原因中的一个重要变量。用这样的因果线索，他概要重述了欧洲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政治史。

大体上，西欧文明的基石由罗马帝国的崩溃奠定，而罗马帝国的崩溃又来自罗马帝国与日耳曼各部落在普世层面上的斗争。在此之后，宏观层面上墨洛温王朝与加洛林王朝之间发生战争，超宏观层面上日耳曼部落间不断斗争，与此同时在普世层面上法兰克人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又多有冲突，由此种种冲突和斗争塑造出8世纪加洛林王朝这一法兰克人创建的强有力的国家体制。但这一中央集权国家是短命的，在其内部冲突以及在北方维金人侵扰的双重压力下，加洛林帝国分崩离析，并导致了地方分权的结构体系即封建主义的产生。在9至16世纪期间，与伊斯兰、维金、斯蒂匹武士、拜占庭诸种文明的斗争，在欧洲逐渐兴起了一种具有中央集权化倾向的动力，并由这种动力引导，封建主义结构不断地向国家构建和资本主义这一现代二元体系方向发展。

伯克特别强调，在以罗马为中心的强大组织结构、合法化理论和观念形态的支持下，西方基督教世界掀起了反对伊斯兰教徒的战争（即十字军东征），而这场战争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在他看来，正是十字军的惨败导致了欧洲经济的崩溃，由此之故而生发出愤世嫉俗的颓废文化和对罗马教皇权势的反抗轻蔑，这样的思潮一时间弥漫流行于整个西欧，从而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在中东地区，十字军诸王国的彻底覆亡，推动了欧洲各国内部矛盾的爆发和中央集权化的进程。随着罗马教皇权势的丧失，欧洲各国的王室便成为世俗的权力中心。与此同时，以奥斯曼帝国为代表的伊斯兰文明不断进攻，继续推动着欧洲各国的中央集权化进程，并扫除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最后残余。就是说，奥斯曼帝国进攻欧洲所施加的强大压力，造成了一种宏观层面上的中央集权化的动力，带来了欧洲国家体制一次大陆性的内向聚爆。欧洲各国也因此将其战略重心移至对远西地区进行海上武装殖民，以此发展出一条抵抗程度最小的战线，即向大西洋和美洲的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