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民法学术研究三十年的成果

这部《民法体系的新展开》百万余言，历经艰苦备尝的努力，现终于整理、编辑完成。它是我自1988年从事民法学术研究以来迄今三十余年的学术文集。由此文集，可以管窥新中国民法学基本与我国改革开放同频共振，由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以及由微小到彰显的演进、发展历程。

自读大学时起，我就十分喜爱写一些文字。我记得我读大学时写的第一篇文章是《体育改革，势在必行》，发表（张贴）在当时学校十分显眼的路边道旁。另外还记得大学时期写过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olo Machiavelli，1469—1527）的政治法律思想的论文，发表在当时油印的刊物上。进入西南政法学院读研究生后，我除于正式刊物如《法律科学》《乐山师专学报》等期刊发表文章外，在当时西南政法学院研究生（会）创办的刊物《法论》上也发表过诸多文章。然可惜和遗憾的是，由于学习与生活的奔波、迁徙、变化，那些大学与硕士研究生时代发表于非正式刊物的论文早已散佚，不复留下。故而如今收入本书的主要为于正式刊物发表的一些墨迹。它们浓缩和记录了1984—2020年这难忘的三十六年的读书、研习、求索以及奋斗的艰辛历程。积三十六年的经验与慨叹，一言以蔽之，应是“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如所周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胡适引用孔子的话谈论治学，说治学应当有“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的神圣感，“一点一滴都不苟且，一字一笔都不放过”。[1]朱熹也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另外，保尔·拉法格（1842—1911年）在《忆马克思》一文中对马克思的治学风范描述道：“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亚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尚未十分确信的事实，而且未经彻底研究的问题他决不随便谈论。凡是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的作品，他决不出版。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于众的这种思想。要把他没有作最后校正的手稿拿给别人看，对他是最痛苦的事情。他的这种感情非常强烈，有一天他向我说，他宁愿把自己的手稿烧掉，也不愿半生不熟地遗留于身后。”[2]现当代学者启功之师陈垣也说，作品要给三类人看：一是水平高于自己的人，二是和自己平行的人，三是不如自己的人。因为这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到反映，以便修改。[3]还有，近时之人顾炎武也曾深刻告诫：“今时之人速于成书，躁于求名，斯道也将亡矣。”[4]这些话不禁令人心中震颤。“书，就是这一代对另一代人的遗训，就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对刚刚开始生活的年轻人的忠告，是行将去休息的站岗人对走来接替他的站岗人的命令。”（赫尔岑语）[5]职是之故，谨严的学术著作乃应规范、清晰、明了，并以精准、一丝不苟的文字作出表达。本书的有些篇什，因时间久远或囿于其时的局限，文字表述或注释未如今时流畅或翔实，对此，作者都逐一依现今的认识和要求予以补足，而对于个别的陈旧的表述也予剔除。惟整体上看，每篇作品都还是基本保持其刊发时的原貌。由此以尊重和重现历史的原生态，并可作为我学术思想的一个较为完全的文本。

新中国之有民法典，系为数代法律人的共同夙愿。尽管现今的民法典尚有诸多不成熟、不尽完善、如意之处，但本书中的诸多文字也都紧紧围绕如何构建或完善我国民法典中的诸多制度或规则而展开，期冀国家、社会、人民乃至整个民族于民法典的庇护下尊严、安宁、富足及和谐地生活于世间。或许文章中的立法主张未被采纳或受重视，但它们仍具学理与解释论（“评注论”“注释论”）的功用与价值。作为一个谨严、严肃的民法科学研究者，言明自己的意见或观点，让未来的法史与后辈去评说，此正乃《道德经》中所揭示的“为而不争”呀！于历史的绵延无垠中，有新言汇入法史长河，即使身不在而理亦存。其时，“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抚卷沉思，水深愈静，惟有努力。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当下已是二〇二〇年阳春三月，草木蔓发，岁在庚子。时下防护疫情的清正时光让自己对于学问更近乎纯粹宗教式的虔诚。饶宗颐曾形容自己，“我这一生好像是漫漫路途上求索的苦行僧，一辈子在苦旅中折磨自己，没有人知道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寂寞中度过的。我把研究学问当作生活的一个部分，才能臻于庖丁解牛、目无全牛的化境”。[6]诚哉斯言！“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朱自清语）惟古语说“人间私语，天闻若雷”，天（地）是公平的，它一定能记着我的奋进、付出与做的那么多的事。三十六年间的文字所记录的时代在人生中已不算短，所幸青山在，人未老。岁月是一种至深的启迪，尽管人生须臾，长江无穷，“悟已往之不谏”，但“莫道桑榆晚”，盖因“来者之可追”，“为霞尚满天”！

陈华彬

二○二○年三月二十日春分时节(www.xing528.com)

[1]参见《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3期，第234页，“《外国文学评论》来稿须知及注释规范”。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摩尔和将军：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一》，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页；胡尧之、杨启潾、兰德毅等译：《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7—78页。

[3]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96页。

[4]“与潘次耕书”，载（清）顾炎武撰，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第2版），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7页。

[5]参见梁衡：《我的阅读与写作》，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59页。

[6]沈建华编：《饶宗颐甲骨书札》，中西书局2017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