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的关联和作用

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存在密切关联。如前述，在当代社会，尤其是在现今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相互间的关系绝大部分是根据私法自治原则建立的，而实现私法自治原则的工具，正是法律行为。透过法律行为，每个人可以自由创建自己与他人间的法律关系。而这种法律关系的结果，系发生私法上的权利变动，引起私法上的法律效果。法律行为之所以能产生法律效果，不仅是因为法律如此规定，也是由于从事法律行为的人希望他的行为能产生法律效果。因当事人对内在的、未表示出来的意思无法知悉、明了，所以需要对方当事人将自己的内心意思表示于外部。法律效果也只能基于对外表示出来的意思而发生。而为达成一定的法律效果将内心的意思表示于外部的行为，即为意思表示。[16]由此，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即系意思表示。[17]

尽管如此，但在具体的细微点上，法律行为（例如合同等）与意思表示又并非铁板一块，它们作为处理和对待不同侧面的问题的制度，[18]具体又有如下两方面的功能区分：[19]

其一，意思表示的主要功能，乃系它是法律行为的要素，是说明法律行为的拘束力的根据。亦即，为没有瑕疵的意思表示的人，得受成立的合同（法律行为）的拘束。但是，为有瑕疵的意思表示的人，可否定合同的拘束力。与此不同，法律行为所关注的是其内容的侧面，即何种内容的合同得成立、它是否系被允许的内容等。民法通常就意思表示（真意保留、通谋虚伪意思表示、错误、误解、重大误解、欺诈、胁迫）和法律行为（公序良俗、强行规定）分别设其规定，系与此点有关。例如在比较法上，《日本民法》第93条至第96条系否定意思表示的效力，并基于此而否定合同的拘束力的规定；与此不同，其第90条至第91条则是涉及业已成立的合同的内容是否适当的规定。(www.xing528.com)

其二，使法律的效果发生者，系法律行为（例如合同等），而意思表示只不过是使法律行为（例如合同等）的拘束力得以正当化的要件。换言之，基于意思表示，并不能产生直接的法律效果，而只有基于法律行为才能产生。此点就合同而言是清楚的，在单独行为，因意思表示就是法律行为，所以也是清楚的。但是，在遗嘱等，只表明真意尚不够，为了发生法律效果，还要求有方式（形式）。易言之，即使于遗嘱的场合，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也系可以分别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