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现实的人的深意-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研究

马克思正是在批判和超越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的基础上，科学阐明了“现实的人”的本质内涵。在经历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费尔巴哈提纲》等对人的本质思想追问的过程中，马克思真正实现了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迈进，实现了人的本质观的“哥白尼式革命”。这个“革命”开始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完成于《德意志意识形态》。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集中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以及其中“现实的人”及其本质的思辨哲学。黑格尔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客观精神的有限形式，而国家则是客观精神的无限形式和最高表现，是理念的真正体现，是伦理理念的最高环节，它内在地包含着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真实基础”。针对这种思辨哲学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的颠倒，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家庭和市民社会都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着的；而在思辨的思维中这一切却是颠倒的”。“家庭和市民社会使自身成为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并且“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黑格尔想使自在自为的普遍物—政治国家—不为市民社会所决定，而相反地使它决定市民社会。黑格尔颠倒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把理念当作主体，而把真正的现实的主体变成了谓语。马克思指出：“国家制度不仅自在地，不仅就其本质来说，而且就其存在、就其现实性来说，也在不断地被引回到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并被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品。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现实的人——而且是人们组成国家——到处都重复表现为国家的本质”“现实的人就是现代国家制度的私人。”在这里，马克思首次明确提出了“现实的人”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以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观点的确立为基础的，并且仅仅是针对黑格尔的抽象的“理性人”提出来的，包含着“现实的人”就是黑格尔所藐视的现实的市民社会中的人。虽然在这里还没有赋予它科学内涵，但是，它是后来马克思进一步科学阐明这一概念内涵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由于，黑格尔把人当作精神性的存在，把人等同于自我意识的存在，因此他就否定了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一面。在黑格尔看来，人仅仅表现为自我意识，于是，“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来说，也就是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这是由黑格尔体系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

费尔巴哈的贡献在于而且仅仅在于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在费尔巴哈看来，人不是一个抽象的精神实体，而是一个感性的实体。感性的原则和交往的需要，使得费尔巴哈的人，不同于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的人”。其实，费尔巴哈不仅没有真正实现对人的本质认识的根本转变，而且从另一角度陷入了对人的抽象理解。他只是把人看作感性的对象，而没有把人看作“感性的活动”，仅仅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建立在生理性别差异基础上的自然联系。费尔巴哈“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的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因此，费尔巴哈设定的人也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

马克思认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黑格尔的谬论之处，是因为他抽象地、单独地来考察政治国家的职能和活动，而把特殊的个体性看作它们的对立物；但是他忘记了特殊的个体性是人的个体性，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是人的职能；他忘记了“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而国家的职能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对人的本质追问不应该从抽象性出发，而应该从人的现实性出发进行考察。生活在其中的人的“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包罗万象的纲要……它借以求得慰藉和保护的总根据。”于是，“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www.xing528.com)

这个命题宣示了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的废除，而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使人不再对彼岸世界抱有幻想，而是作为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从宗教天国拉回到了人的世界，确立了“现实的人”的人的主体地位以及从人的现实生活而不是从外在于人的“自我意识”、宗教等来认识人的本质的根据和方向。这是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确立的“人的高度的革命”的开始。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依着这个根据和朝着这个路向迈进的第一步，马克思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活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是人的类特性。”在此，马克思将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的类本质”、归结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归为人类改造对象世界因而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能动活动，这是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换。这种转换在《神圣家族》中得到进一步的深入，马克思在继承法国唯物主义传统的基础之上，对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割裂哲学和现实联系的错误理论进行了批判，阐明“人是全部人类活动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基础”“‘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活动而已。”把市民社会中的人联系起来的，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是市民社会中的利己主义的人，是市民社会中每一个利己主义者的本质活动和生活本能产生的需要以及满足这种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在此，马克思为人的本质的理解找到了现实的基础——市民生活。这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自由的有意识的人的类本质”进一步深化。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此马克思已经为人的本质找到了其社会性。

将人的本质进行具体而明确的规定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将“现实的人”规定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关系。……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