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独占裁量权与贪腐的成因

犯罪行为是个人与环境的互动，无法以单一原因说明。缺少外在环境机会，仅有犯罪动机的人，犯罪仍是难以发生，故无论一个人的犯罪倾向或动机为何，克服外在环境上的障碍及犯罪机会亦与个人因素同等重要，并为犯罪一个重要的根本因素。若从犯罪学角度来看舞弊，通常有一个流程，先意识到“压力”，像是财务问题或劳资关系变化等，然后碰到“机会”，最后具有“合理化”的理由，才促使舞弊的发生，因而学者将此类危险因子归类成两类，分别为犯罪者特征及企业环境。犯罪者特征通常为入不敷出、过于追求名利、高额个人负债、与客户往来密切、低薪不符其能力、玩弄心机、具有强烈挑战心态、豪赌恶习、家人给予不当压力、工作表现不被肯定等；企业环境通常为过度信赖重要员工、缺乏适当交易授权诚信、不当透漏个人投资与所得、未区隔交易授权与相关资产保管、缺乏独立绩效、不重视细节、资产保管与账户处理功能未分开、会计职能分工不清、权限与职权划分不清、内部稽核频率不足等。[3]

就贪腐行为理论而言，有从社会结构与乱迷理论、一般紧张理论、中立化技术、新机会理论而论述；另相关实证研究，有从结构因素、控制因素及机会因素来探讨影响贪腐的因素；亦有从个人因素、职务因素、压力因素及监控机制来分析其对贪腐行为的影响；[4]又有从个人因素、犯罪结构、动机诱因、监控、机会方法、决意因素等来分析贪腐主要风险因素。[5]

Klitgaard曾提出贪腐方程式：C=M+D-A，C是贪腐（corruption），M是独占的地位（monopoly），D是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A是问责（accountability），也就是贪腐=独占+裁量-问责。亦即独占独享的权力位置加上完全的自由裁量，如果不具有有效的问责机制，就会成为贪腐的渊薮。从现实来看，只要公务员享有独占裁量权，无论采取何种问责机制，要根绝贪腐真的很困难。赋予公务员裁量的主要目的，乃是要让资源能更合理有效地发挥效率，以及能更加实现公平正义，因为每一个案均不相同，为了符合公平正义及成本效率，必须考虑个案的不同而做合理的裁量。但因有广泛裁量权，就有它的操作空间。此种现象，犹如研究西西里岛黑手党的意大利著名犯罪经济学者Gambetta所言，在某些不稳定的交易市场中，往往买卖双方互不信任，使得交易不能顺利达成。而西西里岛上黑手党的出现，正是为那些在不稳定市场谋生的人提供保护，使其交易过程得以顺利进行，所以黑手党在本质上是一种提供“保护服务的企业”（protection firm）。[6]台湾地区黑金的出现，正是为了满足巩固维持执政优势的保护市场；同样地，公务员拥有裁量权，便足以提供“保护市场”，以牟取暴利。由于无法避免公务人员独占行使裁量权，但贪腐又严重损及民众对公正公务的信赖，因而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贪腐犯罪便成为严格刑事政策规范的重点。[7]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可从古典理性论、伦理道德论、社会学习论、组织结构论及文化因素论等观点来解释贪腐。

1.古典理性论

此派观点强调理性选择理论，认为人是自利及以自我为中心的，倘若有足够的惩罚，人便会考虑其利弊而放弃犯罪。易言之，理性选择理论强调犯罪是一种利益与损害之衡量，人可以理性选择而理解刑罚的抑止效果。因此，依据理性选择的途径，违法行为的发生乃是犯罪者在考虑个人因素（如需要用钱、报复或娱乐）及情境因素（如目标物受保护程度及当地警察执法效率等）后，决定冒险而从事违法行为。亦即在选择犯罪之前，理性犯罪者会评估犯罪风险高低、处罚的严厉性、犯罪的及利益及其想从犯罪之中获得的立即利益等，倘若其评估结果犯罪利益大于其风险，便会去从事犯罪，反之则放弃。[8]在古典理性论看来，贪腐是一种利益与损害之衡量，公务员贪腐乃是自由意志决策选择的结果，企图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利益的理性选择行为。

2.伦理道德论

此派观点强调伴随贪腐犯罪的是快乐而非罪恶感，认为贪污犯罪是公务员决策时的个人伦理道德沦丧，因而需强化其道德伦理价值及责任感。此派观点认为，重点并非在外在的环境或是行为人的理性选择，而是行为人因为不再具有伦理道德观念，对于贪腐行为没有任何的罪恶感，故认为重点应该是放在个人的伦理道德提升。(www.xing528.com)

3.社会学习论

此派观点认为人非生而具有犯罪行为的本能，犯罪行为乃系透过生活学习经验而来，而其行为学习模仿来源主要是家庭成员、立即的生活环境及大众传播媒体，比如在工作中，产生“人家都在贪腐了，为什么我不贪？”的心理。

4.组织结构论

此派观点认为行为人的心理因素或环境学习因素，均无法阻挡组织所带来的影响，强调是因为整个组织结构的透明度不够，是组织建构的问题，让公务员有机可乘。又认为在社会环境因素中，有些公务员由于希望获得“社会接受”，寻求生存一席之地而同流合污，但在其初衷，并非意在贪污贪腐，而系由于不贪腐将为组织内贪腐者所排挤，由于此环境影响不得不接受其贪腐同事的“分赃”而导致贪腐行为。

5.文化因素论

此派观点认为贪腐在华人社会一直都是普遍的事，所谓的“拿人钱财为人消灾”。另自古即有“千里为官只为财”之观念，把当官视为生财之工具，而不认为贪污为羞耻；再加上如为请托说项而行贿，受助人以送礼、送钱报答感谢，好像视为理所当然，亦助长了贪腐行为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