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解放的本质和局限

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辨析，是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重要内容和环节。正是在深刻剖析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离和对立关系的基础上，马克思不仅揭示了政治解放的本质和局限，还透彻阐释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区别。

从1843年3月起，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阅读大量有关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历史著作，形成了克罗茨纳赫笔记，为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做好了理论准备。从1843年3月到8月，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国家章第257节至313节逐节做了详细的批判，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将现代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分为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两个不同领域的思想做了充分的肯定，“黑格尔觉得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是一种矛盾，这是他的著作中比较深刻的地方”。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是个人利益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正是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批判，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市民社会是由需要以及通过劳动满足需要、财富等要素构成的物质利益领域。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集中在黑格尔从家庭、市民社会到政治国家的逻辑推论上。因为它是集“法哲学和黑格尔全部哲学的神秘主义之大成”，黑格尔把家庭和市民社会看作国家的概念领域，即把它们看作国家的有限性之体现。家庭、市民社会是由国家推导出来的。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国家观念作为独立的主体，而把“市民社会、家庭等现实的主体看作了非现实的因素”。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真正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政治国家就不可能存在。后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深入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但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在逻辑上的分离，并不意味着它们在现实中也是始终分离的。恰恰相反，在前资本主义的中世纪社会，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在现实中是重合的，市民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同一的表现，马克思把它称为“旧的市民社会”，并且认为“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工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直接源于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同人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力所依据的旧社会的解体。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旧社会的性质是怎样的呢？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述。封建主义。”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统治者的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遍事务，就是说，组成为现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然要摧毁一切等级、同业公会、行帮和特权，因为这些是同人民自己的共同体相分离的众多表现。于是，政治革命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由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人分为公人和私人，宗教从公法领域被驱逐到了私法领域，这样人就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宗教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移，就是政治解放的完成。“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www.xing528.com)

但是“政治解放”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具体表现在：政治国家远远没有废除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等的差别，相反地，只有在这些差别存在的条件下，它才存在，只有同它这些因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会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政治解放使人获得“人权”，而信仰特权是一般人权，所以政治解放并不能把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政治解放使人获得“自由”，而这种自由是建立在人与人相分离的基础上的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自私性的个人的权利，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这种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应用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政治解放所赋予人的安全，实际上就是对市民社会成员的利己主义的保障。

所以，政治解放的实质就是宣布资产阶级的统治，使一切人成为自私的、利己的、独立的人的奴仆。所以，马克思的结论是：“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