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我们看到，物权具有其固有的诸多法特性。自一定意义上讲，物权的这些特性也是其区别于债权的特性。我国《物权法》第2条尽管为关于物权的定义的规定，但如前述，它实际上已经涉及物权的法特性。毫无疑义，我国民法学理对于物权概念的释明、诠释，皆应依本文前述的物权的各项特性为依归或指向而展开。如此，方能维系我国谨严、科学的物权概念，进而建立起科学的物权法规则系统。
[1]本文曾发表于《政法论丛》2009年第1期，今收入本书乃作了诸多重要改动、变易。
[2]参见［日］於保不二雄：《物权法》（上），有斐阁1956年版，第10页。
[3]管领一语，系学说专门用来描述物权的对物的直接支配性的概念，其涵义界说不一。王翰芳在《物权法讲义》中谓：管领，是指“施实力于一定的物上”。王云五在《物权新论》中谓：“管领就是支配，或是调度”，因此，“物的管领，不外是指支配或调度其标的物”。综合此二人的见解，笔者认为，对物施加一定的力量，进而对之予以全部的直接支配的，即是管领。
[4]“本质”，是“事物”，是使“事物”成其为“事物”的东西。参见车铭洲：《西欧中世纪哲学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物权的直接支配性系物权的本质，日本学者梅谦次郎于《民法要义·卷之二》（复刻版）中也谈到了，其谓：“物权的定义的讨论虽很多，但确信最为正确的是自古以来的直接支配权说”，“正因为物权是直接支配权，所以同一物上不允许有其他物权并在”，“其结果产生优先权和追及权效力”（第1—3页）。于德国，对于物权的本旨究竟是什么，较早的时期就有两说：一说认为，物权的本质是“权利保护的绝对性”（称为诉讼理论），主张者有德国普通法时代的学者福克斯（E.Fuchs）和厄尔特曼（P.Oertmann）；另一说认为，物权的本质是“财产的归属机能”（称为归属理论），主张者有维阿克和韦斯特曼（H.Westermann）。参见［日］佐贺撤哉：“关于物权与债权的界分的考察”，载《法学论丛》第98卷第5号，第30页注释1、2。
[5]当然，抵押权人并不是对抵押物予以直接支配，而系间接支配。非典型担保中的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其让与担保权人、通过保留对标的物的所有权来担保自己债权的人，对标的物也不直接支配，而为间接支配。
[6]参见［日］田中整尔：《物权法》，法律文化社1986年版，第9页。
[7]参见［日］铃木禄弥：《物权法讲义》，创文社1994年版，第346页。并且，铃木禄弥还认为，于土地的地表铺设的铺路石、土地中开凿的隧道、隧洞也是土地的构成部分，也不能独立作为所有权的客体被土地所有权吸收。对此，请参见同书第346页。
[8]参见［日］铃木禄弥：《物权法讲义》，创文社1994年版，第346页。
[9]参见［日］铃木禄弥：《物权法讲义》，创文社1994年版，第347—348页。
[10]参见［日］铃木禄弥：《物权法讲义》，创文社1994年版，第348页。
[11]当然，以德国为代表的立法例是将土地和土地上的建筑物作为一个物对待，建筑物被土地吸收。据铃木禄弥先生说，此为多数国家的做法，而将建筑物作为与土地完全独立的不动产则为少数国家的做法。
[12]参见［日］铃木禄弥：《物权法讲义》，创文社1994年版，第349页。
[13]参见［日］田中整尔：《物权法》，有斐阁1987版，第9页。
[14]参见［日］田中整尔：《物权法》，有斐阁1987版，第9—10页。(www.xing528.com)
[15]参见［日］石田穣：《民法总则》，悠悠社1992年版，第222页。该氏还谓：对于有体物的判定，不能以法律上是否具有排他的支配可能性为标准。
[16]参见［日］本城武雄、月冈利男：《物权法》，嵯峨野书院1987版，第9页。
[17]能够为人力所控制并具经济价值的空间，笔者认为，应属有体物。盖能够为人力控制的空间，可被人感受到它的存在，即人可感受到自己面前或周围存在的空间。
[18]参见［日］松坂佐一.《民法提要（物权法）》（第4版），有斐阁1980版，第4页。
[19]参见［日］奥田昌道：《请求权概念的生成与展开》，创文社1979版，第92页。
[20]参见［日］田中整尔：《物权法》，有斐阁1987版，第3页。
[21]参见［日］於保不二雄：《物权法》（上），有斐阁1956年版，第9页。
[22]当然，人类的同态复仇即“结果责任”时期，实行的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规则。此时期，侵权行为的对象主要为他人的生命和身体。
[23]由直接支配性导出追及性、优先性，为法国的通说。在日本，此见解最早由梅谦次郎提出（参见《法学家》2002年9月号，第105页）。不过，日本现今的通说通常不将追及性作为物权的一项单独效力。
[24]参见［日］梅谦次郎：《民法要义·卷之三》（复刻版），有斐阁1973年版，第2—5页。
[25]参见［日］於保不二雄：《物权法》，有斐阁1956年版，第15页。
[26]参见［德］曼弗雷德·沃尔夫：《物权法》，吴越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27]世界各国近代以前的财产关系，如奴隶制的财产关系与封建制的财产关系，并不是纯粹的财产关系，此种财产关系中蕴涵了人格和身份的因素。譬如欧洲封建制时期封建庄园中的财产关系，像农奴主和农奴的财产关系，师傅和学徒的财产关系，大领主、中领主和小领主之间的财产关系，均建立在人身依附、人格支配的基础之上。那个时候，说某人对某项财产有权利，即意味着该权利的背后存在着某种特定的人格关系、身份关系。农奴对土地加以耕作的权利（下级所有权），建立在对农奴主的顺从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基础之上。没有对农奴主的此种人格、身份上的关系，就不可能对农奴主的土地享有耕作的下级所有权。这种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通过利用自己的财产来控制、支配他人的人身的赤裸裸的封建关系、封建法统。此种状况于1949年之前的中国也是存在的。惟有对此种关系作如是的深入理解，我们才能明了1804年《法国民法典》明定财产所有权的绝对性、人的权利能力一律平等实具多么重要的意义。并且，那个时代做如是的规定需要很大的勇气。故此，说《法国民法典》开辟了人类的一个崭新时代并不过分。
[28]近代以来的学者，通常称债权的让与性为“消极的处分性”，称物权的让与性为“积极的独立的处分性”。可见，物权与债权的让与性至少于量的方面存在差异。参见［日］於保不二雄：《物权法》（上），有斐阁1956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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