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向现代转型的动力与制度表现：文明的冲突优化

从第五章开始，我们的视野已转向西方。就是说，将中国置于世界范围内来考察国家转型活动，理解自晚清开始直至今日尚未完成的中国现代国家转型活动。这是因为，从传统国家转向现代国家，中国并不是首先开始的，更不是唯一的。走向现代国家的历程，首先是从西欧开始的。学者们一般将西欧国家的现代化视为内生型现代化，就是说这些国家之所以能走向现代国家，是因为在它们的前现代传统中，存在着能够不断自我发展的、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或者说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存在着一种较强的兼容关系。而像中国这样的非西欧国家，它们的现代化过程被视为应激型现代化，意思是说，在它们的社会内部，传统性与现代性兼容关系较弱，无力从社会内部产生出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因素，只能在西欧国家现代化的外部压力刺激下，才能作出反应进而逐步实现现代化。在第三章所解读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列文森用来分析中国的“冲击—反应”模式，就反映了这样的观点。

学者们长期以来想弄明白的问题是，为什么是西欧首先开始现代化进程？将学者的众多意见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几种理论从内生视角来解释西欧走向现代的先发性。

（1）技术决定论。这一理论认为，技术的变迁（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相对于社会结构而言，是一个外生的、独立的过程；技术变迁是科学发现的结果，而科学发现具有自发的内在逻辑，先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而存在。由科学发现带来重大的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引致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生产力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最终带来政治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迁。因此，技术变革是社会制度变迁的第一原因。

（2）人口决定论。这一理论认为，人口的规模和结构的变化是独立于社会结构的外在变量。由于战争、瘟疫等外在原因，引发了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并由此带来劳动力和土地相对价格关系变化，最终引起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主要就是从人口的独立变化，从资源相对于人口的稀缺程度引发产权关系变动来寻求社会变迁的轨迹。

（3）市场决定论。这一理论认为，可以从西欧中世纪海运贸易、城市商业结构的变动来寻求社会发展的动力，认为市场的力量（尤其是城市的力量）导致封建主力量的衰落和资产阶级力量的上升，最终决定了封建主义的衰亡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亨利·皮朗在《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中，就高度推崇海外贸易和商业资本主义对西欧社会转型的根本作用。与市场决定论相同的是推崇市场中盛行的商品经济原则，认为商品经济原则创造了统一的分工协作的社会结构，代替了传统的封建社会结构，并以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的观念代替传统的身份特权和等级观念，最终创造了新的社会。(www.xing528.com)

（4）自然环境决定论。这一理论将问题的答案归结为西欧的自然地理环境，认为自然环境导致了西欧出现农牧结合的乡村产业结构、较早发达的商品经济、君弱民强的国家组织形式等等，最终导致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琼斯在《欧洲的奇迹》一书中，就持有这样的观点。

（5）工业决定论。这一理论认为，工业是西欧现代化的始发原因。工业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业绩优先、国家统一的价值观念，建立了能够为经济生产而动员土地、劳力、资本的产权制度及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商品交换系统，产生了专业化、金字塔式统制的科层制组织和得当的国家财政组织，培养了有创造精神的个性、业绩主义的志向、积极向上的个人动机以及对教育的渴求等等。

另外，还有人将原因归结为诸如某种文化或宗教，或者某种特别资源（如煤炭）的利用等等。上述模式皆有一定的解释力，同样也都有不足之处，特别是因为其中蕴含着强烈的欧洲中心论的色彩，而遭到很多学者的批判。在彭慕兰看来，以上说法都不对，最重要的原因实际上是由于欧洲发现了新大陆，而新大陆的开发所提供的农产品使西欧不必动员数量巨大的追加劳动力用于农业，这样可以缓解生态压力，并将劳动力用于工业中，当然新大陆提供的贵金属也发挥了作用⁽¹⁾。

限于本书的目的，此处不打算对上述模式进行详细评论，也不打算提出一种新的模式。本章选择《文明的冲突》一书，是想通过讲解该文本所包含的内容，来为大家思考问题提供另一种分析框架。《文明的冲突》的主要内容，是从外因的作用（外来文明形成的战争挑战）引发欧洲内因的变化（内部经济利益变化与阶级斗争）这一视角，来解释西欧为什么率先走上现代国家之路。这样的分析模式，特别重视战争对西欧国家发展的推动作用，查尔斯·蒂利的名言“战争造就国家，国家制造战争”，道尽了该模式的内涵。蒂利的结论是，“战争编织起欧洲民族国家之网，而准备战争则在国家内部创造出国家的内部结构”⁽²⁾。在《文明的冲突》一书的基础上，本章还将抽取《利维坦的诞生》《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两部著作的部分内容，来进一步说明西方在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动力与制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