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法律的目的不是限制或者剥夺国民的自由，而是维护和扩大国民的行为自由。”[21]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和社会情状，一直以来社会本位都在人们的观念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流观点也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作为经济犯罪的法益，强调经济刑法立法规定这类犯罪的目的在于通过刑罚手段惩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为，从而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22]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生产活动以及销售等经济活动都应当交由市场进行配置，国家仅在必要时才进行干涉，经济刑法更是属于国家干涉市场经济活动的最后手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市场调控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逐渐显现。市场的调控作用和经济自由观念逐渐深入成为一种常识，并得到认可和接受。在为经济秩序提供应有保障的基础上，我们更应当注重经济自由的保障。与之相应，刑法学者们也开始注重对经济自由的保护，并主张将经济自由作为经济刑法的法益。[23]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逐渐成为参与经济活动的一项重要前提。与经济秩序相比，经济自由更能彰显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这也是个人本位的要求。国家通过经济刑法干涉和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是为保障市场参与主体的经济自由。经济刑法立法采取犯罪化策略，强化刑法在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无疑会压缩和抑制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而在面对经济失范行为时，若不及时发动刑罚权进行规制，将一些原本应当归类为犯罪行为的经济失范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这同样对经济自由也是一种破坏，也会间接地侵害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
可见，单向度的犯罪化或非犯罪化都可能会侵害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使得刑法的保障机能无法实现。而有限犯罪化则是在顺应经济发展形势的基础上，一方面严重危害经济自由的行为犯罪化，同时恪守刑法谦抑理念构建出罪路径将轻微刑事行为非犯罪化，一正一反两方面为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提供保障。(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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