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的现状及马克思对人的问题的断言

从国外研究的现状来看，仍然有许多学者从“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类未来命运”“人的本质与异化以及人的本质的复归”“资本的奴役和人的解放”“人类解放的内涵”“人类解放的社会力量”“人类解放的实现形式”等视角，在关注和研究“人的问题”及“人的解放的问题”。这些研究或以“马克思”为解读原点，或以“马克思”为论述背景，或以“马克思”为修正对象，都程度不同、角度不同的以“马克思”为理论资源，在剖析现代社会新问题中，演绎着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并形成了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1.依着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危机，重新发现包括人类解放理论在内的马克思思想体系的价值、意义和解释力。在苏东剧变后，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宣告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却认为，虽然苏联解体后的一段时间马克思曾受到冷落，但“今天马克思却具有不可思议的影响”。在他看来，马克思是最伟大的全球化理论家，21世纪将与20世纪大大不同，“但有一件事仍然未变，不仅需要批判资本主义，而且需要证明，资本主义方式的全球化过程不仅产生出增长，而且也产生冲突和危机，而资本主义的程序是无法处理这些的”。诺曼·格拉斯在阐述马克思思想体系的当代意义时，提出了今天人们仍然阅读马克思的十条理由，其中，第九条说道：“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及其视域对于我们解释道德、法律和制度的规范性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哈贝马斯对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很不以为然，并指出，近代思想家认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的建立就是历史的终点，马克思却发现这不过是“政治解放”，还不是“人类解放”，因为法律上的平等并不意味着事实上的平等。并且强调指出，马克思的这一断言，即使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适用的。安东尼·吉登斯站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时指出：“150年以前，马克思写道：‘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这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幽灵。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但我们说它‘正确’的理由却不同于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了，但它们的幽灵仍然缠绕着我们。我们不能简单地放弃推动他们前进的那些价值和理想，因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中有一些是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划已经失信的地方使这些价值再现其意义。”这是吉登斯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依据。从中可以看出，在他看来，尽管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消逝，但是，主导这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念依然是人类前进的旗帜，用它来对照当代资本主义——其弊端是一目了然的，并因此主张用这种价值观念来批判和改造当代资本主义，重现其价值和意义。

2.“物化”理论及其对“人类解放”的致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先河者卢卡奇，直接依据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从对商品关系的剖析出发，指出商品交换的世界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物化不仅是经济学的中心问题，还是囊括了一切方面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结构的问题。物化成为一个贯穿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著作始终的中心概念。他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充分展开了对物化问题的论述。他认为马克思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和对其基本性质的揭示，都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在人类社会这一发展阶段上，没有一个问题不最终追溯到商品这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的解答不能在“商品结构”之谜的解答中找到。

“商品结构”本质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Eigengesetzlichkeit）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卢卡奇直接以马克思商品拜物教为依据，并且指出马克思对物化的基本现象进行了描述，他援引《资本论》道：“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卢卡奇从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出发，进一步论述：“从这一结构性的基本事实里可以首先把握住，由于这一事实，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显然，在这里，正如卢卡奇后来所认识到的那样，他是把“物化”和“异化”这两个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等同使用的。由此出发，他进一步从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分析了劳动异化，指出劳动异化既发生在客观方面，又发生在主观方面。从客观方面来看，劳动异化产生了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的世界，即商品及其在市场上运动的世界，作为自发的力量，它与人相对立；它的规律可以被人所认识，但不能被人所制伏。个人能够因自己的利益利用对规律的认识，但不能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改变这种规律和现实过程本身。从主观方面来看，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人的活动同人本身，也相对立地客观化了，变成了一种与人相对立的商品，正如同任何消费品一样，它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物化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必然的现象。“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所有经济——社会前提，都在促使以合理物化的关系取代更明显展示出人的关系的自然关系。”相应地，“正象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物化意识”就是受物化现象支配并掩盖社会历史真相的一种虚假意识，它以割裂主体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为特点，沉陷于物的关系，使劳动者沦于纯粹客体和受支配的地位，与“总体性”根本对立。因此，对“总体性的渴望”是克服“物化”“异化”和“物化意识”的途径和方法。而对“总体性”的把握依赖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只有自觉的“阶级意识”才能领悟社会现实的总体，也只有自觉的“阶级意识”才能真正使无产阶级成为“主—客”同一体，肩负起认识和改造社会的重任，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概括来说，卢卡奇以抽象的人作为历史的主体；以主体及由主体构成的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历史的根本动力；以实现主体与客体的同一为历史发展的目标；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不在于推翻剥削制度，而在于把握“总体性”以克服“物化意识”。其思想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3.“日常生活批判”对人类解放的致思。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1901—1991）是西方学界公认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在他的一生当中，直接参与或影响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法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和宣传、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冲突与融合、抵抗法西斯运动、绿党和平运动、全球化问题研究、苏东剧变思考等重要历史活动。他的理论研究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生态学、大众文化、社会批判理论等众多领域，而对“日常生活批判”和人的解放的探索，始终是他的理论研究的重心。

列斐伏尔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重要理论资源，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未来社会“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思想出发，通过对“异化世界”的描述和人类异化的克服的思索，提出了“总体的人”的概念。

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就是想超越经济意义上的人，使人获得彻底的解放。但是，“这种解放的最终结果是总体人的实现”。在他看来，“总体的人”是人的“他物”世界的理想，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目标，是“消除了异化”的人。正如他所说：“总体的人是变化的主体和客体，它是与客体对立并克服这种对立的有生命的主体，是被分成许多局部活动和分散的规定并克服这种分散性的主体，它既是行为主体，又是行为的最后客体，甚至是行为在生产外界客体时的产物。总体的人是有生命的主体—客体，是起初被弄得支离破碎，后来又被禁锢在必然和抽象之中的主体—客体。总体的人经历了这种支离破碎走向自由，它变成自然界，但这是自由的自然界。它象自然界一样成了一个总体，但又驾驭着自然界，总体的人是‘消除了异化’的人。”(www.xing528.com)

他进一步批评道，唯物论的和实践的哲学，没能提出一个超验的理想，没能提出一个应该是一种实在的功能，并扎根于人的可能的实在性和存在于其中的理想，而“总体的人的思想适应了这种要求”。“总体的人”是人类异化的结束，使“人回复到人”。它是所有人类因素的统一；它是人类“史前史”的终结，是兽性的“自然历史”的终结；它开创了真正的人类时期，并且在这个时期，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最终还将试图解决纯属人类自己的问题即幸福问题、知识问题、爱情问题和死亡问题，使这些问题从无法解决的条件中解放；同时，它还将使任何人类集体摆脱自己的局限性，并充实它们，使它们走上具体的世界大同而又不失去自己的独特性。用他的话说：“总体的人是自由集体中自由的个人。它是在差别无穷的各种可能的个性中充分发展的个性。”

因此，总体的人是一种最高的人道主义。“在这种人道主义中，最高的权力机关不是社会，而是总体的人。”

但是，处在异化中的人类“对自己的本质和真实的价值并不很理解。”这集中地体现在，人类对生产活动和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上。列斐伏尔认为，“生产”一词的内涵至关重要，因为，它包含其他活动并说明其他活动；因为，它包含并意味着人的本质、行动、知识；因为，它意味着全部人类价值。然而，直到今天，劳动所生产的东西依然是外在于人、独立存在并作用于人的东西和力量。人的生产活动只是人类满足继续生存的物质需要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人类的本质、个性的确证和占有。

他援引马克思说：“任何生产都是人类在一种社会形式下并用这种社会形式来占有自然。”并且进一步深刻地指出，如果说人类的本质目前还处在“异化”的状态下，那么这首先意味着“社会形式”无助于人类占有自然界。他认为，人类异化在现代社会集中表现为日常生活的全面异化，表现为现代世界日常生活细节不再体现总体的意义。因此，他认为应当把社会批判的视角转向“日常生活”。所谓“日常生活”就是每一个人的事，就是我们的具体的生活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异化，恰恰依存于日常生活之中。“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的东西，也就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一方面已经把经济现实、现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和革命的政治意识等等包容起来；另一方面又将它们掩盖和隐匿起来。所以，一定要撕破面纱才能接触真相。这种面纱总是从日常生活中产生着，不断地再生产着；并且把日常生活内含的更深刻、更高级的本质隐蔽起来”。列斐伏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日常生活被普遍地异化了。占据日常生活场所的不是生活中的人本身，而是某种非人的物。人在日常生活中丧失了自我，成为异化生活的牺牲品。因此，必须按照“总体的人”的目标和要求，对日常生活进行一场“总体性的革命”；而这场革命的前提是对“日常生活的真正的批判”。只有以“日常生活批判”为出发点，以“总体的人”为前景，通过“总体运动”和“总体革命”，才能真正扬弃和克服存在于并且泛化于日常生活之中的异化，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在人类走向包括经济的、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艺术的各种努力和尝试的“总体运动”中，列斐伏尔最为推崇艺术。他认为：“在所有这种尝试中，只有艺术才为我们留下最巨大的价值。”“艺术始终包含一种趋向，一种走向总体行动的努力。”“因为艺术是摆脱异化特性的生产劳动，是生产者和产品、个人与社会、自然生物与人类的统一体。”所以，他呼吁“让日常生活变成一件艺术作品”！使日常生活摆脱资本主义的异化，真正成为人的生活。

因此，他把革命理解为“改造生活”，理解为微观的文化革命。认为马克思原先设想的革命即“劳动的解放和生产关系的转化”只是“最低限度的革命”，而“最高意义的革命是完全改变生活”。“最低限度的革命是通向最高限度的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