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调查取证难度较大。目前制假售假已经趋于组织化、智能化，逐步形成了专业化分工及“一条龙”服务。制假售假隐蔽性强，由公开、半公开转入地下、半地下状态，给取证带来了极大困难。载54件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就有15件，占27.8%。如在烟草类案件中，我们发现目前的执法和司法往往难以查处“幕后黑手”，被查处的往往只是负责运输的小工。同时，网络犯罪的出现也给取证技术和时效提出了更高要求。知识产权犯罪的智能化、专业化趋势明显，反侦查水平越来越高，侵权人往往在案发时已将相关证据藏匿或销毁，导致销售或违法所得金额无法查清，无法准确认定侵权数额。部分案件由于通过网上支付系统进行支付，造成提取书证受时间限制，只能提取三个月之内的交易记录，且交易记录与其他非犯罪记录混杂一起，难以认定准确的数额，造成一些案件进入审查起诉和法院审理阶段后因证据缺陷而无法定罪处罚，影响了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打击力度。二是鉴定环节问题较多。在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涉案物品必须以有资质的鉴定部门做出的鉴定意见为基础，才可以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但目前鉴定确实存在较多的问题。其一是鉴定机构级别高，其二是鉴定费用高，如在“阎晓明侵犯著作权案件”中，司法机关只能就低鉴定构罪的数额，造成轻纵犯罪的无奈后果；在一些盗版光碟、假药案件中，由于鉴定程序及费用的问题，公安机关无法立案。加之履行告知程序甚为烦琐，回馈意见的返回耗时很长，一个相对较小的案件就可能花费巨大司法资源。三是犯罪嫌疑人逃避打击的意识强。一些犯罪嫌疑人会有意识地将侵权产品与侵权商标分开存放，致使检察机关要么无法立案，要么只能以轻罪立案的尴尬局面；在一些串案、窝案中，由于犯罪嫌疑人一般并不会主动配合，造成中间环节证据缺失，证据链条断裂，而且追踪上线和下线成本过高。2012年常州市范围内已判决的58人中，35岁～50岁以上的达40人，这些人已经过了创业期，通过其他方式创业的机会较小，且社会经历丰富，逃避打击的手段较多。(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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