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谈到，19世纪之时由萨维尼、普赫塔及温德沙伊得苦心经营而后底于成的德国潘德克吞法学，坚持认为罗马法的概念极为精致，任何问题莫不可依概念而计算、依形式逻辑演绎的操作而求得解答。于进行机械操作之时，应摒除权威，排除实践的价值判断，所获答案方能期其精纯。所谓逻辑崇拜、概念的支配，正是概念法学内容的生动写照。[29] 1896年《德国民法典》正为“概念法学之精华”。[30]
但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反概念法学的自由法运动（Freirechtsbewegun）崛起，并由星星之火演成燎原之势，自由法学由此登场，造成法学的崭新课题再度被提起。这一运动，史称自由法运动，其发起者是著名学者耶林。
作为概念法学的叛逆者，耶林提倡目的法学，声称欲解释法律，必先了解法律究欲实现何种目的，只有以此为出发点而解释之，才能得其肯綮。而所谓目的，指解释法律的最高准则，即所谓目的法学。[31]具体言之，是指依法的论理的单个的利益。亦即，正是“依法的论理的单个的利益”，才是法学的对象。对于概念法学的形式的论理，自《德国民法典》施行以后受到了诸多批判，而这些批判均是打着承认自由法这一共通的旗帜而进行的。
自由法论（涵括利益法学）的主张，可以归结为以下五点：
（1）国家的成文法，并非唯一法源，此外尚有活的法律存在，而这正是真正的法源。
（2）自由法论者，对概念法学所服膺的“法律体系的逻辑完足性”“法典完美无缺”等加以批判，认为法律之有漏洞（Lucke）乃属必然之事。
（3）概念法学，以概念数学（begriffsmathematisch）的方法，就法律的解释为逻辑演绎的操作，而不为目的考量或利益衡量，甚至认为社会上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只需将各种法律概念进行如“数学公式”般的演算，便可导出正确答案。此种方法最为自由法论者所责难，被斥为法律的逻辑（juristische Logik）。自由法论者认为它未能切合现代法学的要求。现代法学的使命，端的在于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而必须把目的论等“自由的思考方法”导入法学领域。(www.xing528.com)
（4）概念法学禁止司法活动造法（Rechtsschopfung），认为法典完美无缺，任何具体案件皆可在法律之内寻得正确答案。而自由法论者却认为此纯属迷梦，法律不可能尽善尽美，其意义晦涩者有之，有待法官阐释；条文漏洞者有之，有待法官补充；情况变更者有之，有待法官为渐进的解释（不改变法律文字，渐改其意义）。凡此种种，法官莫不需凭其智慧，而为利益衡量或价值判断，此非造法而何？
（5）概念法学不认法学为一门应用科学，忽视法学属于高度价值判断的学问，致认纯以逻辑分析方法加以认识，即为已足。而自由法论者认为，法学兼具实践的性格，并含有评价的因素，绝不像其他经验科学，仅为纯粹的理论认识活动便为已足。[32]
需注意的是，于论及自由法运动时，除应提及耶林外，尚应提到康德罗兹（Hermann Urlich Kantorowicz）和埃尔尼希（Eugen Ehrlich）这二人。康德罗兹被谓为自由法运动的先驱与自由法学派之父，其所著《为法学而战》（1906年）一书，点燃了自由法运动的熊熊烈火，并演变成汹涌澎湃的自由法运动。该书以匿名形式发表，由标题便可明了，它是有意模仿耶林《为权利而斗争》而作。在书中，康德罗兹否认了所谓制定法体系的完全性的神话，指明制定法的不完备性，倡言探求、补充其不完备性的自由法（freies Recht）。并且，受著名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的影响，他还提出了研究、探求自由法的方法的必要性（《法学与社会学》，1911年）。康德罗兹因此被谓为自由法运动的旗手。[33]
另外，还有必要提到这一时期鼓吹自由法运动的著名人物埃尔尼希。埃氏是安东·门格的学生。在康德罗兹之前，埃氏即以“自由的法发现与自由的法学”（1903年）为题发表过演讲，以后以该演讲稿为基础而写成了翔实的《法社会学的基础理论》（1913年）一书，认为所谓自由的法，即社会中的活的法（lebendes Recht），其与作为“死的法”的国家法正相映衬。故而在他看来，所谓自由的法学，即指作为活的法的探求的法社会学。
综上所言，可知康德罗兹与埃尔尼希的自由法理论，乃是以法社会学而由外部补充法解释学的缺陷的理论。与此相对，黑克（Philipp von Heck）的利益法学（Interessenjurisprudenz），则是“楔入”到法解释学的内部，以谋求其“革新”。值得指出的是，非从概念构成，而是从利益衡量上去寻求“法的发现”的思想，也同样来源于耶林的目的法学，黑克积极地把它导入到了法解释学中。黑克的主要著作为《法律解释与利益法学》，1914年刊行。[34]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