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读《荀子》这本书之前，我先简要介绍一下荀子其人和他的这部作品。
荀子，名况，战国后期的赵国人，时人尊称为荀卿，又称孙卿（因“荀”和“孙”字音近）。荀子的生卒年月现已不可考，张曙光推测他约生于公元前328年，卒于公元前235年，享年94岁(2)。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简略记载了他的生平，其中主要有两件大事：一是他游学于齐，后来在齐取得极高的学术地位（“最为老师”）并三度担任过祭酒（齐国稷下学宫的负责人）；二是因在齐国有人说他的坏话而被迫转移到楚国，然后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令。许多学者相信，荀子还到过秦国（在《荀子·强国》中记载应侯问荀子“入秦何见”），但年月已不详。最后荀子葬于楚国的兰陵。司马迁在列传中还提到了荀子的学术著述情况，说他“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
荀子学问的具体师承，今天也已不可考。从他著作中屡次推崇孔子的弟子子弓（即仲弓或称冉雍），以及他的著作中体现出仲弓之学的特点（其主要内容集中于政治外王之学即礼乐制度）来看，荀子有可能师承子弓这一儒学派别，当然也可能仅仅是他心仪子弓之学而私淑其人。有很多学者推崇荀子，认为他是先秦时期孟子之后儒家最为重要的代表，并将其视为“外王”流派的代表人物，与孟子倡导正人心的“内圣”主张相对。正如徐复观所评价的，“孟子发展了诗书之教，而荀子则发展了礼乐之教”(3)。
从今天的眼光看，荀子可以被定位为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因为他对各家各派的学说都有批评、有吸收，也因此一直被视为“通儒”的代表人物。或者说，中华国家在从城邦向帝国转型过程中诸多学者的思考，大多被荀子集成而成为正在诞生中帝国的指导思想。荀子的两位学生，李斯和韩非，在国家治理方面的实践与思想，是荀子思想贡献的一个外部标志。在世时，荀子就极受人尊崇，其著作也一直被人广泛地阅读与研究。但因儒家对法家的厌恶与批判，作为李斯与韩非老师的荀子，后来也受到儒家学者极大的批评。即使到了帝国晚期，想要冲决帝国罗网迎接新国家类型的谭嗣同，还以批判性语气总结说：“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4)。正因如此，鲍国顺才评价说，“荀子是历来受误解最深的思想家”(5)。
与商鞅、管仲这样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学者不同，荀子首先是学者而且终身未有机会担任国家的宰执大臣（只担任过兰陵令）。因此，相对来说，荀子的著作理论性更强、体系更完整、文采也更好，但技术性、制度性细节的探讨并不多。当然，缺乏技术与制度的细节，并不会减少《荀子》一书的价值。作为先秦时代以儒家思想为本、兼采百家并进而尝试为即将来临的帝国奠定理论基础的集大成者，荀子的书是值得一读再读的。
在荀子漫长的一生中，他著述甚多，但并没有编撰为独立的著作。到了汉代，刘向从流传的荀子著作中选取三百二十二篇，然后删复去重、勘定目次，共著录为三十二篇，取名为《孙卿新书》。《孙卿新书》是《荀子》一书成书的开始。我们今天阅读的《荀子》版本，是经唐代学者杨倞（与荀子一样又是一个生卒年份不可考的人物）重新编排次序并加以校正与注释后形成的，《荀子》书名也是杨倞确定的。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王先谦所作的《荀子集解》，是荀子研究中最权威的版本。今天的学者普遍认为，《荀子》一书目前可见的三十二篇，绝大多数应该是荀子本人写出的，最多只是经他的弟子们整理过。这是因为，《荀子》书中的思想观点、文字表达几乎前后一致。当然也可能有部分篇章，掺入了他的学生或者后人的一些思想。(www.xing528.com)
《荀子》一书，包含了极为丰富的思想，既有关于世界观、方法论、人性论的哲学内容（如天人问题、名实之辨、性善性恶问题），又有关于国家治理方略的政治内容（如法先王或法后王、礼义或法治等问题），还有大量的在今天被归属为经济、军事、教育、文学、音乐等方面的内容。由于我在本书中运用财政政治学的视角，因此本章的解读重点落在《荀子》的《王制》《富国》两篇。
《王制》篇开篇就提出了国家制度建设与治理艺术问题（“请问为政”），然后荀子加以一一阐述。大体上，荀子的回答是：政治上要行仁义、法后王、定名分、尚贤任能、加强法制等；理财方面要加强农业生产、促进货物流通、减轻赋税、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等；军事上要富国强兵、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在这一篇文字中，荀子的论述既涉及统治者对自身的修养（仁义）、治国策略措施的运用，又讨论到国家制度的建立（管理制度、官吏职事），还阐述了许多精妙的政治经济思想。对于国家制度建构的原则，他表达为：“维齐非齐”，“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在此篇中，还有今人特别重视的民本思想的表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富国》篇论述的是使国家富足之道，这既是荀子那个大争之世建构帝国的时代需要，也是自国家诞生以来治国的重要目标。荀子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政治原则和方针策略，比如用政治手段使社会安定并刺激劳动积极性，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如“明分使群”“尚贤使能”“严明赏罚”“裕民以政”等。另外，他还提倡运用财政及其他措施来调整生产与消费结构、保证经济良性发展，如“强本抑末”“开源节流”“节用裕民”等。在这一篇，荀子还特别批评了墨子的非乐、节用以及对财富采取的静态观，主张要想办法实现财富的动态增长，并因此实现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完成帝国建构。
总体上，我们可以给《荀子》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他为帝国构建与国家治理所需的法家学说融合进了儒家的礼义思想，或者反过来说也成立，他为注重个人修身（即内圣）的儒家发展出了治国方略与能力（即外王）。从汉代开始，历代治国者就致力于为侧重工具理性的秦制寻找价值理性，而这一进程直到唐代才大体完成，表现为制定了蕴含“德礼为政教之本”观念的《唐律》。不过，这样的努力显然早自荀子就已开始，并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荀子接续了商鞅的努力而为萌动中的中华帝国奠定了思想基础、绘制出建设蓝图。
接下来我主要运用《王制》和《富国》两篇文本，并结合《荀子》一书中的其他文字，来解读一下荀子所设想的帝国制度建设核心以及以人为中心的治理原则。这些思想影响了后世二千多年帝国制度的运行以及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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