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犯罪法律责任立法一体化定义优化

经济犯罪法律责任立法一体化，不但是在立法层面兼用归纳和演绎打破学科隔阂、进行整体研究的方法论，也是建立内外协调、轻重有序法律体系的本体论，更是明确学科定位、实现学科功能的价值论。经济犯罪法律责任的立法一体化，正是在刑事一体化理论基础上，以一体化研究的方法打通刑法和前置性法律法规在法律责任上的“通道”；将刑法典、单行刑法中的有关经济犯罪的罪刑规范与前置性法律法规中的附属刑法规范相合并，形成经济犯罪罪刑规范本体的体系化；通过经济犯罪罪刑规范和责任体系的一体化来帮助违法犯罪行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促进刑事法律规范犯罪预防和惩罚的价值实现。

经济犯罪的一体化立法模式，在当下主要体现在对经济犯罪立法模式和法律体系的重新思考。立法模式的更改将动摇立法体系的格局，法律体系的变动会催生立法模式的反思。立法模式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涉及立法载体、立法内容、具体规范建构等。[36]此处是指狭义上的立法模式，即立法者采取何种立法载体和规范建构来建立它的规范体系。法律体系是指一国各部门法以及各种具体法律的有机组成体系。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立法模式和法律体系的理解在于建立法律体系是法治的基础。如2008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至此，中国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法律体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或如亚里士多德认为的，“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订得良好的法律”，[37]良法善治成为法治必要而不充分之要件。具体到刑事法学领域，都倡导建立完善的刑事法律体系，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或者通过单行刑法、刑法修正案以及司法解释不断补充和释明刑法典的具体条文，根据社会现状和司法实践增补删减罪名和制度。但是这种对刑事法律大厦的修补都建立在现有刑事法律立法模式的地基和框架上，都是在承认现有刑事法律立法模式能够适应当代中国刑事司法现状和应对未来刑事犯罪趋势的前提之下。当基础和前提的牢固程度出现疑问和动摇时，立法模式的问题就会凸显而出。(www.xing528.com)

现代世界各国的刑法立法模式主要可归纳为：一是单一法典型模式。国家立法机关将所有犯罪类型都统一规定在一部刑法典中，1810年《法国刑法典》和1871年《德国刑法典》是该种立法模式的典型，代表着建立内容完备、形式统一、逻辑自足的完美法典的追求。二是特别刑法立法模式。是指仅仅适用于特别人、特别时、特别地或特别犯罪的刑法，包括单行刑法立法模式和附属刑法立法模式。三是判例型刑法立法模式。英美法系国家通过归纳总结将刑事案例体现的原则和规则上升为普遍使用的刑法规范，有别于大陆法系的一般立法模式。四是修正案式刑法立法模式。修正案式刑法立法模式是指国家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颁布刑法修正案，从而对刑法典进行局部修改，使刑法典能够适应犯罪变化的情况。[38]刑法学界关于立法模式尚有其他总结，但究其本质是概括用语或排列次序的不同，并无实质差异。相应地，我国刑法学界对经济犯罪的立法模式也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模式有：第一种是法典型立法模式，它并非指单独的法典型规定模式，而是指它融合于整个刑法典之中的规定模式。第二种是单行型立法模式，是指独立于刑法典之外而针对某一类犯罪所规定的单独刑事法律。第三种是附随型立法模式，是指立法机关在专门性刑事法律规范之外的行政法规、民事法规和经济法规中设定刑法规范的一种立法模式。[39]有学者认为，现行刑法自1997年面世以来不断出台的单行刑法和不断修订的刑法修正案验证了我国经济犯罪单轨制的立法模式，即罪与刑的法律规范只存在于刑法典和单行刑法之中。[40]虽然我国在大量民事、经济、行政等刑法前置性法律中规定了附属刑法规范，但是这些规范并不具备经济犯罪的具体罪状和明确刑罚。我国的附属刑法除极少数援用了具体的刑法法条，大多数都属于没有指向具体条文或具体罪名的参照式规定，不符合国际上附属刑法的通行方式。这些立法模式的问题正是经济犯罪法律责任立法一体化所要研究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