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玫瑰：经典意象与宗教象征的探寻

在1861年，当画家兼诗人但丁·加百利·罗塞蒂和诗人阿尔加侬·斯温伯恩在经过伦敦梅菲尔的格拉夫顿街道的伯纳德·夸里奇书店时，他们看到了一堆打折的插画诗集，有伟大的波斯数学家、天文学家、诗人欧玛尔·海亚姆（1048—1131年）的诗集译本。译者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聘请爱德华·J.沙利文为书中的75首四行诗的每一首诗都配上线描插画，然后出资印刷此书并说服夸里奇进了些书在店中售卖，但这些书在那里滞留了两年都没有售出。为了尽快卖掉书，夸里奇将其降价至1便士并放在店外的桌子上，罗塞蒂和斯温伯恩各自买了一本。他们都被书中的语言和视觉意象深深迷住，并告诉了他们所有的朋友，消息很快传了出去。很显然，菲茨杰拉德是相当自由地翻译了此书，将书名译为《鲁拜集》。书很快售完，而且以各种各样版本的插图重印，从未绝版，最广为人知的是埃德蒙·杜拉克所绘插画的版本。

鉴于玫瑰在波斯文化中的重要性，《鲁拜集》中多次提及玫瑰并不奇怪，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四行诗是第13首：“请看周遭烂漫的蔷薇——她说道：‘我笑着开在世界里，一朝我的锦囊破时，我把囊中的钱财散满园地。’”这首诗激发了很多诗人和插画师，如威廉·辛普森等艺术家前往海亚姆在伊朗东北部尼沙普然的墓地悼念。

他发现了一种小的、粉色的玫瑰生长在那里。他带回了一些这株玫瑰的种子寄给邱园。其中长出的最好的幼苗是一株在夏季开花的大马士革蔷薇，它于1893年10月7日被欧玛尔海亚姆俱乐部的热情成员们栽种在萨福克布尔格的菲茨杰拉德的墓前。

在《旧约全书》及古希腊与古罗马、中国唐宋时期、莎士比亚、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等文学家的作品中，玫瑰一直以来都是文学中的经典意象。它在不同时代有着各种象征意义，比如典雅的爱情与欲望、死亡和生命的脆弱，以及上帝的爱。玫瑰很少有不带刺的，这给了它另一个文学隐喻，意味着为了这一系列的爱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没有其他的花能够激发如此多的伟大作家的灵感。在中国宋代，有一首诗中提到黄色蔷薇：

埃德蒙·杜拉克，韵律诗《看那风中的玫瑰》插画，出自《鲁拜集》，1909年

瀹雪凝酥点嫩黄，
蔷薇清露染衣裳。
西风扫尽狂蜂蝶，
独伴天边桂子香。

数个世纪以来，波斯一直是玫瑰崇拜的中心并以波斯文学而闻名于世。把书籍称为“花园”的传统正是源自波斯。这一传统与波斯的诗人兼哲学家萨迪（1194—1296年）有特别的联系。在他的著名作品《古丽斯坦》（又名《玫瑰园》，1258年）的前言中他解释了原因：

一盘玫瑰对你有什么用处？
从我的“玫瑰园（书）”里摘一片叶子。
一朵花也只能开五六天，
但是我的“玫瑰园（书）”总是令人愉悦。

同样地，哈菲兹（1315—1390年）至今仍然是伊朗最受喜爱的诗人，他的诗中也写了许多的玫瑰。

很久以来，从西班牙到日本的作者都用园艺术语中的“收集”“树叶”和“言语之花”来指代作品集。

这个把书比作一个花朵储藏库的隐喻很好地构建了西方文学的传统。“选集”一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采集诗歌之花”。花园是一个“安乐之所”或者“理想的、令人愉悦的地方”的想法鼓励作者们用隐喻和故事来吸引读者。尤其是“封闭的花园”的典故至少可以追溯到《旧约全书》中的雅歌：“一个封闭的花园是我的姐妹、我的伴侣，一个关锁的花园犹如一个封住的源泉。”

《萨迪在玫瑰园》，一幅摘自1645年版，波斯诗人萨迪的《古丽斯坦》（又名《玫瑰园》）的插画

手拿一朵（很大的）玫瑰花蕾的恋爱中的人，摘自《玫瑰传奇》

中世纪的欧洲文学极大地受到了《玫瑰传奇》的影响，基洛姆·德·洛利思大约在1230年创作了一首最初有4000行的诗。它以一个有围墙的花园为背景，用玫瑰比喻女人和得不到的爱情。典雅爱情是理想化的骑士行为的缩影。根据柏拉图的思想，典雅爱情讲述的是年轻的骑士对一个一直无法得到的女人的崇拜，通常是因为她已经结婚了。通过一步步精心的安排，他试图赢得她的芳心，从而证明了在她无依无靠的时候他的价值。理解，甚至是实践典雅爱情被视为是每个年轻贵族所受的基本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推测，德·洛利思是在《玫瑰传奇》完成之前去世的，因为原文的4000行诗以后的部分在之后的40年里一直没有完成，直到13世纪70年代，让·德·摩恩续写了17000行不朽的诗句。他写作的主题复杂，包括了理性、天赋与其他人格化的哲学思想之间的辩论。把重点从浪漫的理想主义转移到更加明显的性爱情感，现在“玫瑰花蕾”变成了一种身体的、感官的象征。《玫瑰传奇》现存约有130种手抄本。3个世纪以来，这部诗集一直是欧洲最畅销的书，虽然它也受到了批评。例如，1402年，克里斯蒂娜·德·皮赞所著的《关于玫瑰传奇的争论》反对让·德·摩恩在诗中关于厌恶女性的描写。

杰弗雷·乔叟（1343—1400年）也有一份《玫瑰传奇》，并将其中的部分翻译为《玫瑰的浪漫》，“Romaunt”在中古英语里意为“浪漫”。因为在原文里主人公向一个年轻女子求爱，女子被安全地藏在一个有围墙的花园里：

如此珍藏是理所当然的，
她应该好好地
抓住每一朵玫瑰。

受到《玫瑰传奇》的影响，乔叟用人性化及性感现实主义的手法刻画人物，这在英国的写作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有几处借用了《玫瑰传奇》，例如巴斯夫人有几句台词就是直接从《玫瑰传奇》借用过来的，甚至女校长的餐桌礼仪都可以与法语版《玫瑰传奇》联系起来。

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中奥布朗所说的提泰妮娅睡觉的地方，如20世纪初的一张明信片所绘

如果说《玫瑰传奇》的象征手法让现代读者感到困惑和陌生的话，那么但丁·阿利吉耶里（1265—1321年）创作于14世纪早期的叙事体史诗《神曲》的第三部分“神秘玫瑰”也是如此，诗中讲述了但丁穿越地狱、炼狱以及最后到达天堂的旅程。他敬爱的缪斯女神比阿特丽斯带领他穿过九个球体见到上帝。接近尾声时，他看到一朵巨大的单瓣玫瑰花瓣上站着一群圣徒。

阳光洒落下来，比阿特丽斯走到花瓣上她的位置，花瓣融合了人与神的爱。这首诗充满了园艺的隐喻——圣人被称为花朵，天堂被称为花园，白玫瑰的香气代表着对上帝的无限赞美，当然，上帝是“永恒的园丁”。但丁诗中的神秘白玫瑰代表了天堂，确立了玫瑰作为宗教象征的地位。继但丁之后，弗朗西斯科·彼得拉克（1304—1374年）是另一位因十四行诗而知名的诗人，他经常在他的爱情诗中运用玫瑰的意象：

这朵白玫瑰诞生于尖刺荆棘中，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在这个世界看到平等？
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个时代的荣耀？

法国诗人皮埃尔·德·龙沙的《致卡桑德拉的颂歌》（1545年）一诗中的“亲爱的，我们去看看玫瑰吧”是一句出名的诱惑诗句，出自那个被称作“诗人中的王子”的人之口，他还曾说过：“玫瑰是丘比特的花束。”

莎士比亚也同样经常描写玫瑰。他曾是一个乡村男孩，因此他热爱植物并且知晓种植方法。用卡罗琳·斯普林在1935年对莎士比亚的形象的开创性分析的话来说就是：有一种观点是，在他（莎士比亚）所有的职业中最重要的一个当然是一名园丁。他观察、保存、照料、呵护他所种植的东西，特别是花和水果。在他所有的剧本中，他最容易且最果断地以园丁的角度来思考人类的生活和行动。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和诗歌作品中有多达70多处提到了玫瑰——比任何其他植物都要多。我们之前已经了解了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的玫瑰象征，以及它是如何永久地与15世纪的王室斗争，即众所周知的玫瑰战争联系在一起的，相较于历史事实，这些更要归功于莎士比亚的想象。

莎士比亚的戏剧《亨利六世》，也许还有其他早期的戏剧作品都是在伦敦河岸的玫瑰剧场上演的。这是著名的南岸剧场中的第一个，是由菲利普·亨斯洛于1585年在一个有两个花园的公寓所在地建造的，这两个花园被称为玫瑰巷旁边的“小玫瑰”，但这个剧场很快就因为环球剧场的走红而黯然失色，并在1605年关闭。1989年，人们发现了保存完好的玫瑰剧场遗址，并发起了一场保护玫瑰剧场的运动。著名的参演莎士比亚剧的演员劳伦斯·奥利维尔在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中表示支持玫瑰剧场修复项目。它的地基已经被保护起来，但是重建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了。

莎士比亚最出名的关于“玫瑰”的名言出自《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二场）中朱丽叶在露台说的话，它肯定会使每一个听到它的园丁感到一阵熟悉的颤抖：“名字算什么？我们所称玫瑰的，即使换个名字还是一样的芳香。”莎士比亚很了解他的玫瑰，并几次提到了玫瑰的名字。在《科利奥兰纳斯》（第二幕，第二场）中，勃鲁托斯谈道：“白色的大马士革蔷薇绽放在他们优雅张开的脸颊上。”在《冬天的故事》（第四幕，第三场）中，奥托吕科斯说道：“像大马士革蔷薇一样甜美的手套。”在《仲夏夜之梦》（第二幕，第一场）中，奥布朗和提泰尼娅都提到过麝香蔷薇。奥布朗勾勒出一个馨香四溢的山谷：“馥郁的金银花，芗泽的野蔷薇，漫天张起了一幅芬芳的锦帷。”而沉醉其中的提泰尼娅痴迷于奥布朗，不顾他还长着驴头，咏唱着：“我要把麝香蔷薇插在你柔软光滑的头颅上。”（第四幕，第一场）

莎士比亚也从不怯于指出玫瑰更尖锐的一面，如他的十四行诗第35首中所说：“玫瑰有刺，明泉也难免有浊水烂泥，可恶的蚊虫会在娇蕾里躲藏。”奥赛罗在犹豫是否要杀死苔丝狄蒙娜时，想到了生命的脆弱：“当我摘下一朵玫瑰，我再也不能给它生长的活力。”（第六幕，第二场）斯珀吉翁认为莎士比亚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德的家中作为真正园丁的亲身经历，使得他与同时代的牛津剑桥毕业的诗人和剧作家不同。正如比隆在《爱的徒劳》中所说的（第一幕，第一场）：

我不愿冰雪遮盖了五月的花天锦地，
也不希望蔷薇花在圣诞节含娇弄媚。
万物都各自有它生长的季节。

埃德蒙·斯宾塞（1553—1599年）用大马士革蔷薇和水仙花给牧羊女王费尔丽萨加冕，显然，这是一个不太可能的花朵组合，还有其他作家也同样缺少园艺知识。在斯珀吉翁看来，博蒙特和弗莱彻在《瓦伦提尼安的悲剧》（1647年）中给人物写的这句“你被安置在谁的身上，就像玫瑰长在杂草丛中”表现出真正的无知。同样地，安德鲁·马维尔（1621—1678年）在《少女哀悼小鹿之死》一诗中写道：“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花园，但是长满了玫瑰，还有百合，你也许猜到了，那里有些杂草丛生。”

尽管玫瑰的象征意义与天主教的联系在宗教改革时期就已经消除，但17世纪中期的清教徒约翰·弥尔顿（1608—1674年）在他的史诗《失乐园》中为玫瑰恢复了名誉。弥尔顿将天堂的主人描述为“沾满了天上的玫瑰”，玫瑰是属于天堂的花朵之一。亚当和夏娃甚至睡在玫瑰花床上，亚当还要求夏娃照料玫瑰。这与莎士比亚经常把玫瑰与青春联系在一起如出一辙，也时常把这首诗与失去的黄金时代的主题联系在一起。《失乐园》中玫瑰出现的场景还有撒旦发现夏娃：“面纱散发着幽香，在她站立的地方，突然发现，周围浓密的玫瑰泛出红色的微光。”玫瑰又一次成为了情侣情感分崩的一部分，当“夏娃头顶的花冠凋落，所有枯萎的玫瑰凋落”。

我们在第一章结尾提到过罗伯特·赫瑞克借用罗马诗人奥索尼乌斯的诗句而作的《致少女，珍惜青春》，里面提醒我们“趁青春年少，快去采摘玫瑰花蕾”。但是从王政复辟时期到18世纪初期间的诗歌中，玫瑰很少出现，只在诸如斯威夫特、德莱登和蒲柏的作品中偶尔提及。在蒲柏的讽刺史诗《夺发记》中，玫瑰仅作为对莎士比亚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面颊粉红”的青年人的一个讽刺形象：

装模作样，带着病态的神情，
脸上露出十八岁的玫瑰粉色。
练习直至口齿不清，把头垂向一边，
晕倒在空气中，骄傲地憔悴。

17到18世纪的这种文学中的中断可能是与玫瑰和天主教的联系有关。自从斯图亚特王朝的到来，都铎玫瑰作为一种政治象征的意义消失了。同时，卡尔·林奈和其他人对植物和花卉的科学研究逐渐褪去了玫瑰的宗教和神秘色彩，因为他们的研究代表的是更为直观的感受。(www.xing528.com)

诗人中再次纪念浪漫主义玫瑰的是18世纪晚期的苏格兰吟游诗人罗伯特·彭斯（1759—1796年），他于1794年出版的叙事诗里被经常提到的是《一朵红红的玫瑰》。很多人，不只是苏格兰人，当他们听到诗开头的那一句：“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在六月里开放。”肯定会觉得它很难不被谱为歌曲（但这也不总是明智的）。另外两首广为人知的有玫瑰元素的诗后来都成为了19世纪的歌曲。爱尔兰诗人托马斯·摩尔的《夏日最后的玫瑰》（1805年）的灵感来自宫粉月季。这首诗后来又反过来启发了从贝多芬到布里顿的这些作曲家们：

这是夏日最后的玫瑰，
它独自绽放着；
所有昔日动人的同伴
都已凋落残逝。
身旁没有同类的花朵，
没有半个玫瑰花苞
可以映衬她的红润，
分担她的忧愁。

20世纪早期的明信片，画面是根据丁尼生的诗《莫德》改编的音乐剧

《到花园里来，莫德》，年长些的英国读者可能会不由自主地哼起这首歌来，这最初是1855年阿尔弗雷德·丁尼生（1809—1892年）创作的一首诗，两年后，迈克尔·巴尔夫为它谱曲，配上了略带伤感的音乐，并用钢琴伴奏，使它成为了非常流行的客厅歌曲。诗中提到了玫瑰，称莫德为“少女玫瑰园中的玫瑰花后”，当她最终来到花园时，紧张的剧情开始了，至少在现代人听来，“封闭式花园”暗示了女性的性意识。相比之下，威廉·布莱克（1757—1827年）无论是在文字上还是在插画上都刻画出了一个远没有那么吸引人的形象：

威廉·布莱克，诗歌《病玫瑰》的插画，摘自《经验之歌》，1794年

你病了，玫瑰！
那只无形的虫
飞过黑夜，
在疾风暴雨中
找到了你殷红的、
欢愉的花床。
它的黑暗而隐秘的爱，
让你夭亡。

布莱克更倾向于在野花丛中找到天堂。

与布莱克一样，19世纪大部分的浪漫主义诗人们都拒绝赞颂整齐栽种的花园玫瑰，因为他们的灵感来自于大自然。高产的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年）不仅仅很少提及玫瑰，在《致雏菊》一书中，他还把玫瑰与雏菊（“诗人喜爱的”和“大自然喜爱的”）进行了对玫瑰不利的对比：“骄傲的玫瑰，雨水和露珠使她的头发蓬松。”1806年，华兹华斯居住在莱斯特郡克尔顿庄园的家庭农场，他帮助庄园的主人乔治·博蒙特爵士建造了一个冬季花园，为此他甚至写下了好几行诗来庆祝砍掉了一株玫瑰，这为雪松树的种植创造了空间。

但是玫瑰的诱惑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难以忽视，其他浪漫主义诗人们，特别是约翰·济慈（1795—1821年）所提到过的玫瑰多到可以汇集成书。在《圣阿格尼丝之夜》（1820年）中他写道：“忽然的想法像盛开的玫瑰，舒展他的眉，洗涤他痛苦的心，他的心中生出紫色的暴乱。”玫瑰的美丽转瞬即逝的属性也出现在了他的《无情的美人》（1819年）中：“您的脸颊似玫瑰在凋零——转瞬即枯萎。”同样地，他的《忧郁颂》（1820年）写着：“一旦忧郁的情绪突然来到……你就该让哀愁痛饮早晨的玫瑰。”还把玫瑰与“海浪上空的彩虹……姹紫嫣红的牡丹”联系在一起，而且他形容自己的情人有双“无与伦比的眼睛”。除此之外，针对玫瑰脆弱的自然本性，济慈认为“它与美共处——那必将消亡的美”。济慈诗中，玫瑰代表着生命力及世事无常。

约翰·泰尼尔爵士的插画，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园丁们”正在把白色玫瑰涂成红色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1830—1894年）在诗歌《十月花园》中写到“在疏落的玫瑰中”哀悼，而阿尔加农·斯温伯恩（1837—1900年）在诗歌《两个梦》（写在薄伽丘之后）中发现“玫瑰的刺摸起来很危险”。

珀西·比希·雪莱（1792—1822年）在他的诗《当温柔的歌声消散》中也把玫瑰与生命的有限联系在一起：

当玫瑰凋谢时，
叶瓣，将堆成爱人的床；
当飘然远去时，
爱情，将在我对你的思念中安眠。

雪莱在诗歌《忆》中把花卉编成了目录，但这一次是单瓣紫罗兰赢了：

百合花洒满新娘的床；
玫瑰在新娘的头上；
紫罗兰在未婚妻死时；
三色堇让我的花在我生命的坟墓上。

在整个19世纪，玫瑰出现在各种文学作品中，包括儿童故事。汉斯·克里斯蒂·安徒生（1805—1875年）的许多童话故事中都有玫瑰，据说玫瑰是他最喜欢的花。在《拇指姑娘》（1835年）中，小拇指姑娘用一个玫瑰花瓣当被单；在《猪倌》（1841年）中，年轻人送给皇帝女儿的是五年才开一次的单瓣玫瑰；《凤凰》（1850年）中的那只凤凰诞生于天国花园的第一株玫瑰丛中。

另外一个儿童文学中永久的玫瑰形象来自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梦游仙境》（1865年）。当爱丽丝问那三个园丁为什么要给玫瑰涂色时，其中一个回答：“哦，小姐，你知道，实际上这里应该种红玫瑰的，我们弄错了，种了白玫瑰。如果王后发现，我们全都得被杀头。”他们尽最大的努力避免被杀头的命运，这一幕始终是会让孩子们在那塑造出来的恐惧和期待中尖叫的一个情景。

路易莎·斯图尔特·科斯特洛，《波斯玫瑰花园》，1887年，维多利亚时期诸多对东方着迷的作家的作品之一

贯穿19世纪的一个反复出现的浪漫主义主题是经久不衰的波斯故事《夜莺与玫瑰》。

由于几位到过波斯的欧洲旅行者撰写了游记，这个故事的影响力被进一步加强了。画家罗伯特·克·波特这样描述他访问波斯王宫花园的情形：

不仅仅是视觉和味觉为玫瑰而陶醉，耳朵也为无数夜莺那野性而动听的曲调深深迷住，伴随着它们最喜爱的花朵的绽放，夜莺的啼鸣声似乎变得更加悦耳温柔。对于一个陌生人而言，这更加强烈地提醒他：这里是真正的夜莺与玫瑰之乡。

蹄斋北马（1771—1844年），《玫瑰、竹子和夜莺》，捕捉古代寓言的微妙之处

拜伦勋爵的东方故事《阿比多斯的新娘》（1813年）反转了传统的角色，用玫瑰代表男性，用夜莺代表女性。奥斯卡·王尔德在他的短篇小说集《快乐王子和其他故事》（1888年）里将古老的波斯寓言故事带给了19世纪的读者。王尔德的《夜莺与玫瑰》将故事重新安置在了牛津，在那里，一个年轻的学生爱慕教授的女儿。相似的情节是，因找不到红玫瑰，夜莺刺穿了心脏，将白玫瑰染成红色，而学生最终被爱人拒绝，在王尔德看来，这是暗示着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道德的伪善。只有鸟儿才懂得欣赏纯真的爱情并愿意为之付出生命。在他的话剧《认真的重要》（1895年）中，当赛西莉送给阿尔杰农一朵佩戴在扣眼上的花时，王尔德将这个特殊的玫瑰品种命名为“玛蕾查尔·尼尔”。这其实就是一款在当时极为流行的于1864年诞生的黄色诺伊塞特藤蔓月季，尽管它的欣赏者、园丁对它的名字都耳熟能详，然而阿尔杰农却拒绝了这朵花，他要求获得一朵粉色的月季。他说：“因为你像极了一朵粉色的月季花，赛西莉。”他为这种冒失而深受指责。

也许是叶芝将玫瑰从浪漫的象征转变为神秘的象征。叶芝对玫瑰十字会是如此着迷，1888年，他在伦敦加入了这个会社。他并不是唯一将文学与玫瑰十字会联系起来的人。学者们仍在为歌德的《神灵的问候》的含义争论不休，但是他的诗句“是谁把玫瑰嫁给了十字架？”毫无疑问指的就是玫瑰十字会。叶芝深信玫瑰是“西方的生命之花……而且象征着爱尔兰”。当他爱上莫德·冈恩时，她的无法企及和对玫瑰十字会的信仰促使叶芝将玫瑰作为他诗歌作品的中心主题。与他先前的诸多诗一样，玫瑰既象征着他对莫德遥不可及的尘世爱情，又象征着更高的神秘世界的超自然力，以及他深深热爱着的爱尔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吹散了所有中世纪典雅爱情挥之不去的余音。玫瑰的世界也发生了变化。战乱之中，随着杂交茶香月季及后来的丰花月季的出现，浪漫的老种玫瑰几乎全都从花园里消失了。许多园丁们还没有意识到作家和诗人们的创作只能依赖于一个已消失的意象，在弗吉尼亚·伍尔芙于1925年出版的小说《达洛维夫人》中，花朵，尤其是玫瑰是达洛维夫人的人物性格的核心。她丈夫带给她的是“玫瑰——红玫瑰和白玫瑰”，并穿过伦敦来到她身边，只为告诉她说他爱她。当他们见面时，他欲言又止，但玫瑰替他说出了无言的告白。

从D.H.劳伦斯到詹姆斯·乔伊斯，玫瑰从未远去。T.S.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1936年）之“焚毁的诺顿”中描绘出了秘密花园的意象。

这是首关于一座被焚毁的房子的诗，在1934年，艾略特曾参观过这座房子，诗中回荡着一些熟悉的主题，例如“安乐之所”，或者“理想的，令人愉悦的地方”。这首诗有很多种解读，但最先进入脑海的总是一个熟悉的画面，让人想到“我们从未打开的门，由此进入玫瑰园”，感觉又回到《玫瑰传奇》及它所描写的封闭式花园。

鉴于这是一个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思想非常普及的年代，许多20世纪关于玫瑰的文学都不可避免地会有更深层次的心理解读，比如伊丽莎白·鲍恩在他的文集《看这些玫瑰》中写的疾病缠身的玫瑰。然而，有的时候玫瑰走进一个故事里不再是因为复杂的原因，而只是因为作者喜欢它。意大利小说家安伯托·艾柯说过，他给他最畅销的小说选择了《玫瑰之名》这个书名，仅仅是因为它很中立。

有时候作者对自己的玫瑰是非常了解的。在阿莉·史密斯的短篇小说《旁观者》（2016年）里，讲述者发现她自己的胸口长出一株玫瑰（你一定要读过这个故事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尽管这很奇怪，但当这玫瑰开花时，她很高兴地认出它是大卫·奥斯汀的英国玫瑰“年轻的利西达斯”（2008年），大卫·奥斯汀的手册上将之描写为“美丽的、紫红色的、经典的老种玫瑰之美”。史密斯的故事原型来源于一首苏格兰民谣《芭芭拉艾伦》，当这对恋人离世后，一株红玫瑰栽种在他的墓地，一株野蔷薇栽种在她的墓地，并且两株玫瑰交错而生，形成了完美的恋人结。再一次，玫瑰成为了爱情的永久象征。

这里是本章开头的一个故事的后记：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的墓地所在处萨福克郡的布尔格村距离我家不远，我忍不住前去朝圣，亲自看看载有奥马尔·海耶姆荣誉的那株玫瑰所在地。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那里，因为教堂位于村庄以外的一处私人房产，沿着一条路面尚未修整好的路才能到达。这个乡村小教堂里的墓地由萨福克野生动物信托基金来管理，所以草和野花可以任其长到齐腰那么高，以至于把许多墓碑都藏了起来。最终，在一个树荫遮蔽的角落里，我看到了一个铁丝笼，我知道里面被围起来的就是那株玫瑰。上面挂了一块纪念匾，当我走近些时，我可以看到里面有树枝状的物体。我没有抱太大希望能看到盛开的花——这不是一个适合玫瑰生长的地方，它被树木覆盖，更不要说这株玫瑰是120年前栽种下的。我再走近些，发现了一抹色彩。这会是那株从海耶姆墓地带回来，然后在邱园栽培的玫瑰吗？我按捺不住兴奋想要看一看这株馨香玫瑰的那淡粉色的花瓣。

萨福克郡布尔格的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的墓前所栽种玫瑰的纪念匾，为了纪念奥马尔·海耶姆

让我大失所望的是，那个单瓣玫瑰竟然是黄色的。我不知道它是怎样来到这里的——也许是一个芽变又或者是善意的当地人发现原来那株玫瑰已经死掉，于是又重新栽种了一株。但它怎么能是黄色的？也许他们应该听从克里斯蒂娜·罗塞蒂的劝告：

当我死了，亲爱的，
不要为我唱哀伤的歌曲。
别在我的坟上栽种玫瑰，
也不要栽种成荫的柏树。
只要盖着我的青青的草，
能畅饮着雨水和露珠儿。
如果你愿意，你就想起我；
如果你愿意，你就忘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