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地说它是一种宗教，包括它的经典、教法、仪式、制度、习惯、教团组织等等；狭义地说，它就是佛所说的言教。如果用佛教固有的术语来说，应当叫作“佛法”。佛法的基本内容可以用“四圣谛”来概括（谛的意思是真理）：苦谛，指经验世界的现实；因谛（或集谛），指产生痛苦的原因；灭谛，指痛苦的消灭；道谛，指灭苦的方法。佛经所说的道理非常多，其实都是围绕四圣谛而展开讨论的。[91]
依据佛教的基本教义，“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承担道德责任和法律后果，这样的教诲对每个人都是有意义的”。[92]
放眼全球，佛教世界由两部分组成：其一，以中国为中心的汉传佛教；其二，以东南亚国家为中心的南传佛教。[93]中国是全球唯一有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三派并存的国家。[94]与此同时，中国还拥有全球为数最多的佛教徒、最优秀的佛教圣迹、最成体系的汉译经典和藏译经典，以及最完善的佛教寺院与组织。[95]
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区别主要在于教义理论与修行实践两个方面。在教义理论方面，南传佛教将释迦牟尼奉为教主，而汉传佛教则提倡三世十方一切佛。在修行实践方面，南传佛教追求个人自我解脱，把证得“阿罗汉”作为修行的最高目标；汉传佛教则宣传普渡众生，将建立“佛国净土”作为修行的最高目标，甚至认为“普渡众生”之后，个人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96]
就南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共同之处而言，佛教的基本概念“四谛”、“八正道”和“十二因缘”都是两者遵循的基本教义。此外，佛教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基本教义，也是两者共同遵守的。再比如，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理论与实践中，还存在一种“菩萨信仰”，即“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的自利利他精神”，“这与人类社会的要求是相符合的，也是各个国家与历代政府所提倡的思想”。[97]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文化对于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地缘文化关系的发展而言，无疑是一种绝好的黏合剂。
长期以来，中国的汉传佛教与中南半岛国家的南传佛教对各自的本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汉地的确切年代尚无定论，史家一般认为是在公元纪元前后的东汉时期。直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已广布中国。其后的隋唐时期，堪称中国佛教的鼎盛之时。[98]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所谓的“灭佛运动”，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执政时期出现的禁佛、毁佛事件。其中，北魏太武帝在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曾下诏诛长安沙门，并命留守平城的太子下令于全国废佛。北周武帝在建德三年（574年）下诏禁佛教。唐武宗于会昌五年（845年）曾下令毁佛寺，令僧尼归俗。五代的后周世宗柴荣在显德二年（955年）下诏限制佛教发展，裁减寺院，严禁俗人私自出家。所幸，这些法令在上述统治者在世时，执行便不力。当他们死后，佛教依然故我。[99]
佛教传入中国，距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了。它早已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其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100]大体而言，这种融合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佛教文化与中国的思辨哲学相结合；其二，与儒道修养方法相结合；其三，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结合；其四，与国人的人生理想相结合。[101]
用赵朴初先生的话来说，“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如此之大，要搞中国古代文史哲艺术等的研究，不搞清它们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及所受的影响，就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也不可能总结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规律”。比如说，要研究中国文化史，必先研究佛教文化。因为，魏晋至隋唐的一千余年，佛学就是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主流”。[102]宋元之后，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渗透作用仍不容忽视。可以说，“不仅在知识界，而且在政界和民间都有一种佛化的倾向，形成了佛教文化植根的一层厚土”。[103]还有学者认为，如果排除佛教文化，就很难认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面貌与精神。[104]可以说，对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佛教是最有影响的。[105]
时至今日，佛教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对中国社会伦理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佛教伦理观认为：
剥夺他人权利的，终将使自己的权利被剥夺；把自己所有的与他者分享，也必将再增益自己的福报。由此反映出来的人观（众生观），是非常关注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由此可以看到佛教描绘出一种非孤立性的自我观，而是众生通体，每个个体的存在状态，在互动中随客观律则而变化，越无私地贡献于他者之福乐的，自身反而得到更多的福乐；越是自私地剥夺他人以谋己之福的，反倒会自陷于苦境。[106]
如今，佛教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有诸多谋和之处。正如魏道儒所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提出的道德规范，同时也是佛教长期以来就坚持、倡导和弘扬的，这就决定了佛教在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比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国公民应当树立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应当遵循的根本道德准则，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核心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和公民道德行为的本质属性。这四个方面的道德准则，不仅是中国佛教信众长期以来所倡导和弘扬的，而且他们在这些方面有一整套的理论，有丰富的实践经验。[107](www.xing528.com)
与汉传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相比，南传佛教对于中南半岛国家的影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从当前佛教信徒在中南半岛国家人口中所占比例来看，柬埔寨为93%，泰国为92%，缅甸为82%，老挝为77%，越南为76%，新加坡为40%，马来西亚为20%。[108]可见，在柬埔寨、泰国、缅甸、老挝和越南五国，佛教无疑占据着显著的地位。尽管佛教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并未居于主导地位，但是汉传佛教始终是这两国的华侨华人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宗教。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两个中南半岛国家，汉传佛教“为在各方言集团和宗亲集团内的联合提供了一种联系的纽带和精神力量”。[109]在马来西亚，当地华人大多崇信佛教，“以汉传大乘佛教为主”。当地较为知名的佛教僧侣都来自中国，汉传大乘佛教寺院居多。[110]在新加坡，汉传佛教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由中国的高僧传入，并逐渐在当地华侨华人社会中传播。[111]由于新加坡华人移民多来自闽粤两地，故新加坡的佛教寺庙多带有闽粤一带地域特色。比如，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莲山双林寺，就是以福建福州的西禅寺为典范的。[112]总体而言，佛教在中南半岛国家的影响力是相当可观的。
从中南半岛佛教的缘起来看，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250年，古印度的阿育王为了弘扬佛法，授命帝须长老在华氏城主持佛经的第三次结集。[113]在帝须长老的建议下，阿育王向邻近的国家和地区派出了多个弘法使团。其中，须那迦长老和郁多罗长老被派往缅甸南部的“金地”（即下缅甸、泰国、老挝南部、柬埔寨等），摩诃勒弃多长老被派往“庸那迦”（即缅北的掸邦、中国的西双版纳，以及泰国的景迈等地）。[114]
另据佛教《善见律》的记述，阿育王派出的一个弘法使团，曾到过一个被称作“润那”（Yona）的地方。据考证，这个地方大约在萨尔温江和澜沧江河谷之间一带，地域范围包括中国的西双版纳、缅甸掸邦、老挝北部与泰国北部的清迈等地区。[115]
在公元前3世纪，南传佛教已在缅甸南部地区流传。[116]大约5世纪前后，南传佛教已在缅甸境内广泛流传。唐朝时，中国的史籍称缅甸为“骠国”。[117]据《唐书》记述，骠国的都城“四隅作浮图，相传为舍利佛城。城内有寺百余座，堂宇皆错以金银，涂以丹彩，地以紫矿，覆以锦罽。其俗好生恶杀。男女七岁落发，止寺舍，依桑门；至二十不悟佛理，乃复长发为居人”。[118]在唐朝贞元十八年（802年），骠国国王雍羌派其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率35人的歌舞队到长安演奏12首乐曲，史称“骠国乐”。当时，白居易在观看骠国乐后赋诗道：“玉螺一吹雅髻耸，铜鼓千击文身踊。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斗薮龙蛇动。”[119]此后，“骠国乐”被传为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文化交流中的一段佳话。
11世纪后，佛教文化已在中南半岛的多数国家获得了备受尊崇的地位。这些国家的多数国王不遗余力地扶植佛教，同时借助佛教证明国王统治的合法性。[120]在佛教历史上，佛典的第五次、第六次结集均由中南半岛国家发起和组织，这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贡献。其中，佛典的第五次结集由缅甸贡榜王朝的敏东王发起。1871年，敏东王召集了2400位僧侣在曼德勒结集，对巴利文三藏经典加以校订。[121]这次结集以律藏为重点，史称“第五结集”。僧众用5个月时间齐诵一遍三藏之后，又花5年时间将其刻于729块大理石上。[122]这些石碑“立于曼德勒的拘他陀寺，四周环绕45座佛塔。刻石5年方成，至今犹存”。[123]
其后，由1954年5月佛诞日至1956年5月佛诞日，缅甸组织了佛教的第六结集，主要是对巴利文三藏经典进行校订。缅甸选取了“第五结集时编定的缅甸巴利语版经典，参照锡兰版、泰国版及柬埔寨版等版本，加以补充编纂而成”。为此，缅甸政府动员了锡兰、泰国、缅甸、尼泊尔等国的2500位高僧参加此次结集。[124]作为佛教的保护者，国王被佛教赋予了神圣的地位，即“国王被神化为法王或菩萨”，或者说，是佛在人间的代理人。[125]时至今日，在泰国、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等中南半岛国家尚未出现过足以与佛教相抗衡的文化。
可以说，中南半岛各国的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佛教而延续，而佛教僧侣与寺庙肩负着传承当地文化的使命。佛教寺院长期扮演着学术典藏、教育场所和文化中心等多重角色。一方面，这使佛教经典得以妥善的保存。另一方面，佛教僧侣俨然是知识的继承者与文化的传播者。[126]
当佛教初传入中南半岛各国时，这些国家尚未创制本国的文字。佛教传入后，中南半岛国家长期使用的文字，都是随佛教一并传入的外来文字。其中，缅甸较早使用的文字“孟文”，始创于5—6世纪，采用的是由南印度传入的字母系统。[127]在古代缅语中，学校和寺庙就是同一个词。[128]在缅甸，精通巴利语三藏、文学、史学和医学的人才，大多都是由大寺庙培养出来的。[129]目前，缅甸有两万多座的南传佛教寺院。[130]在缅甸的农村地区，教育由寺庙负责承担，广大信众接受的是“以宗教教育与世俗教育相结合式的传统教育”。[131]在柬埔寨的农村，人们认为僧侣不仅道德修养好，而且是最有学问的人。[132]柬埔寨在扶南国时期使用的文字，为梵文或巴利文。[133]在泰国引入西方的现代教育制度之前，其初级教育多由僧侣以巴利文教授。[134]相比之下，老挝的文字出现最晚，基本上源于梵文和巴利文。[135]
与南传佛教相比，汉传佛教也对部分中南半岛国家的文化产生了影响。[136]据缅甸学者考证，在4世纪，汉传佛教已从中国传至缅甸。中国僧人曾在太公、卑谬和蒲甘等地弘扬佛法。[137]至今，在古代缅甸的文化中心蒲甘古城内，还可以见到许多中国式样的佛塔建筑。[138]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中南半岛国家进献的器物中就有佛教物品（例如佛像、佛发）。部分中南半岛国家还要求中国回赠佛教文物（例如佛教经典）。[139]比如，据《宋史》卷七《真宗纪》记载，景德三年（1006年）秋七月乙亥，“交州来贡，赐黎龙廷九经及佛氏书”。[140]据考证，黎龙廷是越南前黎朝的统治者，宋朝赠送给他的佛典为宋刊本，可能是“宋刊《开宝大藏经》”。[141]
以深受汉传佛教影响的越南为例。一直以来，越南佛教不仅通行汉文佛典，而且其众多流派都源于汉传佛教。[142]比如，据《佛祖历代通载》等书记载，东汉中平六年（189年），苍梧（今广西梧州）人牟子与母避难交州，后回乡娶妻，无意仕途，母亡故后，锐志于佛道，著有《牟子理惑论》。此书记述了释迦牟尼出家、成道、传教的事迹；佛经的卷数及戒律的规定；佛教关于生死问题的观点；佛教在中国初传的情况等。越南佛教史籍《禅范集英御录》记载牟子于2世纪末至交州研究佛教，证明佛教已于东汉年间传入越南北部。这是汉传佛教传入越南的开端。[143]6世纪末，中国禅宗三祖僧璨的弟子、乌苌（今巴基斯坦）高僧毗尼多流支从中国来到越南，在越南河东省的法云寺弘扬佛法，后来在越南创建了毗尼多流支禅派。[144]其后，唐代高僧百丈怀海的弟子无言通，于唐元和十五年（820年）来到越南北宁省仙游县富东乡的建初寺弘法，创立了无言通禅派。该宗派延传至今，成为越南佛教的主流派别之一。[145]
17—18世纪，又有部分汉传佛教的宗派陆续传入越南。比如，17世纪初，汉传佛教的曹洞宗传入了越南。越南僧人水月通觉被奉为越南曹洞宗的始祖，创立了水月派。在中国的清朝初年，中国临济宗僧人拙公由福建来到越南，创立了拙公派。该流派“以临济宗为主，并受净土宗影响”。17世纪中叶，中国广东僧人原韶于1665年在越南归宁府（今归仁）创建了原韶禅派，传播汉传佛教的临济宗。[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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