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式与德国式编纂体例对民法典总则编的态度差异

1.罗马式编纂体例对民法典总则编的否定

民法自罗马法以来有两种编纂体例，其中之一是罗马式，称为优士丁尼体系（Institutinen System）。它是罗马五大法学家之一的盖尤斯的《法学阶梯》建构的体系。这一体系是：第1卷“人法”，第2卷与第3卷“物法”，第4卷“侵权行为与诉讼关系法”。盖尤斯《法学阶梯》的这一体例，之后被优士丁尼编纂的《法学阶梯》所依循。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编纂即采此体例，惟将诉讼法予以排除，而形成如下体系：第1编“人法”，第2编“财产及对所有权的各种限制”，第3编“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罗马式编纂体例的最大特色，是并不存在像后述《德国民法典》那样的总则编。近现代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及日本“旧民法”（含人事编、财产取得编、债权担保编、证据编）采此体例。[2]

对于上述罗马式编纂体例，通说认为其有如下缺点：[3]无全部民法共通适用的总则；将亲属法与关于人格和民事能力的事项相混淆；将继承仅视为取得财产的一种方法；未区别性质不同的债权与物权，将二者的规定相混淆；将程序法纳入民法中，导致程序法与实体法相混淆。属于罗马式编纂体例的《法国民法典》，尽管将诉讼法剔除并凸显债法的地位，但该罗马式编纂体例的其他缺点则难以避免。

2.德国式编纂体例对民法典总则编的肯认与主要国家（或地区）民法典总则编的构成(www.xing528.com)

德国式编纂体例，又称潘德克吞编纂体例，是德国学者胡果、海泽等于自己的著述中采用的体例。[4]该体例的最大特色，在于其设立民法典总则编。于民法发展史上，设立民法典总则编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以前的理性的自然法，于海泽1807年出版的《普通民法的体系概要》、1756年的《巴伐利亚民法典》、1863年的《萨克森民法典》、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中被正式采用，体现了德意志民族重抽象、重概念、重逻辑体系的思考方法[5]和一以贯之的“彻底性”。[6]如今，大陆法系的日本、巴西、韩国、泰国、葡萄牙（新民法，1966年）因采此体例，故其民法典均设总则编。

具体而言，《德国民法典》总则编规定了如下内容：人、物（包括动物）、法律行为、期间、期日、消灭时效、权利的行使、自卫、自助及担保的提供等。《日本民法》总则编则以权利本位为指针，于第1章“通则”中开宗明义地规定民法的基本原则——公共福祉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及权利不得滥用原则，之后规定民法解释的基准，即“以个人的尊严和男女两性实质上的平等为宗旨解释民法”；之后为第2章“人”，第3章“法人”，第4章“物”，第5章“法律行为”，第6章“期间的计算”，第7章“时效”。《葡萄牙民法典》（1966年）第1卷“总则”，分别规定如下内容：第1编“法律、法律之解释及适用”（含3章：第1章“法之渊源”，第2章“法律之生效、解释及适用”，第3章“外国人之权利及法律冲突”）；第2编“法律关系”　（含4分编：第1分编“人”，第2分编“物”，第3分编“法律事实”及第4分编“权利之行使及保护”）。《韩国民法典》第1编“总则”，设立如下规定：第1章“通则”，第2章“人”，第3章“法人”，第4章“物”，第5章“法律行为”（含3节：第1节“一般规定”，第2节“意思表示”，第3节“代理”，第4节“无效和撤销”及第5节“条件和期限”），第6章“期间”及第7章“消灭时效”；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编“总则”，共分7章，分别规定如下事项：第1章“法例”（规定适用于所有民事关系的“通例”），第2章“人”（含2节：第1节“自然人”和第2节“法人”），第3章“物”，第4章“法律行为”，第5章“期日及期间”，第6章“消灭时效”及第7章“权利之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