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批判的继承及优化

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起直接影响的，是黑格尔的理性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从大学研究黑格尔哲学直到1843年3月离开《莱茵报》这段时间，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基本上是黑格尔式的。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马克思的主要活动是运用哲学武器做指导，研究社会现实问题，直接干预社会生活，寻求人的自由发展和解放。针对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令，他撰文批判，揭露普鲁士政府的书报检查制度的虚伪性，并开始了争取出版自由也是政治自由的斗争，这主要表现在他的两篇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在针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沿岸农民贫困问题进行辩护的过程当中，马克思看到了物质利益决定人们的言行，各个等级有自己的特殊的等级精神，甚至还带有必然性，但是，他依然认为人们的言行、人们的意志最终受理性决定；他一方面看到了法的客观性，但又认为这种客观性在于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在于人民的意志，因而利益不能决定法；他看到了社会关系的客观性及其对人们的言行的决定，但却认为社会关系主要是思想政治关系，得出了只有出版自由才能解决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问题，而这一地区的贫困归根结底是官僚主义造成的，是无理性的结果；他看到了宗教的社会根源，但却把社会根源归结为政治根源；他提出要按照事物的本质的要求去对待事物，但却认为事物的本质就是事物本身的理性。可以认为，马克思在这一时期还是把理性看成世界的本质，从理性出发来说明一切事物。但可以确信的是，马克思通过对出版自由和林木盗窃法等的研究，发现了自由与利益的关系，懂得了要为人类解放即真正的自由而斗争，就必须同侵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自由的势力做斗争，那种认为仅仅通过政治自由的斗争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理性与现实的冲突，使马克思感到“苦恼”，而令马克思苦恼的国家、法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用他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后来说：“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通过这一研究，马克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的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在深刻剖析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中，马克思清晰而凝练地阐明了人类解放的命题。(www.xing528.com)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著作中，都反映出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的色彩和痕迹。像费尔巴哈一样，马克思指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并像费尔巴哈一样从人本身出发去说明问题。马克思首先借助费尔巴哈同时又超越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批判，尤其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虚假的实证主义或他那只是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在本质上是保守的，其思辨的法哲学不过是“现代国家的抽象的”“脱离生活的思维”，它“置现实的人于不顾”。这种哲学显然不能成为变革现实的“精神武器”，当然就应当成为现实的“物质武器”变革的对象。同样，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也是由于看到了其哲学的固有缺陷：他不能把“对事物、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的方面去理解”，因而“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从理论的立足点讲，费尔巴哈所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并不是某种超然于世界之外的遐想，而是形而上学改装了的现实的存在。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装了的、脱离了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装了的、脱离了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装了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显示的人类 。因此，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表面看来十分神秘，实际上如马克思所说，他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最现实的人类状况”，即“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既然人的现实的状况已经被黑格尔以抽象的形式揭示了出来，那么，马克思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哲学经济学批判，戳穿“把人变成帽子”的李嘉图和“把帽子变成观念”的黑格尔的实质，把被他们用物和物的关系与观念和观念之间的关系遮蔽起来的“人和人的关系”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