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3000年前,人们把玫瑰从野外带回来栽种、欣赏,并通过它的花朵和香味愉悦自己、获取利益。通常在人们的花园内有一处地方专门用来栽种玫瑰,从“Gulistan”(波斯语,意为“玫瑰园”)到“Rosarium”(拉丁语,意为“玫瑰园”),从“La Roseraie”(法语,意为“玫瑰园”)再到美国白宫的“Rose Garden”(英语,意为“玫瑰园”),它们都专为玫瑰而存在。
专为玫瑰建花园这个概念来自于中东地区。对于波斯人而言,“paradise”这个词的意思是指距离天堂最近的一个花园,一个有围墙、长满玫瑰的快乐花园。玫瑰因为它的香气和美丽而备受珍视。在大部分中东和莫卧儿时代的印度等自然环境多是半沙漠的地区里,水和需要用水浇灌的花园是极为珍贵的奢侈品。经典的伊斯兰花园设计被称为“天堂花园”——一个长方形的大花园,用细沟一分为四,花园中间是一个水池。已知的最早的天堂花园在波斯首都帕萨尔加德,是由居鲁士大帝(约公元前530年)在设拉子附近建造的。这种风格的花园里通常主要栽种玫瑰,且栽种数量巨大,这一传统延续了多个世纪。1593年,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故宫中种植有50000株白玫瑰。
中世纪欧洲的封闭式花园(hortus conclusus)更小、更简洁而且少了些异国情调,水不再是奢侈品。花园被看作是宁静的港湾。记载中的中世纪玫瑰花园里有欢唱的鸟儿和孔雀,是平静和沉思之所,它最开始是用墙围起来的,后来改为用藤编的棚架围起来。
这个形象一直活跃在早期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中。不管是伊斯兰教的天堂花园,还是基督教的封闭式花园,他们都持续地影响了后来的玫瑰花园。
规则化主导着16与17世纪的欧洲花园。苗圃主把玫瑰规范化地列入清单,但是我们对其使用方式知之甚少。开始于1720年的英国景观运动的崛起致使花园不再是时尚。但是花园历史学家马克·莱尔徳曾经展示,18世纪的花园中经常包含圆形花坛或者香花坛,里面主要栽种芳香的植物。例如香石竹、紫罗兰,当然还有玫瑰。玫瑰仍然在城市花园中继续流行。正如1734年玛丽·德拉尼写给她姐姐的信所证实的一样,信中提到了她在伦敦梅菲尔的花园:
巴布尔,莫卧儿帝国的创始人,他正在监督花园的设计布局,《巴布尔回忆录》,约1525—1529年
夫人,也许您认为我没有花园?但那是错的。我有一个像您在格洛斯特客厅那么大的花园,里面种着杂色的和单色的大马士革蔷薇和紫罗兰。
在大一些的宅院里,花境可能并没有完全在房子的视野内,但里面确实栽种了玫瑰,特别是用做切花的玫瑰。菲利普·米勒的《园艺词典》第1版中建议,把玫瑰种在靠近暖墙的位置可以让它们早些开花。1751年,一个为“牧师住宅花园”的种植计划包含了将未指定品种的玫瑰种在忍冬旁边;1752年的萨里花园建议将犬蔷薇(狗蔷薇)与锈红蔷薇(多花野蔷薇)作为林下植被栽种在小树林下。另外一个旧温莎的花园计划里提到了百叶蔷薇。花园会计账簿也见证了玫瑰的持久应用。在1756年,牛津伯爵夫人为威尔贝克大修道院订购的植物包括34个品种,大部分都订购了两株或者四株。其中最便宜的是锈红蔷薇,每株2便士,而伯爵夫人最奢侈的行为是订购了两株苔蔷薇,价值是前者的12倍,即每株2先令。根据肯辛顿的罗伯特·福伯育种园的记录,这样的订单至少开始于1724年。
在经历了被约翰·哈维称作“一段玫瑰贸易的停滞期”之后,18世纪晚期,玫瑰价格开始上涨。景观设计师汉弗莱·雷普顿(1752—1818年)为了说服客户,在他著名的“红皮书”里图解种植玫瑰“之前”和“之后”来展示方案,这时玫瑰已再次站在花园植物的舞台上,玫瑰的价格与需求都已上升,雷普顿提到了种植玫瑰的花园的具体面积。例如,在1813年雷普顿的最后一幅设计中,他为赫特福德郡阿什里奇的布里奇沃特伯爵规划了一个玫瑰园。
埃米莉亚在花园里,红玫瑰和白玫瑰攀缘花架而上,乔万尼·薄伽丘,《苔塞伊达》,1340—1341年
玫瑰仍然是城镇花园的重要角色,1791年,伦敦花园的一个宏伟计划证实了玫瑰的重要性,这份计划中包括了苔蔷薇、新变种百叶蔷薇“蓬蓬”和一个1777年引进的白色百叶蔷薇“唯一”、双色异味蔷薇即奥地利铜蔷薇、麝香蔷薇、1789年法国大革命那年引种的德米奥克斯玫瑰,最后是从大西洋对岸来的加罗林蔷薇。23年以后,在1814年到访伦敦的一个德国游客,曾写下在伦敦的“美丽的广场”上的小孩子们“在玫瑰丛中”玩耍的情形。
在19世纪初,勇敢的英国旅行者的出版物更增添了波斯花园的迷人魅力。伊丽莎白·肯特在她的《家中的花》一书中引用了一位景观艺术家罗伯特·克波特爵士所描述的一个波斯王宫:
我被两棵高约4米的玫瑰树的景象深深震撼,树上开满了数千朵花,它们向四周生长、蔓延、盛开、吐露芬芳,连周遭的空气中都充满了精致细腻的香气。的确,我相信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波斯这般将玫瑰种植做得如此完美;再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众能如此热衷栽培和珍视玫瑰。他们的花园和庭院内到处都是玫瑰的身影。
正当波斯人沉醉于种植传统的古代玫瑰时,大西洋彼岸已掀起了从世界各地引进新品种的热潮。托马斯·杰弗逊(1743—1826年)就是一位有激情的种植者。在1791年,他从纽约法拉盛的威廉王子苗圃订购了一些玫瑰,用来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蒙地卡罗的新家栽种。威廉王子苗圃是美国第一家从英国和法国进口玫瑰并销售的苗圃,但它只能供应10个品种。杰弗逊尤其喜爱从法国进口的玫瑰,特别是“罗莎曼迪”,那是一种精美的杂色玫瑰,可以剪下来放在室内观赏。
规则式庭院里的玫瑰,插画,克里斯平·范·德帕斯,荷兰,《园圃花卉》,1614—1615年
他的订单里还包括两株宫粉月季和两株麝香蔷薇。这些花不只种植在蒙地卡罗。杰弗逊在1816年11月1日的园丁日记上写着,在弗吉尼亚白杨林他的另外一个住所里,他“在正北方的椭圆形花坛里种植了不同种类的高大的玫瑰,还在东北方向的花坛里种植了一些矮小的玫瑰……”
尽管英国、美国、法国彼此间存在各种冲突,但种植商、植物学者和育种师们却依旧保持联系。更值得一提的是,在1810年,拿破仑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伦敦知名育种家约翰·肯尼迪被授予特别许可,他可以穿越英吉利海峡,他的任务不仅仅是把玫瑰苗运送到约瑟芬皇后位于巴黎郊区的乡村住所梅尔梅森城堡中,还要给她的玫瑰进行修剪。他运送的植株之一就是那个前一年刚从中国引进的、非常抢手的“休氏中国绯红茶香月季”。
阿什里奇玫瑰园里的规整栽种的植物,伯克汉姆和J.泰勒,《阿什里奇的玫瑰园》,1816年,平版印刷画(www.xing528.com)
约瑟芬(1763—1814年),是拿破仑的第一任妻子。出生于马提尼克岛(她原名为玛利·罗丝·约瑟芙·塔契·德·拉·帕热利),她远行至欧洲嫁给了她的第一任丈夫亚历山大·博阿尔内。是拿破仑将她的名字从家人都熟悉的罗丝改为约瑟芬。她因未能生个儿子做继承人而离开拿破仑,退居至他送给她的梅尔梅森城堡。这座位于巴黎西郊的城堡和自带的大花园在某种意义上算是他在1810年和她离婚后给予的补偿。
约瑟芬素来执着地痴迷于植物收藏,到访城堡的人都对她收藏的各种植物惊叹不已。她从欧洲各植物园中收集到了各种具有异域风情的植物的种子,同时也从中美洲和南美洲收集新发现的植物。1803年,她购买植物花费了2600英镑,相当于2017年的230000多英镑。后来有一张订单,是由肯尼迪亲自从西伦敦的育种园寄送给她的,价值700英镑(相当于现在的60000多英镑)。和拿破仑离婚之后,他对于她的这一爱好仍继续纵容。1810年,他用任何情侣都愿意听到的话写道:“我给你100000法郎作为用在梅尔梅森的特别资金。因此你可以种植任何你想要的植物,并自由支配这个款项。”
虽然她不可能亲自在花园里弄脏双手,但她对植物的热爱之情是毋庸置疑的。据称,在她1814年去世前的10年间,约有184个品种的玫瑰在梅尔梅森盛开过。她还委托画家皮埃尔-约瑟夫·雷杜德为她收藏的植物作画。他著名的3卷玫瑰画作《玫瑰图谱》(1817—1824年)在约瑟芬去世后出版,那时,这座古堡已经由她的儿子所继承。有一个或许是杜撰的故事,说的是约瑟芬在1814年死于白喉病之时,是雷杜德和她的园丁守在她临终的床边的。
据说,约瑟芬的目标是收集到每一个玫瑰品种。梅尔梅森城堡里的玫瑰品种的清单未能保存下来。据估计,由于她竭尽全力去认识每一位植物爱好者,她很快就获得了超过200种的玫瑰,其中包括167种法国蔷薇。安德烈·杜邦曾经是邮局职员,后转行成为育种师,他是她的主要供应商,但她也从欧洲各地购买玫瑰。虽然梅尔梅森作为玫瑰花园而享誉世间,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当时的到访者们却不曾提到玫瑰,反而对她收藏的其他植物津津乐道。这很可能是因为玫瑰园是在19世纪末由爱德华·安德烈秘密创建的,他是那位决定修复古堡里的建筑和花园的园林设计师。毫无疑问,约瑟芬确实收集到了很多玫瑰,只不过它们似乎都是栽种在花盆里的,这也是没有人见过她种满了玫瑰的花园的原因。尽管约瑟芬的信件只有些碎片幸存,但这个猜测可以从她写给她的侍女的便笺中得到证实,在1808年约瑟芬访问贝永时,约瑟芬要她的侍女向梅尔梅森的园丁确认一下“是否给我的玫瑰浇水了”。
拿破仑的第一任妻子——约瑟芬·博阿尔内,法国皇后,被誉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玫瑰爱好者之一,弗朗索瓦·杰拉德,1801年
约瑟芬不断地寻找玫瑰以丰富她的收藏。法国的玫瑰历史学家弗朗索瓦·乔约克斯煞费苦心地拼凑起了那个我们所知道的收藏清单。信息来源之一就是她与前弟媳即符腾堡的凯瑟琳娜的往来通信,这位夫人嫁给了拿破仑的弟弟热罗姆。
约瑟芬请凯瑟琳娜从她家位于卡塞尔的维森斯坦城堡寄送玫瑰给她。当凯瑟琳娜居住在那里的时候,那儿被称作“拿破仑庄园”,里面有一个令人惊叹的玫瑰园,那是50年前由庄园园丁丹尼尔·奥古斯特·施瓦茨科普夫创建的。凯瑟琳娜写信告诉约瑟芬说她运送了一批玫瑰,其中一些是由施瓦茨科普夫培育的玫瑰,这些品种后来出现在雷杜德的《玫瑰图谱》中。雷杜德在书中很少提及约瑟芬和梅尔梅森,可能是因为在1817—1824年出版的时候,法国的政治氛围迫使他与前任赞助者保持距离。这本书的第2卷收录了玫瑰“罗西尔·德·范·艾登”,这是一种深酒红色的玫瑰,是约瑟芬从一个与之同名的荷兰种植商处购得的,书中指出:“在(她)去世后,这种精美的玫瑰也从梅尔梅森消失了。”
查尔斯-保罗·雷诺德,《朱尔斯·格拉维罗在拉伊玫瑰园》,约1907年
很遗憾的是,梅尔梅森的玫瑰的命运大抵如此。这座城堡于1824年被卖掉,并在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被洗劫一空。当1904年它被上交给国家做博物馆时,所有的玫瑰都不见了。一种大的紫粉色法国蔷薇“约瑟芬皇后”是雅客-路易斯·德斯米特在大约1815年培育出来的,作为约瑟芬曾经的供应商,他不惜公然违抗当局,用约瑟芬的名字为玫瑰命名。同一年,法兰西帝国覆灭之时,德斯米特被迫放弃他位于当时的巴黎郊区圣丹尼斯的育种园。他的种苗被他的伙伴种植者让-皮埃尔·维伯特拯救下来,维伯特逃过了盟军的进攻,把种苗安全地带到了他在巴黎东部的马恩的育种园。我们在第四章中已提到过这个热爱拿破仑、痛恨英国的维伯特了。
1823年,维伯特是当时栽培玫瑰最成功、收获成果最丰富的育种人之一,他推出了一款淡粉色的白蔷薇“约瑟芬·博阿尔内”,在这里用了已故皇后的前任夫姓,可能是为了弱化它与拿破仑的关系。
这只是在她死后不久以“约瑟芬”命名的数个玫瑰品种之一,这是她赢得了法国玫瑰种植人尊重的一个证明。华丽的橙粉色波旁玫瑰“梅尔梅森的回忆”是巴希尔·贝鲁兹于1843年在里昂推出的,它由一位参观过他的育种园的俄罗斯王子命名。它现栽种在已修复的梅尔梅森花园内,出资修复花园的人是朱尔斯·格拉维罗,他是位非常富有的商人,也是位于巴黎的精美的“很划算”百货商店的共同所有人。
20世纪初重新栽种的、位于巴黎布洛涅森林公园的巴加特尔园
格拉维罗一生都酷爱玫瑰,于是在1899年退休后他开始专注于玫瑰种植,并在园林设计师爱德华·安德烈的协助下在巴黎东南郊区拉伊的他的住所里创建了一个巨大的玫瑰园,格拉维罗寻获了大约1600种不同的玫瑰,到了1900年,这一收藏很快增至3200种,后来这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玫瑰园。他对日本的皱叶蔷薇和西伯利亚的勘察加玫瑰尤其着迷。而且他与来自另外一个玫瑰种植家族的查尔斯-皮埃尔-玛丽·科歇-科歇(1866—1936年)合作,他们合作培育的成果之一就是通过科歇种植园在1901年引入了香气怡人的洋红紫色的皱叶蔷薇“拉伊玫瑰园”。1916年格拉维罗死后,他的家人继续经营维护着玫瑰花园,一直到1937年由当地政府部门收购,今天位于马恩河谷的这座玫瑰园保留了世界上大部分重要的玫瑰品种。后来当地市镇又把它的名字更名为拉伊玫瑰园。
从马恩河谷的玫瑰园穿过城市就是隐藏在布洛涅森林公园角落里的第二个玫瑰园——巴加特尔园。它让巴黎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玫瑰园之都。它的城堡是1777年一次打赌的所得,阿图瓦伯爵和他的嫂子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打赌说,他不能够及时重建当时已被毁掉的建筑以筹办两个月以后的宴会,他赌赢了。阿图瓦伯爵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因流放而保住性命。从1832年起,这处产业由一系列的英国贵族所拥有。1905年,巴黎市收购这座城堡,并计划在空地上建一座玫瑰园,由景观设计师让-克劳德·尼古拉斯·福雷斯蒂尔设计,他因设计了埃菲尔铁塔旁边的战神广场而知名。
在巴加特尔园,经过与格拉维罗磋商后,福雷斯蒂尔创造了一座规则式的花园,他在长方形的花坛内栽种玫瑰,但也结合了庄园里的景观与许多保存下来的雕塑和小型建筑进行设计。他在草床上把单株的玫瑰栽种成环形,草床的边缘有展览用的盒子。藤蔓玫瑰环绕着方尖碑和凉亭生长,在标准的玫瑰丛下,栽种矮小的玫瑰以形成规则式布局。巴加特尔园收集到了超过2500个品种的20000多株玫瑰。1907年,巴加特尔园为新的玫瑰品种举办了国际玫瑰比赛,由福雷斯蒂尔和格拉维罗为比赛剪彩。能将玫瑰重新引入花园,福雷斯蒂尔起到了一定作用,他对此感到很自豪,并且在1920年这样写道:“仅仅20年前玫瑰还备受冷落,不允许被引进,在公共花园里无立足之地。”巴加特尔园被誉为“福雷斯蒂尔的大师之作”。园内珍贵的、有历史价值的玫瑰品种,尤其是19世纪早期的那些玫瑰,现在仍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参观者在每年的六月和七月前往参观。
摘自1884年的《伦敦新闻画报》刊登的漫画《夏日玫瑰秀》,讽刺公众玫瑰展的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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