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中南半岛地区的地缘文化关系始于石器时代。例如，在越南旧石器时代的和平文化遗址与新石器时代的北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的文物与中国四川省发现的石器几乎完全相同。因此，有学者认为，“在五千年前，蜀越之间即有共同的文化”。此外，在缅甸中西部马圭县的旧石器遗址发现的石斧、石凿及东彬遗址发现的小圆石器，与中国周口店出土的石器有许多相似之处。[1]
在泰国境内的湄公河沿岸，也发现不少与中国西南地区具有共同特征的新石器及新石器同时代的岩画。[2]具体而言，在泰国北部、东北部的攀牙府、北碧府和乌龙呵叻等地均发现了原始岩画。“画面以动物、工具和人物为主，主要反映的是狩猎生活。绘画颜色几乎全着红色，黑色与黄色用得极少。”与中国云南澜沧江支流沿岸的沧源、耿马等地发现的岩画相比，两者在内容与风格上存在诸多共同之处。由此可知，居住在中国云南南部及泰国的族群，在新石器时期就已产生了文化联系。[3]
从中南半岛农业遗址的考古发掘来看，自中国夏、商、周三代开始，中南半岛所使用的农具已逐渐开始由磨制石器为主向金属器具过渡。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南半岛的农具主要为青铜类农具。在秦汉时期，中南半岛北部一些地区的“农业技术发展水平和农业经济发展状况”与中国华南基本持平。[4]
在古代，中国西南地区与中南半岛地区之间的民族迁徙很复杂，其中有的民族由中国西南地区迁入中南半岛，有的民族由中南半岛迁入中国西南地区。在这些民族之中，中国的“百越”民族（属壮侗语族）向南迁移，其中许多散落在中南半岛，定居在河流两岸土壤肥沃的地方，逐渐发展成中南半岛国家的诸多民族。[5]何谓“百越”民族？据研究，现在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以至越南的东京（北圻）、安南（中圻）一带，当时都是越人的居住地。在春秋末期，越王勾践称霸。公元前333年，越国灭亡。其后，越人南迁并建立了数个封建制国家，其中包括温州一带的越国（东瓯越）、福州一带的越国（闽越）、广州一带的越国（南越），以及广西南部一带的越国（骆越或西瓯雒）。它们被通称为“百越”。[6]其中，作为“百越”的一个分支，中国的壮族与越南的岱族、侬族，是世居中越边境的跨界民族。历史上，它们还有许多别称，比如“百越、西瓯、骆越、乌浒、俚、僚、土人、侬人、僮”等。[7]
历史上，与“百越”民族类似的民族，还包括氐羌系诸民族（属藏缅语族）。早在远古时期，氐羌系诸民族已从中国西北向南移徒，并在中国云南形成了彝、白、纳西、哈尼、景颇等民族。其后，这些民族进一步南迁，产生了现在氐羌系的跨界民族（例如哈尼族与景颇族）。[8]据学者考证，这些跨界民族保留了一些共同的文化特征。以羌族中广泛流传的羌笛为例。沿着西南丝绸之路，彝族、傈僳族、景颇族、德昂族“均有与羌笛相同的或其变异形制的乐器，尽管名称各异，却不可否认是同出一源”。[9](www.xing528.com)
在11世纪之前，中南半岛地区的“古代民族国家几乎都还没有形成；后来成为古代东南亚大国的或主要国家，主体民族（缅族、泰族）尚未作为主体出现，或尚未建立独立的国家（如红河流域的越族）”。[10]因此，不能用当前中南半岛各国的疆域来对应11世纪之前的中南半岛各国。当时，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尚未建国。直至10世纪初，越南北部地区还是中国封建王朝统治区域的一部分，而缅甸和泰国直至10世纪末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虽然柬埔寨的高棉人相继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扶南、真腊和吴哥。但是，这三个国家的疆域超过了现今柬埔寨的疆域。[11]比如，14世纪之前，真腊的“疆域大体包括今老挝和柬埔寨两国在内，是两国地域范围的共称”。[12]
当时，中南半岛国家尚未实行中央集权制，而是采用所谓的“王圈制”（circle of kings）。所谓“王圈制”是指：
在没有确切地理边界的小政治中心从各方面寻求其政治安全的背景下形成的一种特殊体制，在每个王圈里有若干个向国王朝贡的统治者，只要有机会他们就极力摆脱诸侯地位，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形成霸王或共主（overlord）；一般被称为国王；在得到诸侯的认可后，国王也会派出自己的官员或代理人监察诸侯政权和体现共主的存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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