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由联合劳动取代雇佣劳动：实现劳动解放

在马克思那里，“工人解放”的问题是直接归结为“劳动解放”的问题的。“劳动解放”的本质内涵就是摆脱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雇佣劳动的奴役，实现符合与人的本质相适应的人的“自由联合的劳动”。

劳动或劳动过程，在首先撇开每一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看，是人类为了自身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类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是人类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因此，人的劳动的最简单的要素包括“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这是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的，“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抽象掉了人类劳动的社会形式，人的劳动就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的劳动历史。人作为类存在物，是劳动的产物，也是劳动的主体。人只有通过劳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在劳动解放中获得人类自身的解放。因此，离开劳动，人类的存在和解放都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人类劳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的实践活动和生产活动。在任何私有制的条件下，由于劳动资料、劳动工具成为剥削阶级奴役劳动者的手段，并通过和利用政治特权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被剥削者的工具，劳动都获得了“奴役劳动”的社会形式。在马克思看来，“奴役劳动”的具体社会形式包括“奴隶劳动”“农奴劳动”“雇佣劳动”。马克思指出：“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由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雇佣劳动”成为“奴役劳动”的最后的、典型的形式，成为对劳动者——工人的人的本质的否定的极端形式。

所以，资本通过对劳动的统治和占有必然导致“劳动异化”。因此，马克思对“政治解放”的批判就必然归结为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即对资产阶级的雇佣劳动制的批判。马克思聚焦于资产阶级的雇佣劳动制度及其所造成的异化劳动，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存在的经济利益的尖锐对抗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www.xing528.com)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雇佣劳动是这样界定的：“雇佣劳动是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是这样的活劳动，它不但把它作为活动来实现时所需要的那些对象条件，而且还把它作为劳动能力存在时所需要的那些客观要素，都作为同它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生产出来，作为自为存在的、不以它为转移的价值生产出来。”这是劳动和所有权的绝对分离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这就是说，劳动解放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一致的。在这里，马克思以历史辩证法的眼光来审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时，发现雇佣劳动由于自身的发展必然会走向它的对立面，从而被以“自由联合的劳动”为形式的个人自主活动取代。他指出：“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同社会的各个人迄今借以表现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同国家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这就是根源于资本对雇佣劳动的矛盾关系中的“劳动解放”，是奴役劳动的这一最高形式即“雇佣劳动”向最终摆脱奴役劳动形式的“自由联合劳动”发展的历史起点，并且意味着已成为桎梏的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的生产方式，即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所代替。

而“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这样，马克思就把“劳动解放”同“人类解放”联系在一起。“劳动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实质是一样的，它的实现就是人的“自由联合劳动”对雇佣劳动的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