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终结论的批判：观点优化初见光明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先后发生剧变。东欧一大批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和作为“超级大国”社会主义苏联的崩溃，使“社会主义失败了”“共产主义灭亡了”的观点甚嚣尘上。1992年，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把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视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民主”终结了人类历史。新自由主义所宣称的“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信条也妄言：当今世界，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

“历史终结论”源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合规律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的世界历史，分为四个演进阶段：第一阶段是东方世界包括中国、印度、波斯、埃及等；第二阶段是希腊世界；第三阶段是罗马世界；第四阶段是日耳曼世界。世界历史的起点是“东方”，世界历史的终点是“西方”。在黑格尔看来，东方世界是“历史的幼年时期”。在这个时期，只有一个唯一的实体——元首，一切围绕着他来旋转，一切隶属于他，任何其他个人都没有单独的存在，主观的自由完全被这个实体淹没。东方的历史是“非历史的历史”。希腊世界是人类的“青年时代”。这里渐渐显出有个性的形式。罗马世界是人类的“壮年时期”，在这个时期，一切行动既不遵照专制君主的任意，也不服从他个人的任意，而是为着一种普遍的目的去行动。罗马国家开始了一种抽象的存在，个人已经消灭，个人只能在普遍的目的下实现自己的目的。个人虽然被普遍的目的抽象掉了，但他得到了补偿，即个人的人格得到了承认。日耳曼世界是人类的“老年时代”。这里的“老年”是指“精神”的“老年”，而不是“自然界”的“老年”。“精神”的“老年”是完满的成熟和力量，而“自然界”的“老年”是衰弱不振的。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它的目的就是要使绝对的“真理”实现为“自由”。黑格尔划分世界历史的尺度是“自由意志”的自由发展的程度。因此，“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终结于象征着充满活力、完满成熟的“日耳曼世界”。

弗朗西斯·福山继承了黑格尔的衣钵，如他所说，再次提出人类是否存在着一种“世界普遍史”的问题，借鉴了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哲学家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弗朗西斯·福山抛出了当代的“黑格尔翻版”的“历史终结论”。福山认为，无论是现代自然科学的逻辑发展，还是经济学对历史发展的诠释，“只是一个历史最终走向资本主义而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逻辑必然”。认为只有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才是潜在的全球价值的意识形态，目前还没有任何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识形态能与“自由民主”相抗衡，而且除了人民主权之外，还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合法性原则。认为“在所有社会的发展模式中，都有一个基本程序在发挥着作用，这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

不论是历史版的还是现代版的“历史终结论”，都已经或正在被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所终结。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出笼，就遭到了批判，而且这种批判还走得更远，不仅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不是人类的归宿，而且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和弊病已经表明它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依据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合法性成为问题。

当今西方左翼思想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和批判是全方位的、多领域的。当今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制度，相反，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也在世界范围内扩展着，它所固有的资本与人的矛盾、资本与自然的矛盾，都将成为全球性的矛盾和对抗。资本的逻辑不仅是反社会的，而且是反生态的。(www.xing528.com)

1993年，西方左翼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戴维·施韦卡特发表《反对资本主义》，指出：“现在流行的一种观点是，社会主义死了，共产主义亡了。”这种“讣告”也许早产了。东欧和苏联的瓦解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不可替代。实际上，由于存在着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替代物，它不仅富有生机活力，而且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因此，资本主义不再拥有一种有效的合理证明，无论是在经济上的，还是伦理道德上的。施韦卡特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之所以必然能够替代，首先在于资本主义本身存在着与正义、平等、效率、合法性相冲突的严重问题，存在着“不平等”等六个“资本主义的缺陷”。

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问题时，施韦卡特用“一群侏儒和几个巨人的游行”来形象地描述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巨大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如果我们把美国人的收入分成3份，我们就会发现那顶尖上的10%的人口得到了1/3，另外30%的人得到了另外1/3，底层的60%的人得到最后的1/3。如果我们把美国的财富分成3份，我们会发现顶尖的1%的人拥有1/3，另外9%的人拥有另外的1/3，底层的90%的人拥有剩下的1/3。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不平等将会不断地扩大，并且越出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不平等”的全球化和世界化。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贫穷”问题时，施韦卡特指出：“失业和贫穷的关系比失业和过度工作的关系更为明显。”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贫穷不仅仅是物质匮乏，贫穷也在摧毁着人们的精神。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全球贫困特别是第三世界的贫困形势，不仅没有好转，而且变得越来越糟。更需要指出的是，“历史地看，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贫困地区都曾经被资本主义的殖民帝国掠夺过，并曾阻碍他们的自由发展。”剥削把富裕和贫困都扩大到了极致。“1996年，联合国计划发展署报告指出，有100个国家比他们50年前更糟。1995年，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比生活在贫困国家的占世界人口20%的人们的平均收入高82倍，这个差距已经比1960年扩大了30倍。”资本的中心过去是、今天依然是想要更便宜的原材料和倾销他们的过剩的产品。因此，资本主义还将增加全球贫困而不是改善贫困。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缺乏民主”问题时，施韦卡特认为，政治平等和物质不平等的并存，一直是西方民主理论长期面临的困惑和难题。从词源学意义上来理解“民主”即是“人民的统治”，其政治哲学的价值取向一定是人民大众的公共利益，但这一点与维护资产阶级私人所有权是相对立的。所以，自由主义思想家一直担心民主的扩张会威胁到财产所有者的利益，甚至主张给财产所有者多重选票以平衡无财产者影响。“政治民主”看上去是资本主义的天然伴随物，而实则是它的对立面。“资本主义同民主是不匹配的。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中拥有的民主是其他东西。”这个“其他东西”就是施韦卡特所指的与民主政治相区别的“多头政治”。“在多头政治体制下，财富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提高让正式的民主程序反映有钱人利益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民主制度下。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制造“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时，施韦卡特认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已经对这个星球的自然基础造成了威胁。只要资本主义仍是统治者，保护我们星球的行动将不会进入有效的实践。资本主义追逐巨大利润的原动力及资本的全球扩张性，形成了对生态环境破坏的制度性力量。人口过剩、粮食危机、能源的有效利用、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生态问题，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威胁环境安全的基本源头性因素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度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但是，基础性的环境问题不能在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解决。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已经成了制造需求、制造消费的庞大而疯狂的销售机器，把消费文化传遍全世界。保护环境，要求过度发展的国家节制消费，要求欠发达国家以消灭贫困为目标去使用它们的资源，这正好与资本主义全球化要求是相悖的，这也是资本的本性所不允许的。只要全球资本主义结构存在，这种疯狂就别无替代。

因此，施韦卡特结论性地指出，资本主义不再是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更重要的是，必须针对那个“TINA”的宣称，提出并具体描述一个建设性的替代选择——“经济民主”模式。包含着“工人的自我管理”“市场”“投资的社会控制”等三个结构性制度要素的“经济民主”模式就是向超越资本主义的迈进。

马克思反对任何形式的人类“历史终结论”的形而上学观点。“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人类的历史活动的每一次纵深发展，都在某种程度上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的发展。历史进步到什么程度，人的解放相应地就达到什么程度。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也将是人类面向未来的未来、自由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