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森与《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关系与影响

按惯例，我先介绍一下《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作者及这部作品的情况，然后再简单地交代该书在我这本书中的地位。

本章所选文本《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加州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作者是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1920—1969）。他是美国学者中研究中国的最杰出代表之一，也是在美国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拓者和领导者。列文森的代表作，除了本章所选文本之外，还有《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等。1971年，加州大学出版社以“革命与世界主义”为书名，出版了他的三篇演讲稿。1976年，梅斯纳（Maurice Meisner）与墨菲（Rhoads Murphy）耗时6年编辑完成并出版了纪念列文森的文集《莫扎特式的史学家：论列文森的论著》。

列文森1920年出生于波士顿，1941年本科毕业于哈佛学院，并于次年加入美国海军，参加了在所罗门群岛和菲律宾的对日战役。战争结束后，他入读哈佛大学，先后获得硕士（1947）与博士（1949）学位。他的导师是美国著名史学家费正清教授，博士论文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195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列文森因费正清教授的推荐而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并长期任教于此（1951—1969）。在他的学术成就达到高峰之际，却不幸意外溺亡。为了纪念他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杰出贡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他去世当年就设立了“列文森纪念基金”，“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专门设立了“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1987年开始颁奖，第二章解读的孔飞力名著《叫魂》就获得了这一奖项），哈佛大学也以他的名字向本科教学杰出者颁奖。

对于列文森，学术界的评价相当高，将其称为“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因为二者具有相似的才华横溢、同等的神秘复杂、同样的生命短暂。在自己的纪念文章中，导师费正清教授称赞列文森拥有和表现的“并不是普通的学术生涯，而是一个天才的例证”（代译序，第4页）。同为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保罗·柯文是这样评价列文森的，“列文森在探讨近代化与文化演变问题上，锲而不舍，富有想象，在美国战后数十年研究中国的史学家中堪称首屈一指，在许多读者心目中他的著作也许最有说服力……是一位令人不得不正视的人物”⁽³⁾。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代译序”中，郑家栋先生对列文森的评价是，“他那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常常会令人感到扑朔迷离，而他那难以遏制的才气又使得他的作品似乎带有太多的浪漫情调和文人气息”（代译序，第2页）。

列文森是一位历史学家（叙述客观的事实），又是一位形而上学家（相信思想的洞见对于历史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他相信并尝试着揭示思想与历史之间的辩证发展关系。与此同时，他既信奉马克斯·韦伯的“现代化”观念（即体现现代理性精神的“专业化”终将取得全面的胜利），又蔑视既定的“专业规范”（他自己就以反叛者的形象出现在历史研究的舞台上）。还有一些其他学者，注意到列文森个人的两难境地，即一方面他怀念“脆弱和美的古典的诗情画意”，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古典灭亡的无可避免，现代世界无可避免地要走向功利、效率和速度的统治。列文森的妻子罗丝玛丽，曾经解释过列文森的气质，以及他在处理中国思想史时凸显的基本问题与观念（诸如历史与价值、区域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紧张等），在很大程度上，她将这些归结到列文森身为犹太教徒而面对现代窘境的感受和领悟。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的英文名称为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中文版由郑大华、任菁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对于英文“Confucian”一词，在中文中是译为“儒教”还是译为“儒家”，学术界有一些争议。不过，这丝毫不影响该书在中文学术界的影响。因文采飞扬、表达委婉、思维敏捷、见解深刻，它一直受到学界的高度推崇。郑家栋先生在中译本“代译序”中是这样评价该作品的，“在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的众多译著中，很少有哪一部能够像该书这样与我们所关注和讨论的一些重大问题——诸如历史与价值、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等——有着如此直接的相关性；也很少有哪一位西方作者能够像列文森那样，以广阔的视野、深刻的洞见和迂回曲折的表达方式，把问题的复杂性充分凸显出来，使人们不至于在一些空洞无物的老生常谈中浪费太多的时间”（第2页）。

对于这本作品，已有太多太好的评价。除了文本中所包含丰富的思想内容与历史素材外，学者们普遍关注的是列文森对费正清教授所创造的用来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的模式（即“冲击—回应”）之运用。不过，在费正清等人那里，“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一模式，仅是一种处理史料的整体结构与一种主导性的观念，而列文森“则把此一模式所能够容纳的思想内涵发挥到了极致，使之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和方法”（代译序，第12页）。相对来说，列文森对该模式的运用，更具有深层的人文关怀，或者说他更关注在无法抗拒的现代化冲击影响下的人（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用研究中国的另一位学者史华慈的话来说就是，列文森“他认识到，某一民族、社会的存活需要一种新的异质‘真理’，此种真理将否定他们自己所拥有的传统价值，为此他们会经历一种巨大的精神迷失”（代译序，第12页）。用这样的话语来思考外来力量与中国国家转型问题，确实显得无比地深刻。(www.xing528.com)

在结构上，《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分为三卷，每卷又分为若干章。第一卷标题为“思想继承性问题”，在交代清初思想文化状况（即近代早期的经验论）的基础上，讨论受西方冲击的近代中国思想界，如何在中西／古今框架中选择指导思想与从事制度实践。由于儒学所具有的精神特质，不能让中国社会实现近代化转型（他用绘画领域的证据来论证缺乏专业精神），因而思想界的最终选择造成了儒家思想衰亡的命运。第二卷标题为“君主制衰亡问题”，讨论君主制与儒家思想曾经具有的相互支持却又彼此紧张的内在关系，描述在西方冲击下君主制终结与儒家思想衰亡同时进行的过程，最后揭示其中蕴含的历史启示。第三卷题为“历史意义问题”，探讨儒家思想退出历史舞台的意义，提出儒家思想在“共产主义中国”就像“博物馆文物”这一著名的比喻。

在上述三卷共25章的内容中，列文森处理了诸如“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保守与激进”“东方与西方”“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等经典的二元对立主题，并显示出高屋建瓴的考察视野与缜密精细的论述方式，该书也因此最终成为同类题材中难以逾越的高峰。不过，列文森这本书也受到不少批评。比如有人认为，他在书中运用上述二元对立的框架过分割裂了历史，他的工作并非研究历史而是借助历史思考，他的文本语言偏向文学而丧失了历史的严谨性等。此处我们不多讨论。

乍看之下，《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似乎与本书运用财政政治学阅读经典、思考国家转型的主题关系不大。不过，我仍然选择了此书，目的有二。第一，借助于这一文本，帮助大家从思想变迁的角度理解中国的国家转型是如何发生的，而财政思想显然是思想史内容的重要部分，财政转型又是中国国家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思想变迁和国家转型大背景会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财政思想的变化。第二，借助于这一文本，为大家展示在历史背景与制度结构约束下的知识分子，作为担当主体，是如何自觉积极行动起来的。这些知识分子以传统思想资源为基础，努力吸收西方思想，在思考中国问题的基础上提供行动方案。对于今天的财政学者而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前辈的这些努力是效仿的对象。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虽然并未直接探讨财政问题，但其中也涉及财政的内容，特别是在对井田制的讨论中。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井田制，盛行于西周、瓦解于春秋时期，它在性质上应该属于土地国有制或者某种共有共耕制。不过，对于该制度的具体内容以及是否真的存在，后世学者一直有较大的争议；他们对有关井田制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田制（耕地产权）调整、田赋征收（均赋）等问题。列文森在该书的第三卷第二章，比较详细地回顾了有关井田制的两种对立主张，“从汉朝到清朝的大约两千年里，既有官吏和学者主张恢复井田制，也有官吏和学者否认具有恢复井田制的可能性”（第272页），并讨论了学者们对待经书所记载的井田制的两种态度：有的更重视文字；有的更重视精神。到了近现代，又有两派关于井田制的意见：一派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怀疑派学者，他们认为，在历史上并没有井田，它只是一种社会思想，一种愿望和理想（列文森认为胡适他们的怀疑意见并不正确）；另一派是传统主义者，他们坚持井田制作为客观的历史曾经存在过，后来的历史学界提供的证据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第271页）。

不过，列文森重点关注的是下面一批激进主义者，他们更多地从精神而非真实历史出发肯定古代井田制的存在，目的是为今天的社会改革方案寻找证据，甚至是用它来证明由西方传来的普遍真理之正确（“将井田的价值与一种著名的外来价值观统一起来”，第277页）。对此，我们今天的学者应予以深思。比如，康有为就坚决主张，是孔子这位改革家发明了将田地分给每个人的井田制；谭嗣同则把井田当作开启世界大同之门的钥匙，说“尽改民主以行井田之法，则地球之政，可合而为一”；梁启超的说法是，“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第277页）。尤其是后来深受社会主义影响的一批学者（如廖仲恺等），都在精神上将井田制理解为某种公有制，以作为在未来中国实现由西方传来的社会主义的神圣基地或精神支持。对此，列文森的评价是，从清末到民国这一段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主流都是外来的。井田制也因此不再成为鼓舞人心的政治观念，而只是给某些新的并且似乎重要的事物增加一种相似的光泽”（第278页）。作为今天的读者，我们由此也可以体会支撑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的思想资源之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