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义利之辨的结束经由公利

传统中国当然也有道德与利益孰高的问题，前面交代过，“义利之辨”这个名称用的就是中国古代的说法。与所有传统的国家一样，在传统中国的正统意识形态中，对利益的评价总体上并不高，至少是远远低于“义”。在19世纪中叶与西方世界的接触过程中，许多知识分子常将中国人“重义”、西方人“重利”作为区分彼此的标志。但是从19世纪末中国逐渐走向现代开始，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心理层面上也逐渐接受了利益原则，只是路径与方法与西欧有所不同。

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要话题。与中世纪早期的西方相似，在早期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高度认同的是道德相对于利益的优越性（即义高于利），即使认可“利”但在地位上也远远低于“义”。认为人（尤其是君子，即上层人或者知识分子）应该追求道德的完善而非利益的增值，国家政策的目标应该是造就道德人而不是激发人的贪欲。如《论语》中教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董仲舒的表达更为明确，即“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财政中国三千年》一书的第六章，我讲过反映“盐铁会议”讨论情况的一个文本即《盐铁论》，在其中代表社会良心的文学，表达的意见是“（治理国家应该）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对此，理学代表人物朱熹的观点是，“所以罕言（利）者，正恐人求之，则害义矣”，“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个利心”（《朱子语类》卷五十一）。

不过，传统思想虽然不赞成个人（尤其是君子）将追求利益作为自己的行动原则，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肯定作为类的人（即“民”）的利益，或者说肯定整体的而非个体的利益。这种整体的利益，此处不妨将其称为“公利”，以区别于相对于个体的私利。在传统知识分子看来，虽然公利的追求在总体上不及造就“道德人”重要，但对“君子”或当政者而言，公利仍是重要的。如《论语》中孔子的教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以及《礼记·儒行》中的名言“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公利也可以等于“义”，在一定条件下值得追求。尤其是这样的公利高于君主或者君子的个人私利，正如司马光的倡导（“为国者，当以义褒君子，利悦小人”）和黄宗羲的呼吁（“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这就为近代中国思想家用公利（国富、民富）作为过渡，来转换义利问题埋下伏笔。我们可以将“公利等同于义”视为中国的奥古斯丁公式。

当然，在历史进程中，不是没有人对“利”表示过肯定。像《管子》中的名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还是得到不少人认同的。而北宋时期的王安石提倡，执政者应为国（即君主代表的政府）取财，宣称：“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但王安石这一为国求财的行为，在后来的历史中，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其本人在历史上也一再受到丑化。而南宋浙东学派叶适的断言，“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到了明清更是为正统思想所批判。直到近代在利益原则的冲击下，王安石与浙东学派的看法，才渐渐受到主流意见的肯定。

总之，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主流与正统的看法是义高于利甚至应该舍利取义。虽然对于市井小民追求利益可能持有某种容忍的态度，但思想界通行的看法显然是重义轻利，强烈要求知识分子不要去追逐利益，而应该完善自己的道德。不过，对于执政者追求公利（作为类的人的利益）的行为，仍持某种肯定态度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等同于“义”。就是说在特定场合下，只要符合公利，就可视作“义”。这就为近代用公利（即国富）作为过渡来实现利益合法化奠定了基础。

从晚清时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在心理层面上从传统的轻视利益、“罕言利”，逐渐变成肯定利益、接受利益了。这一过程源自国家生存竞争的压力，即中华共同体要能避免亡国灭种，就必须强；要强，就必须先富；而所谓的富，就是物质财富或者说利益。此时追求利益就成为高度现实的问题，需要理论或思想上的突破，让社会心理接受利益原则。(www.xing528.com)

那么社会心理层面是怎么接受利益原则的呢？答案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接过了传统“义利之辨”中对“公利”的肯定，将公利界定为国家富强，并将其等同于“义”。在他们看来，只要是为国家富强而不是为个人言利，就不被认为违背了“义”。或者说，为国富而求利，完全符合道德的标准。于是，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改变了过去轻视利益、不谈利益的传统，而纷纷谈论怎么为国求财、求利，以尽快让国家富强起来。如王韬提出，“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陈炽表示：“治国平天下之经，不讳言利。”李鸿章：“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张之洞：“为政以利民为先”。让老百姓追求利益，就可以获得国家的富强，这一思想进一步地为严复等人引进的西方经济思想所加强（如《国富论》中的思想），即“企业主求利会增加国家财富”。严复一再表达，“国之所急，在为民开利源”。梁启超表示：“凡立国于天地者，无不以增殖国富为第一要务。”

“求利”的思想，此时慢慢开始被广泛地接受，更被张謇（1853—1926）这样的实业家“为国求财”的现实行动表现了出来。不过，此时“利”仍被理解为“公利”或至少有利于“公利”的实现。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传统的“重义轻利”已被进一步地作为封建糟粕来批判。思想界广为接受的观念是，之所以让人民“求利”，是因为这样做就能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从而实现国家的富强（“公利”）。就是说利益原则的接纳，是以追求“公利”为目标的。那一时期，许多民间企业家创办企业、从事商业活动，内心的追求或者至少打出来的旗号，并不是追求个人的财富，当然更不会像清教徒那样将财富积累作为证明自己蒙受神恩的标志，而是出于爱国或者是为了“实业救国”。在一定意义上，社会心理与思想界形成了一种新的“义利关系”，即公利（国家富强）为“义”，而个人利益为“利”，前者在地位上远远高于后者。

在这一利益原则合法化的过程中，中国走向现代政治经济的社会心理基础得以奠定。不过，此时对“利”的追求是围绕着“公利”或国家富强这一目标的，个人权利或个人法则这一现代社会的基础内容，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就为后来以国家利益压倒个人利益，以整体利益的实际效果名义取消规则和程序，打开了方便之门。

经由“公利”的转换，传统的“义利之辨”在此时以“利”的获胜而基本结束，在思想上中国人也逐渐接纳了资本法则。但此时仍遗留一个问题，那就是以什么手段来追求“公利”，实现国家的富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公有制及计划经济制度可以实现“公利”。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思想中，为了实现“公利”，实现“国富”，必须发展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可是到后来在实践中发现，纯粹的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并不能实现“国富”的目标。对此，中国思想界又进行了广泛的反思，并在思想上逐渐肯定多种所有制成分与市场经济。这种反思，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1978年后引入的西方经济学思想的支持，那就是，个人的逐利行为有助于国家的富强。就这样，利益原则、市场经济与私有产权，逐渐地成为当今中国经济思想中不言而喻的成分，中国社会真正地从传统走向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