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百军访谈录
关注本土摄影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凭着一时的兴趣走马观花地拍。
李百军
1955年出生于山东沂蒙山区农民家庭，曾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现代艺术中心和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等地举办个人影展，作品被多个美术馆收藏。出版有《每天》《老城记忆》等图书。2006年被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突出贡献摄影工作者”荣誉称号。
摄影师要广泛接触社会，要对社会上各类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深刻理解，还要注意对社会共同文化氛围进行准确把握，做到兼收并蓄、胸有成竹。
孙振军（以下简称“孙”）：你从事摄影这么多年，有哪些让你难忘或有趣的事情？
李百军（以下简称“李”）：1977年，我参加了《大众日报》举办的新闻摄影培训班，当时摄影部的几位老摄影记者给我们上课。老师看了我以前拍的照片，批评了我随意和不严谨的拍摄习惯，教我如何按照当时的新闻摄影要求去拍摄。
记得有次在拍摄青年社员学习《毛泽东选集》的时候，为了使画面好看，我叫生产队的社员扎了个架子，摆上玉米，以此作为前景。还有一次拍摄麦收场面，我把生产队的社员集中起来一起割麦子。为了体现俯拍效果，我还找人专门在地头搭了一个高台子。
孙：作为摄影师，你认为在拍摄时怎样才能做到胸有成竹？
李：其实摄影者真的有必要站到摄影之外，远远地打量一下摄影是怎么回事，这会让人更清醒，更可以从大局把握摄影。这需要摄影师具有一定的学养和社会认知能力，也就是艺术语境的构建和社会化的参与能力，而这种能力依赖于摄影师长期的文化积累。我们好多摄影师往往随便想出一个点子就急于求成，缺少一种文化的传承，这在内涵上就失去了文化背景强有力的支撑。要改变这些，就要靠多读艺术史评来弥补，还要靠学识和素养来解决，更要深刻理解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同时摄影师要广泛接触社会，要对社会上各类人的生存状态进行深刻理解，还要注意对社会共同文化氛围进行准确把握，做到兼收并蓄、胸有成竹。
对于一个相对成熟的摄影师来说，应该远离功利诱惑，脚踏实地做自己的事情。那些鲜活地发生在当下的生活景观和我们身边的父老乡亲，才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对象。
孙：你的《老夫老妻》在1988年第15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中获银奖，又在文化部首届摄影作品出国选拔赛中获得一等奖。30多岁就取得如此好的成绩，着实令人羡慕。你在接触摄影之初是否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目标？
李：也没定什么目标，就是顺其自然。从事摄影工作后，我没有像某些同行那样，去绞尽脑汁地创作一幅自己满意的作品。我始终觉得，摄影就是跟着感觉走，看到自己喜欢的瞬间，拍下来就够了，也不期望自己的作品会形成怎样的影响。获奖对我来说，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它改变不了我的生活状态。
制定一个目标，就等于给自己设立一个枷锁。为了这个虚无缥缈的目标，天天做些不切合实际的努力，而你的才情和智慧又远远不能支撑和实现这个梦想。一个人在社会上要干的事很多，还有更适合你的事可做。
孙：能讲述一下当年你拍摄《老夫老妻》的过程么？
李：《老夫老妻》那张照片是1986年在沂水县王庄出差时拍的。我当时下乡拍照片，路过一户农家，碰上老两口在喝酒，为的是给老头过生日。这老两口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但很满足。他们边喝酒边开着玩笑，我看着好玩，就拍了几张。制作的时候又做了色调分离，没想到在1988年第15届全国影展上获得了银奖，还在1989年文化部主办的摄影作品出国选拔赛中获了大奖。
孙：你认为自己最好的作品是哪一幅？
李：当时大家认为很好的作品，现在看来我都不喜欢了。因为受某些观念的影响，当时我加进了自己太多的主观意念。反而20世纪70年代刚开始学摄影时拍的那些图片，有着幼稚的淳朴。现在山东画报出版社约我出版《生产队》一书，我才猛然发现以前的照片其实拍得很简单，也很朴实和干净，这才是我想要的东西。
孙：你如何看待摄影和获奖之间的关系？
李：摄影和获奖是两码事。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发烧友来说，获奖可能会激发他的创作激情。但在这些功利的驱使下，他可能会千方百计地去迎合主办方的意思，根据他们的意图去设计和拍摄有关主题图片。虽然也会频频获奖，但最终会导致他在摄影创作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对于一个相对成熟的摄影师来说，应该远离功利诱惑，脚踏实地做自己的事情。
中国古代有句话，叫作“在己体道”，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布列松也曾说过，“在摄影中，最细小的东西，也能成为伟大的题材。人间渺小的琐事能变成乐曲中的主调”。如果从照片的见证功能来要求的话，那些鲜活地发生在当下的生活景观和我们身边的父老乡亲，才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对象。我们不妨实实在在地按自己朴素的愿望拍点东西，比如认真地拍你的家人和同事，或是你自己和朋友的日常生活。只要你认真做上几年，也许会真的修成正果。
孙：你如何评价那些在国内和国际上获奖的自由摄影师？
李：有些中国摄影师的作品之所以在国际上有些影响力，是因为他们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摄影观念。他们从不加入任何摄影组织，而是以自己的民间立场拍摄个性化作品。这样的作品既能打动受众，也具有普世价值，在国际上受到关注也是理所当然的事。(www.xing528.com)
作为一名有责任的摄影师，我们应该恪守心中那片宁静，对本土文化进行持续关注，以平静的视觉和谦恭的姿态，感恩我们的父老乡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记录者。
孙：你作为较早一批接触摄影的摄影家，在摄影创作中是如何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有没有受国外一些摄影名家的影响？
李：其实我们这些接触摄影比较早的摄影师，都一直在摸索着前进。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摄影资讯相当匮乏，我们所接触到的摄影书籍，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
到了90年代，我才陆续接触到一些介绍国外摄影师的书籍。对我影响比较大的，还是卡蒂埃-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当时我对他的影像真是到了着迷的状态。后来森山大道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他那些随性而为的街拍，很契合我自由散淡的脾性。不过，到最后我还是喜欢寇德卡。
孙：在全民摄影时代，作为一名摄影师，应该如何肩负起记录社会的责任？
李：在当下全民摄影时代，摄影已经成为平民大众极其普通的消费方式。一些摄影发烧友给器材商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的影像垃圾。
作为一名有责任的摄影师，我们应该恪守心中那片宁静，对本土文化进行持续关注，以平静的视觉和谦恭的姿态，感恩我们的父老乡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记录者。
关注本土摄影是一个系统工程，应根据当地的生态和人文环境，做一些田野调查式的工作。只有细致地了解到这些基本情况，整理出相应的文本，才能有的放矢地做出具体拍摄计划。
孙：你的很多作品都是反映中国农村的发展变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题材？
李：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农村有着特殊的感情。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结合摄影报道工作对人民公社时期社员的生活状态和生产队的劳动场面进行过系统记录。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我也曾走过一段弯路，搞过一个时期的沙龙摄影和“摄影创作”，但我始终没有忘记对农村变化的记录。
在我工作的40余年时间里，我一直和农村老家的乡亲们保持着密切联系，用相机记录着那些父老乡亲们。这些年来，我一直坚持在家乡的泥土里刨食，家乡的泥土也给我提供了足够的养分。我虽然在外工作多年，也在城市居住了几十年，但无论变换多少工作岗位，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始终觉得自己只是城市的一叶浮萍，空落落的没有根基。只有在生我养我的农村，才真正能找到我的根。40余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短一瞬，但我们身边的农村，却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作为农村的一段历史的记录者，我应有自己的理解和体悟。
孙：现在农村逐步城市化，很多事物都已发生变化，你认为现在的农村还有什么题材可以去拍？
李：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每个时期可拍的东西都很多，看你如何去关注它。
我从10年前开始，就留意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变化，已经在不同的农村地区，拍摄了几千张图片。这些图片反映了农民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喜悦、彷徨和无所适从的复杂状态。比如有的农民虽然搬到楼房里生活，但还依旧延续着农村的生活习性。他们有的在阳台上养鸡养兔，有的在楼房前面的空地上支着鏊子烙煎饼，还有的干脆就在走廊外面支上锅灶，烧柴火做饭。也许若干年以后，他们会慢慢适应城市生活，学会像城市人那样过日子，但起码现在他们还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生活方式。
孙：现在越来越多的摄影人都开始关注本土。你能否给他们一些建议，拍摄此类题材时如何寻找切入点？
李：关注本土摄影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凭着一时的兴趣走马观花地拍，而是应根据当地的生态和人文环境，做一些田野调查式的工作。要了解当地的历史变迁、居民家族的谱系和延续、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性和风俗习惯，以及地理环境、农时四季等和人们生活状况之间的关系。只有细致地了解到这些基本情况，整理出相应的文本，才能有的放矢地做出具体拍摄计划。
老夫老妻，1986年。 李百军 摄
1977年，为了摆拍学《毛泽东选集》，搭建这个拱形门，生产队折腾了大半天。 李百军 摄
蒙着红旗出嫁的新娘，1982年。 李百军 摄
晚归，20世纪80年代。 李百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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