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晋升分析：应用和优化

在现实中，锦标竞赛往往是多次连续的，一次竞赛的获胜者会进入下一轮锦标竞赛，其中的获胜者再进入下下一轮竞赛，反复循环，直到最后一轮锦标竞赛，企事业单位薪资晋级、官员锦标晋升、体育竞技比赛等典型的锦标竞赛都是如此。在现实中广泛存在的带有步步淘汰的连续多次锦标竞赛中，随着锦标竞赛的逐级开展，代理人的能力水平也逐步得到显现，逐级进行的锦标竞赛会自动甄别和显现代理人的能力大小。也就是说，在连续多次锦标竞赛的早期或初级阶段进行的实际上是混同竞赛，而在后期或高级阶段进行的自然就变成了分类竞赛。下面应用理论研究结论分析官员锦标晋升中的混同竞赛和分类竞赛。

政府官员晋升也是一种典型的锦标竞赛。从乡科级、县处级到厅局级、省部级再到国家级，每一步晋升都是锦标竞赛择优提拔的结果。其中，择优提拔是指对候选人按照一定指标体系进行绩效考核，把考核结果按照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再经上级领导机关研究决定最终人选。虽然考核结果的锦标排名不是决定竞赛结果的唯一因素，但是重要因素。并且，上级领导机关研究过程中考虑的各种因素其实是一种非量化的、主观性强的甚至非公开的考核和锦标排名(陈潭，刘兴云，2011)。因此，官员晋升其实是综合公开和非公开、客观与主观考核的锦标排名晋升，因而是典型的锦标竞赛。

这种政府官员晋升的锦标赛模式被认为是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三十多年的重要根源(周黎安，2007)，也是中国高投资率的重要原因(朱汉清，2011)。政治忠诚、经济绩效和辖区民意，是官员晋升锦标赛中上级领导机关考核下级政府官员的三个主要维度(刘剑雄，2008)。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改革开放时代，经济绩效的重要性更为凸显。事实上，中组部考核干部评价指标的前三位依次是人均生产总值及增长、人均财政收入及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及增长，与之对应的地方政府发展目标的前四位依次是人均生产总值及增长、财政总收入及增长、招商引资和城乡居民收入及增长(陈潭，刘兴云，2011)。实证研究也说明，政府官员晋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指标的锦标竞赛晋升。比如，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率确实是影响官员晋升激励的政府绩效目标的主要内容之一(马亮，2013)；来自城市数据的证据显示，经济增长速度是影响官员晋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姚洋，张牧扬，2013)；来自省市两级政府的证据显示，官员晋升确实是一个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内容的锦标赛机制，而且从省级到市级自上而下竞争逐渐升级(乔坤元，2013)。

从乡科级经县处级、厅局级、省部级到国家级，官员锦标晋升是一种典型的连续的逐级淘汰的锦标竞赛，每一轮锦标竞赛的胜出者得到晋升，同时获得参与更高一级的竞赛机会。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这样逐级晋升而来。这种连续锦标竞赛淘汰是金字塔似的，越往上获得晋升的机会越小，大多数官员只晋升到县处级和厅局级，少数晋升到省部级，只有极少数晋升到国家级。同时，越往上，锦标竞赛中胜出获得的薪资增幅越大。表3.1是公务员职务工资表，从中可以看出每一级晋升的薪资增幅逐渐增加。如果考虑管辖权力、职业地位、社会影响、职业成就感等因素，这种增幅逐级增加的程度更大。

由于各个地区、各个部门情况差别很大，官员锦标晋升中更多的是混同竞赛。比如，从乡科级到县处级的锦标晋升，由于同一个县内的不同乡镇的经济资源等情况差别大，不同乡镇科级人员的学历、工作年限、工作业绩等差别也很大，因此是典型的混同竞赛。又如，从厅局级到省部级的锦标晋升，虽然参与竞赛的厅局级人员经过几次竞赛选拔在学历、工作能力、工作业绩等方面的差距缩小了，但是同一个省内不同的市或地区在经济资源、交通条件、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别依然很大，而且位处城市领导的厅局人员要与位处公安局、财政局等职能部门领导的厅局人员展开锦标竞赛，还存在时有发生的“空降”现象(甚至县处级都有“空降”，比如官方媒体报道2015年7月6日陕西省咸宁市永寿县委书记调任山西省怀仁县委书记。虽然不是从中央部门到地方，但是媒体报道时也都称为“空降”)，因此也是典型的混同竞赛。类似的，即使是从省部级到国家级的锦标晋升，也具有浓重的混同竞赛色彩，因为不同省部情况千差万别。当然，从乡科级到国家级的逐级锦标晋升，混同竞赛的属性在逐渐减弱，分类竞赛的属性在逐步加强，因为学历、工作能力、工作经历、工作业绩等内在方面的差异逐步减小。从这个角度讲，2015年公务员工资改革中缩小了不同职级职务工资的增长幅度，就是更大程度上承认和认可了混同竞赛的属性特点和影响范围，因而是合理的。(www.xing528.com)

表3.1　2015年公务员职务工资标准对照表

官员锦标晋升的混同竞赛特点，使各级候选人处于不公平的锦标竞赛中，这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影响。一是，积极作为。虽然与优势者竞争处在不利的竞赛格局中，但是毕竟也在同台竞争中，通过更多的努力也有获得晋升的机会。这是一些地处内地或相对偏远的地方政府大胆创新、积极探索的原因之一，因为一旦探索成功工作业绩就会突出，在锦标竞赛中获得晋升的机会就会很大，而不创新探索得到晋升的机会一定很小，即使探索失败按照现在的政治逻辑也不会被降级只是把本就很小接近零的晋升机会降到零而已。这可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速中存在的“西强东弱”现象(朱浩，傅强，黎秀秀，2015)。二是消极不作为。因为由金字塔结构决定的晋升机会本就很小，处于不利竞争地位就使晋升机会更小，而且客观、广泛地存在不少官员在职业生涯中晋升到厅局级、县处级甚至乡科级就停止的现象，不少官员深感晋升无望，就不努力不作为，只是得过且过保住现在的位置和级别，甚至在现有位置上充分获取各种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小官巨腐”现象，比如媒体报道的深圳科级官员受贿超千万元、河北科级官员贪污近八百万元等。广泛使用的干部交流制度，使官员的工作经历中有时处于锦标竞赛的相对优势地位有时有处于锦标竞赛的相对劣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此问题。

此外，2015年再次开展的优秀县委书记评选表彰其实也是锦标竞赛，而且也是混同竞赛。一方面，优秀县委书记虽然只是一种荣誉，但是为下一步升迁打下了坚实基础。媒体报道1995年评选的100名优秀县委书记中在20年后有16人晋升到省部级，超过40人晋升到厅局级，考虑到有不少人在被评为优秀县委书记时已经快到退休年龄或者在下一次干部换届晋升前已经到退休年龄等因素，优秀县委书记获得进一步晋升的概率应该远大于平均值。因此，优秀县委书记评选其实也是锦标竞赛。另一方面，优秀县委书记评选是典型的混同锦标竞赛。全国3000多个县情况差别非常大，各县委书记的学历、年龄、工作经历、工作能力和工作业绩等差别也非常大，却一同参与1995年和2015年两次全国性的优秀县委书记评选，必然有的处于优势有的处于劣势地位，是能力和地位不同的混同竞赛。解决此问题的一种方法，就是把评选指标分配到各个省或直辖市，事实也确实如此。虽然剔除了各省或直辖市之间的地位差异，但是各省或直辖市内评选几名优秀县委书记仍然是混同竞赛。虽然如此，无论优势者还是劣势者都愿意接受和参加混同竞赛，因为正如以上理论分析结论所表明的那样，高能力者希望与低能力者展开锦标竞赛，而低能力者既愿意与低能力者也愿意与高能力者进行锦标竞赛。