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维访谈录
干纪实摄影，确实得放平心态，确实得耐得住寂寞。
邓维
1954年1月生于北京，1980年进入《经济日报》，先后任《经济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摄影部主任。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第六至八届副主席。1992年起担任过全国摄影艺术展览评委、《人民摄影报》新闻摄影“金镜头”评选评委、中国摄影金像奖评委、中国国际新闻摄影比赛（华赛）评委等。著有《失误与遗憾—我拍摄的30个新闻瞬间》《我与100位摄影同仁》等书。
那时候只要你的作品能让看厌了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照片的读者觉得与众不同，获奖不是什么难事。
孙振军（以下简称“孙”）：你从事摄影30余年中，哪个时期的摄影作品是你最满意的？哪件作品是你最满意的？为什么？
邓维（以下简称“邓”）：我从事的是新闻摄影，新闻摄影的特征就是及时见证、记录、报道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人和事。
从2000年起，我的主要工作是图片编辑，天天值班，很少赴一线采访拍摄了。所以，我的作品主要集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做一线记者的时期。
要说哪件作品自己最满意，没有，不是谦虚，也不是客套，是真没有。我倒真想有一幅自己最满意，大家也说好的作品，那片子至少得让人过目难忘吧，我没有。
孙：你从事摄影不久就开始获得各类奖项。当时，这些奖项对你之后的摄影之路有没有产生影响？很多人认为，获得摄影奖项是对一个人摄影作品、摄影水平的认可。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邓：平心而论，改革开放之前的新闻摄影记者不是能力不行，他们当中许多人技术上是出类拔萃的，但基本上局限于宣传模式下的条条框框，照片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已经不可能适应改革开放的国情。我们这批以改革的理念拍摄改革、报道改革的新新闻摄影记者，作品的视角、观念、样式不同以往，尽管技术上谈不上出众，但读者觉得耳目一新，社会反响强烈，所以迅速得到认可。我当时的作品无非是在这种条件下获奖的。其实，那时候只要你的作品能让看厌了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照片的读者觉得与众不同，获奖不是什么难事。
从一定意义上说，获得摄影奖项当然是对一个人摄影作品、摄影水平的认可，但这里必须严肃指出一个问题：近20年来，摄影评奖、获奖有些变味了，功利性极强，不择手段，违背了摄影的初衷。
孙：现在各种摄影比赛非常多，有关比赛的公正性、透明度也是大家质疑比较多的话题。你经常做评委，怎么看待大家的质疑？(www.xing528.com)
邓：各种摄影比赛林林总总，各类摄影评选形形色色，这经常被作为摄影大发展、大繁荣的佐证。不过，摄影评选的公信度一直颇受诟病，对公正性、透明度的质疑一直不绝于耳，这已经不是新鲜事了。社会公正、业态公正、学术公正，是我国现阶段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不单单是摄影界的问题，只不过摄影领域队伍庞大，专业的、业余的摄影人数以千万计，如果赛事评选的根基没打好，就不可能做到公平、公开、公信。近几年，不少有影响力、负责任的摄影评选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严格评选规则，规范评选程序，公示评选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摄影评选失信于人的尴尬局面，但仍有待进一步改进。不言自明，有什么样的评委就有什么样的评选质量，评委决定着评选的结果，决定着参赛作品的命运。现在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评委是怎么产生的？他们的专业理念、专业见识、专业操守如何？能不能得到认可？这些问题若不有效解决，评选的所谓公信度就难以保证，评选结果亦难以服众。
纪实摄影，离开人文、人性、人本的特质，拍得再漂亮，也只是远离初衷的艺术小品。
孙：所谓纪实摄影作品，通常是把生活的场景、人物的状态直接在镜头前展现出来。作为一名资深的纪实摄影家，你觉得如何才能拍好纪实摄影作品？现在出现一个新的流派叫“当代纪实摄影”，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和欣赏？
邓：首先明确一个概念，我们通常所说的、30余年来已经被中国摄影界广泛熟悉并采用的“纪实摄影”这一称谓，出现于1984年。当时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大潮初起，社会变革剧烈、社会进程加速、社会事务变化万千，可谓波澜壮阔。那时人人迫切地想看到这些变化，有更多的摄影人（当时专职新闻摄影记者全国不到500人）感同身受并专注于这种变迁，便开始以与新闻摄影同样的理念（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同形式（注意过程而不同于新闻摄影必须强调时效）的摄影样式，大张旗鼓地追踪社会现象、描述社会热点、思索社会问题，迅速形成了我国摄影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摄影类别—纪实摄影。它是在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的，它的使命意义在于用摄影最本能的纪录性、呈现性功能反映中国国情，符合时代需求。纪实摄影不强求时效性，所关注的是社会发展阶段中民生、民情、民本的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是宏观与微观的关系，是趋势与现实的关系，直面社会，直面过程，直面问题。我非常赞同业内学者对我国纪实摄影性质的定义—纪实摄影的本质是人文关怀。
弄清楚我国纪实摄影的由来和性质，就会知道为什么我国纪实摄影领域的标志性作品《上访者》《希望工程》拥有如此之高的历史地位，同时也会发现目前我国纪实摄影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当前的问题主要有：一是纪而不实。有相当一部分搞纪实摄影的人不了解纪实摄影与艺术摄影的区别，误以为天下摄影都一样，都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创作”。他们用拍摄艺术照片的方式拍摄纪实作品，罔顾事实，无中生有，移花接木，按自己的“艺术理解”随意“打扮”纪实图片。这种“纪实摄影”其实完全属于艺术创作的范畴，与我们所说的纪实摄影根本不是一码事。第二，真情实感、真实可信的作品太少。相当一部分所谓纪实摄影作品的功利性很强，就是为获奖成名而拍摄的，所拍摄的人和事仅仅是拍摄者镜头中的表意符号，乍一看什么都有，可就是没有真诚。纪实摄影，离开人文、人性、人本的特质，拍得再漂亮，也只是远离初衷的艺术小品。
至于你提到的“新流派纪实摄影”或者所谓“当代纪实摄影”，其实这些年层出不穷。怎么看待？怎么欣赏？我的看法是，天宽地阔，各走各的。一个门类或者一个名目下派生出许多东西，在任何领域都是司空见惯的，有的同宗，有的并不同宗，名称而已。对其喜好，大可遵循“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方式，喜欢的就多看多了解，不喜欢的或看不懂的不看就是了。
孙：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潮流，其中有一部分摄影家会去赶潮流，把自己坚持了很多年的类型、风格丢掉。你认为摄影家是否也需要与时俱进赶潮流？
邓：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摄影家拍什么、怎么拍，完全是其自己把握的，是否要赶潮流，也由其本人决定，旁人说啥也没用。不过，干纪实摄影，确实得放平心态，确实得耐得住寂寞。尤其是拍专题，时间过程往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我认识的纪实摄影家中，有的拍摄深入、系统、进程式的专题一拍就是二三十年，作品的分量、意义、作用非同一般，但从来不参加什么比赛。他们持之以恒地坚持拍摄自己认准的东西，靠的是专业精神、职业规范。这里爆个料，上海有位与我同期入行的老摄影记者，他坚持在一线拍摄当地30余年城市发展中的拆迁专题。我敢断言，作品一经面世，其震撼力与影响力不会亚于《希望工程》。
乡村教师，1988年，山西原平。 邓维 摄
负重粮农，1995年，四川巴中。 邓维 摄
空手而归，1994年，辽宁营口。 邓维 摄
青海日月山，2009年8月。 石宝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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