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泰国的疆域，最初分属于孟人（亦称“勃固人”）和高棉人，前者控制着湄南河上游地区，后者统治湄南河下游地区和上湄公河流域。[38]在湄南河上游地区，最早由泰族人建立的国家是“兰那泰”。在兰那泰的芒莱王执政时期（1259—1311年），其疆域由泰国西北部的清迈地区扩展到缅甸东北部的景栋地区。[39]“兰那泰”在中国史书上被称为“八百大甸”。10—12世纪，该国被称为“前八百大甸”（定都清盛）；12—15世纪，史称“后八百大甸”（定都清迈）。[40]1558年，“兰那泰”被缅甸的东吁王朝征服。直至19世纪初，兰那泰王国的故地才重新被纳入现今泰国的疆域。[41]
在湄公河中下游地区，泰族人于1238年建立了素可泰王朝。在该王朝的第三代国王兰甘亨（Rama Khamheng）统治时期，颁布了暹罗最早的成文法典，并于1283年创造了泰文字母，沿用至今。[42]后来，素可泰王朝被阿瑜陀耶王朝取代。阿瑜陀耶王朝之后，泰族人又相继建立了吞武里王朝与曼谷王朝。[43]
素可泰王朝时期，佛教已被尊为暹罗的国教。该王朝的兰甘亨国王（1275—1317年在位）及其后诸王均虔信佛教。比如，兰甘亨之子卢泰（约1317—1347年在位）被暹罗佛教徒尊为“达磨罗阁”（意为“法王”）。兰甘亨的孙子吕泰，曾经在王宫内自讲佛经，并于1361年放弃王位，出家为僧。泰国历史将其尊为第一位出家为僧的国王。[44]在素可泰王朝，“由国王尊封一位德学具足精通三藏的长老为僧王，另又尊封各府僧伽府长及地方初级僧官，形成全国僧伽行政组织系统”。[45]到了阿瑜陀耶王朝，佛教更为昌盛：
僧伽行政组织除沿袭素可泰王朝旧制，另对弘扬佛法有功僧人及具足德学的比丘，概给予尊封僧伽爵位，分为九级：僧王、副僧王、公、侯、伯、子、男及师尊一级、二级；并依僧爵高下，由国家制定食俸。[46]
在阿瑜陀耶时代，明朝郑和的船队于1408年经过暹罗。据马欢的《瀛涯胜览》记，当时暹罗“崇信佛教，国人为僧尼者极多。僧尼服色与中国颇同，亦住庵观，持斋受戒”。[47]
历史上，暹罗首次向中国遣使朝贡是1289年，最后一次向中国遣使朝贡是在1869年。在这580年之间，暹罗与中国贡使往来的次数，共计160次，平均约每3年半有1次贡使来华。[48]到了清代，暹罗突破了清朝三年一贡的规定，在约70年间就遣使进贡35次，变成两年一贡。[49]暹罗之所以热衷于朝贡贸易，是因为能从中获得丰厚利润。[50]客观上，两国之间频繁的朝贡贸易促进了地缘文化关系的发展。
正是在朝贡贸易的推动下，暹罗王室不拘一格地将华侨华人纳入暹罗社会的中上层。据学者考证，至迟在1165年，就有中国商人到今日泰国境内，“或贸易，或流寓，成为最早的华侨”。[51]后来，华商充任“政府税务承包者和为泰国贵族从事国内外贸易的代理人”。[52]长年以来，暹罗向中国的朝贡使节多数为华人。其中，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的李清、洪武十四年（1381年）的陈子仁、宣德八年（1427年）的黄子顺等人，均以“正贡使”的身份参与暹罗对中国的朝贡贸易。[53]17—19世纪初，是华侨在暹罗从事航运业的全盛期。当时华侨既是暹罗远航商船的建造者，也是暹罗远航商船的驾驶者和经营者。[54]另据考证，自1782年曼谷王朝建立以来，直到曼谷王朝的拉玛四世时期（1851—1868年在位），暹罗的对华贸易几乎完全由华裔商人负责。[55]1578年，明朝首辅张居正在“四夷馆”内增设了“暹罗馆”，而“暹罗馆”编写的《暹罗馆译语》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暹（泰）汉对照辞典》。[56]在清朝乾隆年间，中国在广州设立“本港行”，专门办理对暹罗的贸易、税务等事项。[57]
从地缘文化关系的器物层面来看，泰国的许多宗教建筑和庙宇雕塑艺术都带有中国文化的印记。[58]比如，在曼谷王朝拉玛三世时期修建的60余座佛教庙宇中，就有15座庙宇完全是中式的，其余庙宇也展现出中国传统建筑的艺术风格。[59]此外，曼谷王朝最具代表性的宫殿——挽拍茵宫，完全效仿了北京故宫的建筑风格。[60]挽拍茵宫建于阿瑜陀耶王朝末期，拉玛四世时进行扩建，至拉玛五世时竣工。有关这座宫苑的艺术风格，有学者是这样记述的：
宫内主体建筑是一座红墙绿瓦的中国式王宫，华侨大贾捐资，构件均从中国购回，屋脊镶嵌着丹凤朝阳和双龙戏珠，陪衬着琉璃瓦的飞檐，殿内雕梁画栋，内容多为福寿禄三星、八宝或三国演义故事之类及山水景色。宫门口有一面凤翔龙舞的大照壁。殿内门窗屏风全是金漆木雕。殿内陈设依北京故宫太和殿，正殿设有专供国王登位的“龙椅”。在天明殿内陈放着朱拉隆功大帝的“龙床”，墙上高悬蒙谷王和朱拉隆功大帝头戴翎毛帽、身穿中国衮服的巨幅画像，反映了中泰之间的友好交往。[61]
中暹两国的文化交融再次体现于瓷器这一器物之中。从阿瑜陀耶王朝至曼谷王朝拉玛五世时期（1868—1910年）开始，暹罗的王室与贵族为了彰显其地位，“所用的瓷器，如茶具、餐具乃至观赏的瓷花瓶上的花鸟山水等各种图样都是向中国订制的”。同时，这些订制的瓷器所用的图案设计“全为泰国的绘画艺术，而其制作工艺却出自中国工匠之手”。[62]
在文学艺术方面，中国文化对暹罗的影响同样可圈可点。比如，暹罗学者昭披耶帕康（Chao Phya Phra Klang）把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译成泰文。[63]这一泰文译本出版后，由于情节生动，通俗易懂，“引起泰国社会广泛的反响，一时成为最畅销的书籍。到曼谷王朝五世王时，民间的《三国演义》已经再版了六次”。至今，《三国演义》在泰国仍脍炙人口。[64]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昭披耶帕康还创造了泰国文学中的一种新文体——“三国文体”。对后世的泰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5]据学者研究，暹罗的“三国文体”具有以下特色：
它用词浅近易懂，文句不押韵，行文分段、分章，不以旬分行，是十足的散文体，它辞藻华丽，语句短而精练，对话没有引号，又保留了诗歌体的某些特征。它删去了《三国演义》中章回回目和章回结尾承上启下，对仗工整的偶句，以及章回起首“话说”、“却说”和结尾“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不适应泰国文学传统的章回小说文体的特征。所以它已不完全是《三国演义》的文体。但它又吸取了《三国演义》中章节明快，结构紧凑，文中多比喻、格言的特征。这又是以往繁复拖沓的泰国古代诗歌中所没有的新东西，它形成了一种有独特风格的《三国》文体。[66]
此外，华人还将中国乐器（比如笛子、扬琴和二胡）带入了暹罗，“泰国音乐家加以改造后形成了泰国式的扬琴、二胡、京胡，这些乐器如今已成为泰国民众用于演奏泰国民族音乐的主要乐器”。[67]
从制度层面来看，暹罗使用过中国的历法。历史上，暹罗曾使用过五种方法纪年（大历、小历、佛历、十二生肖、干支）和三种方法纪日（阴历白分黑分纪日法、七曜星期周、干支）。[68]其中，干支纪年、纪日法，就从中国传入的。例如，1292—1518年间，在泰国发现的素可泰碑铭之中，有7块使用了中国的干支纪年和纪日。暹罗的干支纪年、纪日法与广西壮侗语族、云南西双版纳傣族使用的干支纪年、纪日法，是“完全相同”的。[69](www.xing528.com)
另据考证，暹罗的“六十周期生肖纪年法是从中国六十甲子周派生的。不过，这只是干支纪年的一种变异，并不等于就是干支纪年”。[70]
柬、泰称呼生肖时不用中国的地支代称，而是用据说可能是华南某种少数民族称十二肖兽的词汇，即Juad鼠，Chalu牛，Khal虎，Tho兔，Marong龙，Maseng蛇，Mamia马，Mamae羊，Vok猴，Raka鸡，Co狗，Kun猪。这十二生肖纪年后来又发展到与巴利语1～10的序数循环相配，周而复始，合成以六十年为一个周期的生肖纪年法。十个巴利语数序是：Ekkasok为第1年，Thosok为第2年，Trisok为第3年，Chattusok为第4年，Benchasok为 第5年，Chosok为 第6年，Sattasok为 第7年，Atthasok为 第8年，Navasok为 第9年，Samritthisok为 第10年。生肖属与序数相配时，序数在后，它和六十甲子周相符，可以互相核对。如己巳为Maseng Ekkasok即蛇1年，Mamia Thosok为庚午即马2年，羊3年为Mamae Trisok即辛未年等等。但六十甲子周从甲子始到癸亥结束，而六十周期生肖纪年却是从己巳（蛇1年）开始到戊辰（龙10年）结束。[71]
除了历法，中国与暹罗文化交融的另一个例证是，暹罗王室有一种将华侨华人封爵的传统。为了追求与经济地位相等的社会地位，华人大都寻求国王和王公贵族的保护。[72]最经典的例子，应数“1750年到暹罗谋生的福建海澄人吴让，在吞武里、曼谷王朝时，被封为宋卡侯王，此官职由吴氏家族世袭，历传八代凡150年”。[73]据考证，吴让卒于1784年。吴氏子孙世代相继，传八世，共计129年（1775—1904年）。“今泰国北大年、陶公、也拉等三府，及马来西亚吉兰丹、丁加奴、吉打、玻璃市等四州，均受其节制。”直至1896年暹罗改为省制，吴氏家族才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74]
此外，暹罗王室中有中国血统的王妃、王子、公主与王公贵族可谓不胜枚举。[75]比如，据学者考证：
拉玛二世时，有福建人林氏兄弟，兄长之子为拉玛三世时期的华民政务司侯爵，专门管理华人事务……（其弟之女）入宫为王妃，传后裔为巴莫姓氏，先后出了社尼·巴莫和克立·巴莫两位总理。[76]
在暹罗王室的扶植下，许多华侨华人被委以重任。例如，在阿瑜陀耶王朝的那莱王当政时期，国王的总海事官（Phra Siwipot）与总司法官（Phraya Yommarat）都由华人担任。[77]比如，拉玛二世委命华侨许泗章为万伦府的长官，其后许泗章的四个儿子被拉玛五世封爵，还被任命为暹罗南部的地方长官。在拉玛三世（1824—1851年）时期，暹罗的万伦、宋卡和真他武里府的长官均由华人担任。[78]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财政负担沉重，已难以维持朝贡贸易中的巨大开支，无法为暹罗提供预期的经济利益。[79]拉玛四世与英国政府代表J.鲍林签订《英暹通商条约》，亦称为《鲍林条约》（Bowring Treaty）。该条约共12款，主要内容如下：
①英国设领事馆于曼谷；此后，在泰国的英国公民只受英国领事管辖，在泰国境内犯罪的英国公民只能由英国领事根据英国法律加以审判。②英国公民可以在泰国任何港口从事自由贸易，可以在泰国各地自由旅行、自由勘探与开采矿藏，可以在泰国永久居留及购置、租赁房地产，并与泰国人直接贸易，泰国政府不得加以干涉。③英国输入泰国的商品只缴纳商品价格3%的进口税；同时，泰国向英国出口货物则分别固定税额，一次完税。此外，允许英国商人免税输入鸦片与金银块。④英国军舰可以自由进入湄南河口，停泊于北榄要塞。[80]
《鲍林条约》有关领事裁判权等条款，破坏了泰国的司法独立。同时，协议中关于关税、自由贸易和自由开矿等一系列规定，剥夺了泰国的关税自主权。[81]在1855—1899年，暹罗先后与英、法、丹麦、荷兰、德、瑞士、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俄国和日本等15个国家签订了各种不平等条约。[82]正如段立生所说：
暹罗拉玛四世错误地认为，与列强签订条约，表示自己已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是外交上的胜利。殊不知，在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下，暹罗从此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商品市场、划分势力范围的角逐对象，从而沦为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83]
由于暹罗对外贸易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成了暹罗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对象，而“对华贸易再也不是暹罗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84]换言之，暹罗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取经济利益，至此中国与暹罗的朝贡贸易走向了终结。
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泰之间并未建立起近代的外交关系，“最终还是以民办的中华总商会和各种社团肩负起护侨的责任”。[85]直到1946年，中泰两国才正式建交。在此期间，“由于中国与暹罗无法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遇有外交问题，只能通过中国驻日公使与暹罗驻日公使在东京商谈”。[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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