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关注：纪实摄影的最佳切入点

雍和访谈录

拍纪实摄影，你的价值观或者说历史观很重要。

雍 和

著名摄影家。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新闻摄影委员会主任。1985年当选上海市青年艺术10佳，曾获得上海市范长江新闻奖、中国摄影金像奖。多次担任国内大型赛事评委。出版有《边角料：2003—2006上海影像》等。

当摄影记者其实是蛮痛苦的，但是我想找另外一种渠道传播，即把它当成历史去传播。

孙振军（以下简称“孙”）：你从事新闻摄影记者这么多年了，现在回过头来总结一下，你觉得自己是一名合格的新闻摄影记者吗？理想中的优秀新闻摄影记者是什么样的？

雍和（以下简称“雍”）：我并不是一名完全合格的新闻记者，因为新闻记者要求时效性，要将发生的事件第一时间传递到受众面前，从而去影响受众的行为。但是，我做不到这一点，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自身的原因，一个是外部的原因。很多时候我能做的是把影像留在以后传播，而不是当下。

当摄影记者其实是蛮痛苦的，但是我想找另外一种渠道传播，即把影像当成历史去传播。这也是一种纵向的传播，告诉后人我们这一段历史。

其实在中国当代，真正优秀的摄影记者是非常少的。因为单个的记者一定要依托一个媒介，特别像以前是没有自媒体的，当然自媒体也要受到各方面的制约。

人都不是先知先觉的，很多思想需要经历时间的磨砺才能够体会。

孙：许多像你一样很有成就的摄影家都和我探讨过同样一个问题，即在从事摄影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觉醒；有时候是某一个偶然的事情后才觉醒，有意识地去做摄影。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雍：这样的感觉是有的，人都不是先知先觉的，很多思想需要经历时间的磨砺才能够体会。现在回头看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拍的照片，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当时拍照片时自己是一团雾水。但当时是不可能先知先觉的，也无法预料到社会能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也不会意识到某个东西即将被淘汰，你留下的影像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历史的见证。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

摄影中，对我有所触动的事情有两件：一件是1988年北京举办了国际新闻摄影周，邀请了美国《时代周刊》《国家地理》杂志、法新社等国外的摄影记者和编辑，以及我们全国各地100多位中青年摄影人集中到北京参观。这次活动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当时摄影圈的照片大多是风花雪月的沙龙照，但这些国外摄影家的照片让我知道，照片还有另外一种用处—它是时代的记录者，而且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另一件事也是发生在1988年，当时《海南纪实》杂志副主编林刚联系我，希望我给他们组稿和拍摄。这给我非常大的帮助。我前后给他们干了一两年，几乎每期都有我拍的或者我组的稿件。因为此时我面对的不再局限于搞摄影的以及只关心摄影比赛的人，而是普罗大众。读者可能并不十分了解如何去欣赏构图、明亮、色彩等，但通过照片，我把他们想了解的一些信息提供给了他们，照片发表后的反馈很重要。

我觉得这两个经历冥冥之中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机会，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对摄影逐步明朗起来。

记录性是纪实摄影最重要的属性。千万不能把纪实摄影只作为艺术领域的一种摄影，其实纪实摄影对当下社会的发展进步多多少少应该有一些推动的作用。

孙：在公众的理解中，纪实摄影和新闻摄影最大的差异是时效性，那么你认为如何看待两者的差异性？

雍：时效性，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就是时空性。比如说北京发生了一件事情，可能全中国人都关心；但假如在西北某个小县城里发生事情，可能只是县城里的人关心。如果说这个事件能成为一个新闻，也仅是本地新闻。

新闻就是现实当下的，它只务实于它的那部分读者和观众，以后的作用它不管。而纪实摄影更多的是用历史的眼光看待现实。我觉得纪实摄影需要被放到一个更大的时空来看待当下发生的这些事情。

孙：现在对纪实摄影有两种观点比较有冲突，一是说国外的纪实摄影主要是发现苦难与问题，并呼吁政府解决苦难与问题。而按我们中国人的理解，纪实摄影其实是一种记录性的摄影，因此中国大多数摄影人从事与完成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实摄影，而是一般性的记录工作。我想听听你对这种观点的看法。

雍：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的纪实摄影，记录性是最重要的属性。从我个人来说，纯粹的记录需要明确的是你记录的是什么东西，这和你本人是很有关系的。我认为没有什么对不对的问题，每个人关注的都不一样。有的人对树木环境特别关心，有的人可能对城市建筑特别关心，有的人对人的苦难特别关心，但是我觉得千万不能把纪实摄影只作为艺术领域的一个摄影，其实纪实摄影对当下社会的发展进步多多少少应该有一些推动的作用。所以我比较倾向前一个观点，纪实摄影其实是通过你的影像来唤醒整个社会或者一部分人的良知，来关心这一部分人的生存状态或者一个社区的状态，从而推动事情朝好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一个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的门类。比如解海龙拍的希望工程、焦波等人的一些照片，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共鸣，对现实有一种观照和推动的作用。(www.xing528.com)

时代太好，素材太多，对摄影人而言，一定要抓取半径内的东西来拍摄。

孙：中国现在正处于做新闻、纪实摄影最好的时代，但是可能时代太好了，我们面对的问题太多了，有很多摄影家每天都在拍照片，拍摄了大量照片，但90%以上都存在电脑里没有再看过，那么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过滤拍摄选题的？

雍：我觉得素材很多，但是每个地方、每个空间、每个城市和社区既有很多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比如一个煤炭城市或者能源城市和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就不一样，每个人所处的社区也不一样。对于摄影人来说，一定要抓取半径内的东西来拍摄。虽然说新疆有很好的题目，我也很有兴趣，但我也只会蜻蜓点水，偶尔为之，不可能深入去拍摄。我可以对工作单位或所在社区的一些东西随时观察，假如我对其中的一些题材有兴趣，就可以在这个半径中多拍摄。我觉得一个是活动半径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兴趣半径的问题，个人可能对某些领域特别有兴趣，对某些领域不太有兴趣，那只要抓住几个题材应该就够了，如果什么东西都去拍可能得不偿失。

新闻、纪实摄影应该放在媒体层面、大众传媒的坐标上去衡量它的价值。

孙：大家都知道你是记录上海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你有意识地记录上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雍：我拍的大部分照片都是关于上海的，其中有一些是有意识的，有一些是无意识的。无意识的阶段就是初期，因为那时候经济条件受到限制，没有多少旅费可以出去，所以心是在外面的，在生活的地方拍照是被迫的。但是拍到后来，在认知上面比较理性后，对外面的世界就可能是蜻蜓点水式地拍，对自己生活的城市关注的则比较多了，所以比较清醒的认识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

孙：现在越来越多的摄影人都开始关注本土了，但在本土同样也有点手足无措，能不能给他们一些建议，关注家乡、关注本土应该怎么寻找切入点？

雍：我认为拍纪实摄影，你的价值观或者说历史观很重要。假如你要拍自己身边的一个城市，一定要从历史角度去看，城市之间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同样一个题材，每个城市出现的现象可能不尽相同，你要找到共同点和特殊性。除此之外，当然还有摄影语言问题，也就是你用何种语言去构建。

孙：你觉得中国当前的新闻摄影、纪实摄影存在什么通病？特别是现在纪实摄影走向多元化的同时，还在向抽象化、怪诞化变异。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雍：其实有很多人把本来不属于这一方面的东西带到纪实摄影当中来了，比如说怎么判断照片的好坏，有的是以金钱来衡量的，当然这也是指标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指标。

新闻、纪实摄影应该放在媒体层面、大众传媒的坐标上去衡量它的价值。传播的价值是最大的价值，至于以后是被人收藏还是被拍卖，当然也很重要，但这都只是附加值。

千万别以为把一个镜头对着人拍，就是纪实摄影，就是人文摄影了。

孙：能不能给中老年摄影家也提点建议，因为我发现有些中老年摄影家也拐回头去搞观念摄影、抽象摄影了。

雍：我也看到很多这种现象。摄影很重要的是你的观察、你人生的积淀、你的思考。我觉得年龄有时恰恰是一个长处所在，因为纪实摄影很重要的是眼力和你怎么切入这个点，怎么去把它讲述出来。有很多年轻人技术很好，但缺乏人生经验、人生积淀，所以有时会看不深、看不远。还有一点，有很多人拍人文，是把人当成一个物来拍，照片中的人是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不是一个社会的人，只是一个影像躯体而已。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千万别以为把一个镜头对着人拍，就是纪实摄影，就是人文摄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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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大理国际影会展览及摄影大咖面对面研讨会现场。 鲍利辉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