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犯罪案件中，经常出现行为人之前已经因该罪名承担了一定刑事责任，但由于行为人在案发前多次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行为，且多次一笔交易超过构罪数额标准，在公安机关查处另一起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件中，行为人被再次供述出来，司法机关又以同样的罪名再次“责难”行为人，尽管该名行为人刑满释放后不再从事侵犯注册商标犯罪行为。就像一名伪造印章的行为人，案发前伪造了许多机关单位、公司企业的印章，被追究刑事责任刑满释放后，虽然不再从事任何违法犯罪活动，却要承担着“多重危险”、“多次刑法评价”，因为按照我国目前刑事司法惯例，只要行为人之前没有全部供述的，发现一个伪造的印章就要被抓回审判一次，被重复评价一次，被判刑一次。实务界中大多数人却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多次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只要每个行为达到数额标准，就符合刑法对此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同时也是追诉漏罪、查清案件事实的需要。
是否如此呢？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刑法作为一种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行为规范，在法律上具有明确规定犯罪行为应受刑罚处罚的机能，预先规定出犯罪与刑罚的关系，可对一定的行为进行价值判断，这就是刑法的评价机能。[2]因此，刑事责任的实质就是对人的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在刑法领域中，行为人以一个行为基于一个犯意而产生一个结果则成立单纯的一罪，并被判处一个刑罚，这是刑法中的“一行为一罪一罚”的罪责原则。根据此原则，对行为人的一个行为不得进行重复评价，或宣告为多重犯罪并施之多重刑罚。[3]禁止重复评价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原则，这也是由法的正义性所决定的。法的正义性在刑法领域体现为罪与刑的均衡、比例关系，以防止国家在动用刑罚权惩罚犯罪、防卫社会的同时，侵害被告人的合法权利，防止不恰当地加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虽然我国刑法中并没有直接规定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但是从刑法总则条文中我们却可以看到该原则的具体彰显。如《刑法》第70条“判决宣告后发现漏罪的并罚”、第77条“缓刑的撤销”以及第86条第2款“假释的撤销”中关于“其他罪”的规定，可以理解为判决宣告罪名之外的其他罪名。与程序法中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理论依据一样，国家权力作为一种资源，具有相对性和有限性，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国家对被告人行使刑罚权并作出终局决定后，表明国家已付出了全部的处罚力量，被告人已承受了国家给予的全部处罚，同时也意味着国家指向该个案的权力资源就已消耗殆尽。正如有学者所言：“同一案件曾经有实体上的确定判决，其犯罪的起诉权业已消灭不得再为诉讼之客体。”
现在需要指出的是“销售”行为到底是个什么行为？多次销售行为是否构成多个犯罪构成？“行为+数额”双重构罪标准存在于我国刑法许多条文或罪名之中，这就决定了不能用简单的“一行为一罪”的犯罪构成来解释。笔者认为，从犯罪类型来看，多次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犯罪行为是典型的竞合犯。其一，如果撇开数额规定，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应当属于行为犯，无论行为人实施了多少次销售行为，但实质上其都只是一个销售行为，且只符合一个犯罪构成，至于次数和数额只能是量刑的情节；其二，“多次销售”行为的特殊性在于，在多个犯罪构成要件中，犯罪客体、客观（危害行为、因果关系）、主体、主观要件完全相同，不同的仅仅是交易对象，即“多次销售”具有行为的持续性、犯意的唯一性、客体的重复侵害性、主体的同一性；其三，行为人实施数个同一犯罪行为可能实现数个构成要件，将这种状况认定为一行为还是数行为，是成立一罪还是数罪，在刑法的评价上应有可数性，避免一罪数罚，造成对同一个行为重复评价。否则，同一行为将可能被数次处罚，这无疑意味着罪责的扩张，从而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
综上，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应当引入禁止双重评价原则，进一步尊重和保障人权，避免公安司法机关滥用侦查权、公诉权及司法权，肆意剥夺行为人合法权益，置其于“多重危险”之下。当然，还要结合我国法治进程及刑事司法实际，对禁止双重评价原则予以适当限制。如在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犯罪中，行为人归案后，应当如实供述多次销售行为，因行为人不予配合、拒不供述的原因导致其他多次销售犯罪事实无法查清的，不受禁止双重评价原则的保护。行为人归案后，对其多次销售行为如实供述的，因公安司法机关原因没有查实的，在裁判生效后，不得再对生效前行为人已供述的同一犯罪事实再次进行评价，即使公安司法机关已查清事实，且证据确实、充分。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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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峰，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
[2][日]木村龟二主编：《刑法学词典》，顾肖荣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0页。
[3]郭开元、韩燕：“论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与刑法竞合”，载《河北法学》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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