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民法典物权编的继受与肯认立场

我国对德国、日本、瑞士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之设置物权编的继受，最早源于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民律第一草案）所开启的我国有史以来的物权法的制定。于日本人的帮助下，1911年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正式采用了物权概念，并将之规定于第3编，涵括6章：第1章为通则，第2章至第6章分别规定所有权、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及担保物权。其中，用益物权涵括地役权、地上权、永佃权，担保物权则包括抵押权、土地债务、不动产质权及动产质权四种。占有系占有人对于特定物加以管领的事实，列为末章（第7章）。该草案未及颁行，清朝覆灭，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之后不久，复开始民法典（当时称为“民律”）的重新起草，即第二次民律起草。[15]

此次重新起草，起草者们认为《大清民律草案》因效仿德、日物权立法成例，过分偏重个人利益，而当时社会情势业已发生变化，应强调社会本位。尤其是其对中华民族习惯法上的老佃、典和先买等予以忽略，其属不当而应予更张。[16]之后于1925年，完成民律第二草案的起草。于该草案中，物权编共设9章，另追加规定典权。不过，该草案也未获施行。1926年，民国政府通令各地暂行该草案的总则编和债编，物权编不在其中。[17]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政府又组织力量起草民法典。经过一段时间，傅秉常、史尚宽、林彬、焦易堂和郑毓秀等人完成了物权编草案的起草，并送请大会审议讨论。[18] 1929年11月30日，大会通过了该草案，并于同月公布。至此，《中华民国民法》中的物权编即正式诞生，标志着我国对大陆法系民法典之设置物权编的继受暂告结束。(www.xing528.com)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废除涵括《中华民国民法》在内的国民党政权的“六法”，我国于较长时期内并不存在形式（狭义）意义的物权编（物权法）。2007年，由于《物权法》的颁行，尤其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后，按照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安排，我国民法典将由总则与涵括物权编在内的各分编（分则）组成，此实乃标志着我国对民法典中设置物权编的再度明确与肯认。概言之，在现今，对于我国民法典之设置物权编，无疑应予赞同，并进而对之做出肯定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