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遥控摄影的规范与要求

牟健为访谈录

作为摄影的“制空权”，航空摄影也是同样重要。

牟健为

中国航空报社原摄影总监、中国航空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新闻摄影学会航空航天专业委员会主任兼无人机专业委员会主任。曾任《解放军报》驻老山前线记者、《人民海军报》主任记者、央视《军事摄影纵横》主持人、华光摄影艺术学院执行院长、北京摄影函授学院副院长等职。乘几十种飞行器升空2000余架次，航摄重大军事行动、突发事件、抢险救灾、空射导弹、大阅兵等。出版有《无人机航空摄影教程》《航空摄影教程》等著作10部，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7次。

我很明确地意识到，中国摄影师打破“空对空”航空摄影“几近为零”的时刻到了。

孙振军（以下简称“孙”）：请谈一谈你的生活经历和摄影经历，你是如何与摄影结缘的？与航空摄影的渊源和关系何在？

牟健为（以下简称“牟”）：这与我的家庭氛围有关系，我的哥哥、弟弟和妹妹都是美术家，我长期受到形象思维和美学思想的艺术熏陶。

我的新闻摄影素质是部队培养出来的。当年我是海军基层部队的电影队队长，因为一年有60幅图片被媒体刊登，荣立了三等功，后被调到军级单位当摄影干事，后又被调往解放军报社。到报社3个月后，我被派到中越边境担任军报驻老山战区值班摄影记者。

在强国强军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未来战争“制空权”的重要性，作为摄影的“制空权”，航空摄影也是同样重要。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我国航空摄影的条件有限。国际上，人们把“空对空”航摄作为摄影的最高境界，就是坐着飞机拍飞机，即航拍战斗机战术飞行和特技飞行。而那时中国的“空对空”摄影几近为零。所以，当我作为海军航空兵摄影记者登上战机，航摄刚刚装备了歼—8的我军飞行编队执行首次南海巡航任务时，就很明确地意识到，中国摄影师打破“空对空”航空摄影“几近为零”的时刻到了。也就是那一年（1992年），我第一次完成大规模“空对空”航摄中国战机大型编队飞行任务。

孙：你曾多次穿越生死线并参与敌后捕俘作战，这些战地拍摄经历，给你日后从事航空摄影奠定了怎样的心理素质？

牟：我经历过许许多多惊险的拍摄任务，但真正体验生死还是在老山前线的拍摄经历。经历过鬼门关的人，会对生命的意义有发自心底的理解。

航空摄影面临的艰难困苦和老山前线的苦大不相同，老山前线面临的是战争的残酷、战场环境的艰苦，而乘歼击机航摄对于一个陆地上生活的普通人来说，需超越人能够忍受的极限。我共乘歼击机翻江倒海32架次，一次也没呕吐在机舱里。

飞行无小事，一切都与生命相关。

孙：根据你的航空摄影经验体会，请谈谈作为一名航空摄影师如何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

牟：航空摄影中意外和危险常常会有，如何保护自身的安全，这个问题与整个飞行任务的所有细节相关联。飞行无小事，一切都与生命相关，不管哪个环节出问题都会是灾难性的。比方说，飞行前必须进行理论学习和座舱实习。理论学习包括背座舱图。那么多仪表、把手、开关，啥作用、啥功能，必须会画、会答。这对一个门外汉来说，真是难上加难，可过不了考试，就别想上歼击机。还有座舱实习，就是驾机的飞行员带着我坐进歼击机座舱，讲规则、讲操作、讲飞机性能以及跳伞规则，逃生过程就是体会死亡的过程。总之，能够想到的危险，都要有逃生预案。但是，危险并不告诉我们会发生在什么时间和环节。所以，我们只能尽量做好准备，剩下的就是听天由命了。

孙：请讲述一下国际航空摄影的历史和现状走向。我国与国际发达的航空摄影，就现状而言有哪些异同之处？

牟：国际航空摄影史从人类发明航空器之后就已经出现了，航空影像文化距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因为国情不同，国际上发达国家对于航空管制相比我国来讲要宽松。在国外只要有钱就可以租到飞机或者自驾飞机进行航拍。摄影师自身认为这个题材足够重要，就会选择用航拍，特别是拍摄名山大川、城市名片这些题材。但我们有国家军队的大力保障，我拿着当时世界顶级的照相机，拍的是中国最先进的战斗机，编队飞行的是训练有素的王牌飞行员，为我开飞机的也是部队中的尖子，飞行时间都在2000小时左右，军衔都在上校以上。为保障一名摄影记者的照相任务，能用数十架战机、众多兵力、数个保障机场和备降机场，这是中国航空摄影师的优势！(www.xing528.com)

在通用航空的开放性和拍摄器械的先进性上，我国与国际发达国家相比，有一个从难望其项背到并驾齐驱的发展过程。中央电视台有一档《航拍中国》节目，这个节目中所呈现的影像画面将我国的航空摄影技艺水准发挥到了极致。随着我国低空开放的进程和通用航空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无人机出现在重要拍摄活动中，使得我国整体航拍水平上升到了新的层面。中央电视台的直升机航拍机队、新华社摄影部的无人机航拍机队以及新华网的无人机现场直播车等有生力量，带动着中国航空摄影整体实力的提升。

无人机航拍是人类的一场视觉革命，目前处于视觉革新的初级阶段。无人机航拍比拼的不是器材与技术，而是摄影师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造诣的高远深浅。

孙：摄影界有个词叫“狗仔队”，航空摄影，尤其是无人机航拍摄影的出现，使“狗仔队”升空摄影更具可能性和探秘性，但从航空摄影的道德上讲，是否应该有一定的规则要求？

牟：前不久，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无人机专业委员会制定出关于无人机航拍的自律条约，用以加强无人机航拍摄影师的自律行为。自律条约对外发布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当然，由于无人机的性能快速发展，无人机的操纵越来越简单。无人机给“狗仔队”偷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所以难免会有一些社会人员用无人机的优势冲击道德底线。但是，我们相信绝大部分媒体从业人员会严格遵守自律条约，并形成具有强大的正能量的时代楷模队伍，推动这个新兴的摄影事业健康发展。

孙：大家把地面摄影称为人间的正常视角，把空中俯视称作“上帝之眼”。我以为，“上帝之眼”可以偶尔为之，但目前却有一种不分场合一窝蜂使用无人机航拍的趋势，对此你怎么看？

牟：无人机航拍是人类的一场视觉革命，它让大众获得了从高处观察和记录生活现实的方法。但是，目前还处于视觉革新的初级阶段，人们刚刚接触无人机，无人机刚刚把人们的目光带到天空。面对纷乱的大千世界，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航空摄影的目的是什么、如何加强表现力等问题，出现了盲目地对大地“瞎按快门”的现象。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学习，你就会发现无人机只是一个好用的工具，是让照相机离开人体的一个自由角度的支杆，它用于航空摄影的角度可高可低。所以它的角度不光有俯视，也可以是仰视、平视、斜俯视，对于被摄景物来说，哪个角度好，就用哪个角度，无人机可以保证万能视角，而不是只能像“上帝”一样只看人的头顶。

孙：国外的航空摄影其实是随着国外航空器的诞生和摄影的诞生同步进行的，其航空摄影领域应该有一些先驱，你最近的大作《无人机航空摄影教程》有没有受到国外摄影前辈的影响？

牟：在我国低空不开放的国情下，只有少数军队摄影师具备升空条件，航摄大都是军事方面的内容，受保密要求的限制，很少能够参与国际间的航空摄影学术交流。当然我从国内公开发行的刊物中，看到过一部分国外优秀的航空摄影作品，深受启迪。

我编写出版的《无人机航空摄影教程》中有关无人机航空摄影的“俯视控制”“潜望遥摄”等多达上百个学术用语，都是第一次由中国摄影师来定义的。我有集国家航空实力保障下造就的航空俯视经验，以及国产“大疆”“零度”“亿航”等无人机的飞行经验，这是我的《无人机航空摄影教程》的依据和出处。

孙：对有志于从事无人机航空摄影的摄影人，你有什么寄语或期待？

牟：无人机给我们开拓了广阔的视野，给人类的视角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但是要把它使用好、发挥好，路还很远，不是说我们能够把无人机整上天，或者能熟练操作无人机及照相机，就可以获得杰出的航空摄影作品。

作为国内无人机摄影大赛和航空航天摄影大赛的评委，我非常关注无人机摄影师在实践中的观念创新。我觉得无人机遥控航空摄影，最终比拼的不是器材与技术，而是摄影师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造诣的高远深浅。我相信，成功属于那些熟练掌握飞行技术、熟悉俯视影像规律、具有深厚影像表现艺术造诣的无人机遥摄艺术家们。

爆炸中的殉难者，2000年5月。 牟健为　摄

郎平和她的母亲，1985年10月。 牟健为　摄

海空卫士王伟的家人在烈士牺牲海域吊唁，2001年4月。 牟健为　摄

1998年，广州火车站前的电话亭被写满了各种call机号码。 严志刚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