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简单地看一看这本书和它的作者的概况。
本书作者为Prasenjit Duara，中文名字叫杜赞奇，为印度裔美国学者，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与汉学家。他出生于印度，早年也就学于印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来到美国求学，于1983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杜赞奇先后任教于美国多所大学，如普林斯顿大学、乔治·梅森大学、斯坦福大学，其主要教学生涯在芝加哥大学度过（1990—2008）。
作为一个印度人，多年来身在美国研究中国历史，这样的组合看起来很有些意思。杜赞奇在接受中国的《南方人物周刊》杂志采访时，解释过自己学术道路的选择。他说，大约在1973年，他正在印度德里大学念书，此时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他以为这场“文化大革命”展现了一条改变历史的可能路径，因此中国历史值得研究。后来在赴美求学期间，他遇到了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先生（本书第二章补充解读的《叫魂》一书的作者），并在他的指导下研究中国革命与中国农村，其博士论文最终形成了本章要予以解读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该书为他赢得了很多荣誉，让他获得美国历史学会1989年度“费正清杰出东亚历史著作奖”和1990年度“亚洲研究学会”颁发的“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他的老师孔飞力也曾经获得这一奖项）。
除了本章运用的著作外，他的第二本专著《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中文译本也早已于2003年面世。20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另一本中文译著《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亚洲传统和可持续的未来》。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英文书名为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原书出版于1988年，中文版由王福明翻译，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并经多次重印，2010年出版了中文新版。
这本书在资料运用上很有特色，书中第5至6页对此有交代。书中的主要材料，来自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书中简称为“满铁”）于1940年至1942年间在华北农村调查形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书中简称为《惯调》）。说有特色，是因为同样的材料，马若孟和黄宗智都使用过。特别是黄宗智，他根据此次调查及其他材料撰写了《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已有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版），该书也是有关中国研究的名著。当然，除了满铁这份《惯调》外，杜赞奇还运用了满铁的其他材料，以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调查的报告。从杜赞奇和黄宗智等人几乎用同一份材料，分别作出自己的研究这件事，我们可以体会美国政治学者艾萨克说过的一段话，他说学者“之所以伟大是由于他具有想象力、洞察力，以及他从观察到的事物中归纳其所包含的内容的能力”(1)。同样的材料，不同的洞察力，分别作出不同的研究和不同的理论创造。
杜赞奇的这本书在叙述过程中，讲了许多故事，有许多有趣的细节。初次阅读者，容易陷进这些细节中而不能整体地把握全书。因此，有必要在此对全书的结构作一点介绍。
这本书大致上分为以下几个部分。(www.xing528.com)
（1）前言：交代研究的目的、资料来源以及研究涉及的对象（华北平原上的村庄）。
（2）介绍该书运用的分析工具（第一章）：主要是界定“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交代它与其他概念（如市场体系）的关系，并进行典型的研究如婚姻圈、水会等。
（3）背景交代（第二、三章）：包括历史背景——帝国晚期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中介，即经纪（其中保护型经纪是权力的文化网络的人格化代表，在现代化过程中它有向赢利型经纪转化的趋势）；时代背景——国家转型，集中于讨论华北地方政权的重组及其财政表现，并引出内卷化的概念。
（4）展开微观分析（第四、五、六章）：探讨在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文化网络具体在华北农村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其表现有：宗族组织被政权组织排挤、宗教组织趋于消亡、乡村领袖由保护型向赢利型转化。杜赞奇还进一步地分析，这些变化是如何影响国家政权建设的。
（5）展示内卷化的后果（第七、八章）：国家政权建设对乡村在“地界”方面的影响（稳定地界的形成标志着正式村政权诞生，但由于脱离文化网络而使村政权渐渐失去权威），国家转型对“人”方面的影响（晚清时的乡村精英逐渐逃避乡村公职，保护型经纪逐渐转向掠夺型经纪等）。
（6）结论：总结全书重要的发现，即国家正规机构深入乡村，但乡村精英不断退出村庄；国家捐税要求不断增加，赢利型经纪在协助征税的同时又在不断地消耗捐税；经纪体制在国家转型活动中有存在必要，但需适时摧毁——中国农村革命的原因所在。
最后，作者还在后记中对社会史研究方法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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